葛起新
谈师1909年9月诞辰，今将逢百岁荣庆，作为学生的我，深怀谈师崇高的精神品质，在教育事业和科研事业上做出杰出的贡献，特别是为我国遗传学科的建设和发展，表达我对谈师无限敬仰之心。
谈师1930年东吴大学生物系毕业获理学士学位；1932年燕京大学进修研究遗传学，获硕士学位；1936年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获博士学位后，又在摩尔根实验室进行科学研究，1937年完成博士后研究。此时接到浙大竺可桢校长来信和浙大聘书，为浙大生物系正教授，谈师欣然应聘到浙大，开设了“遗传学”课程，并继续从事这方面的科研工作。
1937年我考入浙大，1941年毕业后又留校任教直至退休。四年大学生活，因正值抗日战争开始，随着战争的进展，随校由杭州经西天目山（一年级），建德、江西泰和、广西宜山辗转迁移，最后于1940年迁至贵州遵义、湄潭，在湄潭度过了6年多岁月。在竺可桢校长积极倡导力行的“求是”教育思想下，为浙大人指引奋发进取的方向，学校重视加强文理科基础，并重视师生们的创造能力，训练学生有克服困难和进取思想。因此在辗转迁移过程中，每到一地，安顿下来后，尽快安排开出课程和实验实习。我是农学院病虫害系的学生，主要跟导师陈鸿逵教授搞植物病理和真菌学方面的学习和工作，但和大家一样要学好英文、微积分、物理学和生物系开出的多门基础课程，谈师开的“遗传学”也是我们必修的。谈师讲课生动，富于启发，他的音容笑貌，对大家的印象很深，也在我脑海中不断出现。不久，学校随着发展需要，又扩大了对研究生的培养计划，生物系设了“生物研究所”，谈师的“遗传学研究室”亦招收研究生。当时最早有生物系毕业的盛祖嘉学长外，接着农学院毕业的有园艺系的施履吉，农学系的刘祖洞、项维均被吸收，病虫害系毕业的徐道觉（徐后来又去美国获博士学位，在得克萨斯大学遗传学方面工作，后成为该校一名著名教授）当时也加入了谈师实验室进行科研活动。徐是我同系的同学，由于在一起共同住宿和生活，互通信息，那段时间，有关谈师在遗传学方面从事的科研情况和有关学术交流等活动情况也得到若干了解。日本投降，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学校迁返杭州，直至新中国成立后，1952年教育部进行高等院校改革，将浙大很多知名教授调往科学院和复旦大学等。谈师被调往复旦大学任生物系教授、系主任，后又成为复旦大学副校长。原浙大也分设浙大、杭大、浙农大、浙医大四校，直至1998年四校重新组合成为新的浙江大学。浙大成立了校友总会，谈师亦为浙大校友总会主要委员，校友会每年出刊两期《浙大校友》，各校院系间有了信息交流。因此，在1946—1952年间和1952—1998年间，谈师的科研、教育事业情况，亦可从校刊、校讯、报刊和《浙大校友》等各种来源中获悉。
1944年10月，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李约瑟曾两次参观考察湄潭时期的浙大，对浙大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参观了化学、生物学、数学、物理学系和农学院等，参加了在湄潭举行的中国科学院30周年纪念会，当时全国各校、单位提供80多篇论文，其中也有浙大教授提供的几篇，他都带回伦敦。他在对浙大师生演讲时，把浙大与英国剑桥大学相提并论，誉浙大为“东方剑桥”。他对谈家桢教授说：“浙大的学术气氛可以媲美英国的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李约瑟有如下描述：“在湄潭，研究工作是很活跃的，生物系有关于甲虫类所有色斑因素的遗传学方面工作……”1945年10月27日，他在的英国《自然》杂志上发表文章说：“湄潭是浙江大学科研活动的中心，可以看到科学研究活动的一些紧张的景象。”
谈师1944年开始研究异色瓢虫的遗传镶嵌现象，1945—1946年，他应哥伦比亚大学邀请，对镶嵌性现象规律做进一步研究并在1946年发表了论文《异色瓢虫色斑遗传中的镶嵌显性》，这些成果引起国际遗传学界的巨大反响。1948年谈师作为中国遗传学界的唯一代表，出席了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的第八届国际遗传学大会并被推选为国际遗传学联合会的常务理事。
新的浙江大学成立后，2000年浙大纪念竺可桢校长诞辰110周年大会上，谈师说：“浙大已经改变了50年来‘一母四子’局面，团结到新浙大来了，竺校长能在抗日战争最艰苦年代，把浙大办成被誉为‘东方剑桥’，这是实事求是，依据科学发展规律，引导全校师生追求真理，探索未来而成功的。当年浙大文、理、工、农……之间相互渗透，共同提高，因而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局面。”
对四校合并，谈师说：“实践告诉我们，一个大学不同于专科学校，把大学办成专科性大学，我们难以培养出一流的人才，大学的文、理是基础，哪有不重视文、理学科，而能成为一流的大学呢？老浙大所招生物研究生中，不少是农学院毕业生，他们知道农业科学如没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农业知识水平是很难提高的。”今后我们不仅要腾飞，而且要科学、教育、经济等都要走在世界前列，实现我国的伟大复兴。
(作者为浙江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