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世纪谈家桢百年遗传学:谈家桢百岁寿辰纪念画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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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与日月同辉

——敬贺谈家桢老师百岁华诞

杨竹亭

(一)

谈家桢老师,是我在浙江大学读书时期,最尊敬的老师之一。今年是他百岁之期,我们在上海的老校友,都以崇敬之心,敬贺老师的百岁华诞!

谈家桢老师是我国享有国际声誉的著名遗传学家。在学术界,只要提起他的名字,人们就很自然地,会把他与摩尔根教授联系起来,称他为“中国的摩尔根”。

谈老师出生于浙江宁波慈溪镇,6岁上私塾,12岁毕业于教会办的道本小学。1921年考入另一所教会办的斐迪中学,后又转学到东吴二中。这些学校,都有洋人教课,勤奋苦学的谈家桢,由此打下了扎实的外文基础。但他虽然身在教会学校读书,却从不信教,更未入教。他说:“我读圣经是为了学英文。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是不应该去信宗教的。”

1926年,谈家桢因成绩优异,被保送入苏州东吴大学生物系学习。在三年半时间里,他修满了四年的学分。毕业后,一面担任助教,一面又在附中和桃坞中学教生物学。

1930年,谈家桢经系主任胡经甫教授的推荐,获得一笔奖学金,可以到北京燕京大学研究院继续学习。他师从李汝祺教授从事遗传学研究。他在燕京,几乎没有节假日,整天泡在实验室里,或在野外做调查研究。一年半后,他以出色成绩,获得了硕士学位。谈家桢在燕京大学毕业后,回到母校,任东吴大学生物系讲师。同年与傅曼芸小姐成婚。傅小姐是一位知书达理的好妻子,她为了帮助谈先生出国深造,毅然变卖了自己新婚的首饰,帮助丈夫去完成出国深造的志愿。

(二)

1933年,谈家桢进入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师从被誉为“遗传学之父”的摩尔根教授,从事遗传学研究。他在摩尔根和杜布赞斯基的指导下,于1936年完成了研究课题,获得了博士学位。他的论文,后来发表在美国与德国的杂志上,引起了西方生物学界的重视。

谈家桢获得博士学位以后,就想回国了。可是摩尔根和杜布赞斯基希望他留下来继续从事研究。结果谈家桢在他们的要求下,同意再留一年,进行博士后研究。在回国以前,他的母校东吴大学要他回去任教。可是他对洋人办校,总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所以他对好友钱学森等说,最好回国以后,能到学术气氛比较浓厚的大学去教书。另一好友朱正元问他,愿不愿意去浙大?浙大的理学院院长胡刚复是他在东南大学的老师,他可以写封信去试试。

不意回信很快,除了胡刚复的信以外,还附来了竺可桢校长的聘书。竺校长在聘书中写道:“谈家桢聘为二级正教授。”谈家桢接获聘书,非常高兴,不久就回国了。

(三)

浙大竺可桢校长,他聘用教授有一个不成文的原则:凡浙大本校的毕业生,在欧美著名大学获博士学位的,回母校任教,一律以一级讲师开始聘用。而其他的国内大学毕业的学生,因为是客卿,在西方著名大学获博士学位的,以副教授开始聘用。但是对谈家桢先生来浙大,一开始就以正教授级待遇聘用,这是前所未有的。可见胡刚复院长与竺可桢校长,在讨论决定聘用他时,是何等的重视。其实,那时的浙大生物系,已经有了贝时璋和蔡堡等一流教授了。对摩尔根的学生谈家桢来浙大开展摩尔根遗传学,他们也非常重视。

谈家桢先生不负众望,经十多年的努力,确实在浙大生物系培养了一批遗传学著名专家,为中国学术界开创了遗传学及其不断发展的新局面。从此以后,他由教授而系主任,而理学院院长。

(四)

1937年7月,中国开始了抗日战争,谈家桢就是在这一年进浙大任教的。但是他到校不久,就开始随学校西迁了。受战争影响,浙大被迫先西迁建德,再迁江西泰和,三迁广西宜山,最后迁到贵州的遵义和湄潭。途经6个省,行程2600多公里,历时3年多。谈家桢先生就是随着这所举世闻名的“流亡大学”,颠沛流离,艰苦备尝,于1940年到达了贵州湄潭。

