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觉
在庆祝我国遗传学一代宗师谈家桢百岁寿辰之际，学生衷心祝贺谈师身体健康、长寿，并真诚感谢谈师对我直接和间接的教导、鼓励、爱护和帮助。
谈师是1937年夏，应竺可桢校长之厚聘来到浙江大学理学院生物系任教，是当时最年轻的教授之一，仅28岁。
我是1937年金陵大学附中毕业，已值抗日战争开始，参加中央、武汉、浙江三大学联合招生考试取入浙大农学院病虫害系。9月中旬入学不久，一年级新生即去于潛西天目山禅源寺上课，约两个月后杭州吃紧，全校迁到建德集中，于年底再迁江西吉安，上课一月即作期考；1938年春到泰和上课半年，九江告急再迁广西宜山，复课一年半，日机常侵临，终日警报，惶惶不安；1939年4月5日学校遭轰炸，投弹118枚，难以办学，且桂南吃紧，学校于年末再迁到贵州北部的遵义；1940年春农学院、理学院先后搬到向东75公里的湄潭，校总部和文学院、工学院留在遵义，这样就较安定地在那儿读完了我最后一年半的课程。毕业后留校任昆虫学助教，担任教学和科研任务，1945年晋升为讲师。不久日本投降，抗战胜利。1946年6月学校迁回杭州大学路原址办学。八年抗战，九年流亡，告一结束。
1937年进浙大前我对浙大的师资完全不清楚，仅知有二哥清华时的两位同学，农化系的铁明教授和植病系的陆大京教授，但均未见到，1937年冬他们就都离开了学校。其次有五哥高中时的同学即土木系的徐洽时先生，在建德时相遇，给我多方的帮助，让我能安心学习。到1938年6月在江西泰和大一结束时，学校编印的职教员学生通讯录，使我对学校有一个初步了解，各院系的负责人和教师以及行政办事人员均列出姓名、别字、籍贯、年龄、担任职务、到校年月、通讯处、备注等项，学生则有学号、姓名、籍贯、年龄、通讯处、备注等项，人手一册，从此知道了全校各院系师资的情况，也知道各行政部门的人员，对他们也都熟悉了。非常有用，至今我还保留着，暇时翻翻，尚能记起全校众多师长和同学当时的容貌，因当时全校师生仅几百人。查到生物系见教授有5人，谈师名列第三位。
农学院的有关基础课程均由生物系担任，所以非常扎实。我在病虫害系昆虫组，因此动物学方面的基础课均到生物系选修，5位教授都教过我，如贝时璋先生的无脊椎动物和比较解剖学是大三所修，1941年毕业后任助教时在湄潭旁听过贝师的组织学和胚胎学，还听过他为研究生所开的实验形态学。蔡堡先生的细菌学和动物生理学是1940年大三下在贵州遵义时所修，但不久农学院搬到湄潭，而蔡师因兼中国蚕桑研究所所长，未能随生物系迁湄潭，因而中途退选，实为憾事。谈师的遗传学是1939年在广西宜山所修，1940年大四时在湄潭曾旁听过谈师所开的细胞学。张孟闻先生授大一的动物学是在西天目山开始，到江西吉安结束。第五位张肇骞先生教过我植物分类。此外王曰玮、姚錱先生的植物生理，王凯基先生所授植物学，以及姚錱先生的生物学技术等等，使我在求学过程中得到极大的帮助，在毕业后任教和科研中更有指导的价值。如果没有生物系诸多权威教授的教导，我的成长就不可能有这么顺利，也不可能有后来的成果和贡献。
谈师教我们遗传学时，农学院各系（农经除外）和生物系合班上课，总共30余人，生物系仅王祖农、张本华两人，我系尹莘芸、梁鹗、葛起新、萧柔、徐荫昌和我六人，蚕桑系许兆壁、沈维祥两人，园艺系蔡壬侯、赵荣琛、季恭俭、潘家苏、蔡致模、唐福圃、陈湘芸、朱维藩、蒋聪强九人，农艺系林世成、郑长庚、朱德琳、熊重信、陈德植、乔礼秋、蒙巨诛七人，农化系有无修此课，我已记不清了，毕业后都得到发展，成为全国各岗位和部门的骨干力量。