我是在这一年的9月考进浙大的,我们的系主任朱正元教授,就是当年在美国与谈家桢、钱学森一起留学的同窗好友,也就是向浙大推荐谈家桢来任教的那个热心人。他们两家都住在湄潭城里的天主堂教授宿舍里。所以我是在朱老师家里认识了谈先生。

那时的谈先生西装笔挺,英俊潇洒,教学认真,为人和气,平易近人。一口流利的英语,给广大同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又因为遗传学是一门时尚新兴的科学,且闻谈先生是摩尔根的入门弟子,所以选他课的学生特别多,许多农学院的学生,也都要求选他的课,向谈先生学习。

1942年,浙江大学遵照重庆中央教育部的决定,在理学院各系和其他各院的化工和史地两系,率先向全国招考研究生。其中,化工和生物两系的研究生最多。而在生物系中,尤以跟随谈家桢研究遗传学的学生最多。他的第一代研究生是盛祖嘉、施履吉、刘祖洞和徐道觉4人,他们的成绩个个优异,同学们戏称他们是“四大天王”。第二届又招了张本华等5个研究生,其中有一个印度人,名叫甘尚澍,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对国外招收的研究生。以后农学院的学生,在听过谈先生的遗传学课程以后,也都纷纷报考生物系的研究生,要求随谈先生研究遗传学,结果季道藩等5位农学院毕业生成了谈先生的研究生。谈先生从1942年到1947年这几年中,共培养了18个研究生。这些研究生中,很多人考取了国家公费,去美国留学,后来也都成了著名的学者。

1943年英国文化学会派李约瑟教授(后任英国皇家学会会长)来浙大参加中国科学社30周年的年会,当时胡刚复院长派谈家桢、王淦昌、束星北等几位年轻教授,负责陪同李约瑟一行参观浙大理学院各系和农学院的农化系,并参加年会活动。李约瑟教授是英国著名的生物化学家,对浙大的生物、化学、农化等有关各系特别关心。他在湄潭分校前后住了10天,对年会的80多篇论文,有一大半被他取去,准备带回英国去,送有关的科学期刊发表。在离别之时,他对谈家桢说:“浙大师生,身居偏僻地区,条件很艰苦,住在祠堂破庙里,短短的几年里,能获得这许多科研成果,很不容易。”最后他又说:“浙大的学术气氛,可以媲美于英国的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或美国的哈佛大学。”

其实,那时候老师们的生活,确实很苦。但是他们志高不坠,意气风发,在那自由民主气氛的学术校园里,大家都不言苦,埋头苦干,许多科研成果都是在那一时期研究创造出来的。后来,大家谈起在浙大时期的生活感受时,都说那是难忘的,且异口同声地说:“自己一生中成绩最佳的时期,是在湄潭浙大任教的时期。”人的能力,只有在身心最愉快的情况下,才能被充分施展出来。

(五)

1949年,全国解放了!竺可桢校长任命谈家桢为浙大理学院院长。1950年他加入民盟和参加思想改造。1952年调上海复旦大学任生物系主任。

在这期间,全国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学习米丘林遗传学和批判摩尔根遗传学的政治运动。学校当局就逼着谈家桢就“错误对待米丘林遗传学”问题公开检查。从此以后,谈家桢教授就不能再在讲台上讲授摩尔根的经典遗传学了,只能教“生物学引论”和“达尔文主义”这两门课。摩尔根遗传学的研究也只好停止了。

自那以后,在全国的学术界和学校里,都在议论着谈先生和他的“反动遗传学”思想。在全国开展批判摩尔根遗传学时,竺可桢老校长在中科院对浙大学生讲了一句公道话。他说,对学术上的争议,怎么可以用政治方法来解决?到1956年9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对遗传学中的一些问题的看法》一文以后,复旦大学才开始允许生物系开设摩尔根学说的经典遗传学。1960年,由周恩来总理任命,谈家桢教授为复旦大学副校长。从此,谈家桢的待遇改变了。

(六)

1966年夏天,文化大革命开始。全国的高级知识分子几乎都遭受了冲击。那时谈家桢先生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漏网大右派”,并与苏步青等老师一起被进行了无数次批斗。师母傅曼芸因不堪折磨而含冤辞世。其间谈家桢先生还生过几次重病,患过直肠癌,进行过切除大手术。后又胃病发作,再进行切除大手术。幸好有一位邱蕴芳大夫,也即我们谈家桢老师的继夫人,精心照料,得以迅速恢复。邱大夫为人贤淑勤奋,数十年如一日地关心保护着谈老师的身心健康,很不容易。谈老师的子女都在海外,一个人独立生活,是不可能享受到如今这样幸福健康的百岁高寿的。由此我们浙大的老校友们,对邱大夫关心照料我们的谈老师,都说应致以万分的谢意!

(七)

我与谈家桢先生的相稔,是在1988年。那时候为了筹备纪念浙大故校长竺可桢百岁诞辰,我受浙大母校和浙江省政协文史办之托,要我代表他们去苏步青和谈先生两家府上拜访,目的是希望他们各自谈谈对故校长竺可桢的看法。两位浙大的老教授,提起在浙大与竺可桢校长共事的年代里,都有说不完和言不尽的心里话。他们两人都说,在自己一生中最愉快和最有成绩的时期,是在浙大任教时期。两人又说,竺可桢是我国历史上的两位最伟大的大学校长之一(另一位是北大故校长蔡元培先生)。而谈家桢先生则认为,竺可桢校长办浙大时期,是在战时和更乱时,他比蔡先生办北大更艰巨。谈先生对他在为遗传学而被批斗时,只有竺可桢一人敢在北京为他说了一句公道话,使他感到无限的安慰和终生难忘。

在上海浙大校友会恢复活动以后,我被推为副会长,负责帮助市里普通教育的教改活动。在那时期,我多次要求谈、苏两师,去卢湾、市四等中学帮助他们进行教育改革,提高这些学校的教育质量。他们两位老师,几乎都是有求必应。这对我们帮助各有关学校开展教育改革,帮助很大。

1990年秋,浙大理学院老院长胡刚复教授诞辰百岁期,上海浙大校友会决定与全国物理学会同时举行纪念胡刚复教授诞辰百岁大会。上海的大会,由谈家桢先生主持。王淦昌、朱福忻等浙大老教授都寄来文章,在大会上宣读。谈先生自己,除了在大会上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以外,还在《文汇报》上登刊了长篇的纪念胡刚复的文章。

在这次纪念大会上,我们还请谈先生代表上海校友会,向卢湾中学的优秀学生,颁授竺可桢奖学金。

20多年来,尽管谈家桢先生年高事忙,但是他对浙大校友会的多次邀请,只要健康,总是前来参加。所以我们许多老校友,都非常尊敬他,也常常想念他。

在谈先生90高龄时,我为了建立中国科学社的故址一事,曾要求他与我联名以中国科学社社员的名义,写封信给当年的徐匡迪市长。要求他能同意我们在陕西南路上的卢湾区图书馆大门上,挂一块“胡明复科学图书馆故址”大铜牌,好让后世人们知道,这所图书馆的前身曾是中国科学社的胡明复图书馆的故址。由于谈先生出面写信,很快得到市政府的回音。批文下达以后,卢湾区政府非但同意挂牌,而且还同意在馆内增设一个“中国科学社胡明复博士事迹陈列室”,对外开放。另外还批款20万元人民币,作为添置陈列室设备之用。开幕之时,谈家桢先生会同中科院前院长周光召和上海科委主任叶淑华一同前来揭幕。

总之,谈家桢先生为国家、为人民、为科学,奋斗了一生和劳累了一生。其中为教育我们浙大的同学和帮助我们教育下一代学生,真是呕心沥血。今天,值先生百岁华诞之期,我和我们浙大的老校友和下一代青年学生们,敬向谈先生,深深地说声:非常感谢!并致以最崇高敬礼!

(作者为浙江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