记得遗传学课本是Sinot和Dunn所著的英文版本，因战时关系未能从上海运到，只能靠记笔记。谈师深入浅出的讲解，多用英文书写于黑板上，板书漂亮，虽字迹潦草，仍能辨别，恰到好处，如讲到黑腹果蝇，就把拉丁学名Drosophila melanogaster Meigan边写边读，音色动人，为学生们所赞赏，且便于记忆。我专业为昆虫学，必须牢记各种昆虫的拉丁学名，当时没有统一的中文名称，所以动植物的名称均要把学名记好，甚至还要把英文普通名称也要记上，如果蝇就得叫得出fruitfly。课外作业是做课本各章末的习题，发有英文讲义，按周完成作业交助教吴宝华先生批改，最后通过考试，掌握基本内容为有关课程打下良好基础。当时觉得谈师眉清目秀，风度翩翩，和蔼可亲，笑声朗朗，平易近人，但由于课程多，一下课要赶换教室，也就没有时间和谈师交谈。
1942年学长徐道觉从广西来到生物系谈师实验室做研究生，说到徐兄他比我早半年毕业，学的也是昆虫学。他原是浙大代办高农毕业，专业知识比我们这批普高来的，懂得多，人也热心，虽小我一月，却老成得多，尤对昆虫分类基础扎实，野外采集时，能辨别众多昆虫，在学时就往来甚密，情如手足。他去广西后，经常有信往来，做研究生时我已住在农场病虫害系大楼之上，生物系就在农场之北、对门的唐家祠堂四合大院内。我征得领导同意就叫徐兄住到我处与葛起新、李学骝分住两室。在农场食堂就膳，我们四人一桌，朝夕相处，晚上一起自修做功课，不到午夜不就寝，休息日多作野外采集。当时我受命建立昆虫标本室，徐兄多出主意帮助设计，将过去所采三角纸袋保存的完好标本，逐渐软化针插整姿展翅，干燥后以分类系统，即按分目、分科，插入玻面木制标本盒内，经过几年的积累，所藏昆虫可观，有众多珍稀种类，曾在湄潭开过一个“昆虫世界”展览会。抗战胜利后，这些标本妥善包装运返杭州，至今保存在浙大。从昆虫标本的标签上可以看到采集人徐道觉的名字和采集的年、月、日和地点，有广西宜山和贵州湄潭，这是徐兄帮助昆虫标本室建立的见证，这一简单的事例，就是谈师对我们的间接帮助。由于徐兄受到谈师的多方教导，我们也就间接地受到教诲。
生物系当时在一个四合大院内，总共二十来间，设三个大组，即遗传、植物生理和实验动物。记得谈师当时培养的研究生有盛祖嘉、施履吉、徐道觉、刘祖洞、周光裕及印度籍的Kahn等。植物生理组罗宗洛教授主持下有崔澂、汤玮璋、姚媛等，研究生有金成忠、陆定志。实验动物组贝时璋教授主持，另有张孟闻教授和江希明、姚錱、庄雍熙等骨干，研究生有朱润、周本湘、崔道枋，还有两位的名字忘了，但音容尚能牢记着。当时我在昆虫组工作，但旁听了贝师的多门课，即组织学、胚胎学和研究生实验形态学，要上实验课，常到唐家祠堂，贝师亲临实验指导，所以经常接触交谈。有暇常去徐道觉实验室，因而也能经常见到谈师，本来我就是他的学生，这样也就更熟悉了。每到唐家祠堂，就看到三大组的老师和同学们都在静静地努力工作，是很好的榜样，激励着我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在湄潭五六年内，生物系各大组做出了许多重要科研成果，写成了许多论文，得到英国剑桥大学李约瑟教授的高度赞赏，并培养出了众多人才，后来都成为国家的专家、教授和院士。我所在的病虫害系在白木耳的人工栽培和五倍子的研究方面也有突破，得到农林部的肯定，拨有科研专款。我参加蔡邦华院长的五倍子研究，取得分类上的突破，从原知仅2种的情况下，找到有9种，且其中6种为新种，以及一个中国新纪录种。整理成文送中英文化委员会，1946年在英国伦敦皇家昆虫学会系刊上发表。其余关于五倍子蚜虫生活史、人工培养和接种的试验成果，到新中国成立后于1959年国家科委下达任务到浙江，令我继续研究，就是建筑在40年代在湄潭所取得的科研基础上。
在农场作物种类多，常有蚜虫侵害，但常有天敌——肉食性瓢虫捕食蚜虫。常见的有一种亚洲变色瓢虫Harmonia axyridis Pallas（现改属Leis）。它是鞘翅目瓢虫科，鞘翅上的色斑变异很大，常可误认为多个种，甚至归入不同的属。徐兄就告诉我谈师重大研究发现的镶嵌现象(mosaicism)，当时找到有许多色斑型，计有succinea鞘翅淡黄或橘黄色为基色，上可分布数目和大小不等的点或斑块，是隐性的；另有conspucua鞘翅基色为黑色，鞘翅基部有一淡黄或橘黄色迈圆形的斑，是显性的；还采到transversifascia鞘翅基色黑，基部有一淡黄到橘黄色的横带，也是显性的；还有aulica鞘翅周缘为黑色，中央大块的淡黄到橘黄色，对succinea型淡也是显性的。由于以上多种鞘翅色斑的杂交就能产出多种翅型色斑的后代，属于一种黑色素斑纹覆盖了淡黄或橘黄色素的斑纹。这是谈师的亚洲瓢虫色斑镶嵌显性遗传特征。我记得以此在昆虫组的学术讨论会上作过报告，受到大家的关注。
为了祝贺谈师百岁寿辰，我特地重温了谈师1946年发表在美国《遗传学》杂志上的重要论文。亚洲瓢虫的鞘翅色斑有两种色型斑，一种是以淡黄色到橘黄色为基调的鞘翅，两鞘翅上可见有0~19个黑色点或斑块，即每鞘翅具0~9.5个黑色点或斑块，点或斑块的位置和排列是固定的，两翅上的点或斑对称，点或斑的多少和大小是蛹期发育受温度的影响，低温下即蛹期长则黑点多且斑块大，高温下即蛹期短就点数少和斑块小。所以一共11种翅斑，均称为succinea型（淡琥珀色之意），是属隐性。见原文附图版Ⅰ，1—11图。第二种类型，鞘翅以黑色为基调，中间可以出现淡黄到橘黄色的斑块，在左右两鞘翅上也是对称的，斑块的大小形状和数目可分成多种型，谈师介绍有conspicua1（一个斑块、小型），conspicua2（一个斑块、大型），transversifascia3（横带形斑、较狭），transversifascia1（横带形斑、较宽），equicolor（等分斑），spectabilis1（两斑块、下斑较小），spectabilis（两斑块，下斑稍大），intermedia（中间斑弯形），aulica2（大斑、小部分达鞘翅后边缘），aulica1（斑更大，大部分达鞘翅后边缘），tripuctata（三斑块），见原文附图版Ⅰ，13—33图。
在贵州湄潭容易找到11种succinea型、conspicua1型和spectabilis型。另外，aulica型和transversifascia型则少，但亦能采到。
谈师于1943年和1944年夏在湄潭做了大量采集和饲养工作，通过异型杂交、交叉杂交、回交等手段，先得到纯合体的succinea，再以各种色斑型予之异型杂交，得到各种杂合体；杂合体之间相交，后代更出现多种色斑，总的是两个个体的鞘翅叠盖(overlapping)黑色素部分呈现，黄色素部分为迭盖的黑色素所掩盖，不再显现，这样就出现了更多黄黑色斑形状的个体，这在原文的图版Ⅰ和Ⅱ上，左鞘翅12种不同的等位基因(alleles)的各种纯合体(homozygotes)和杂合体(heterozygote)的色斑型，并注有各等位基因的符号。这60个图是亚洲瓢虫左鞘翅的黑白照片，白的就代素淡黄或橘黄色，如当初能印彩色，就更为生动了。另外，是已知15种等位基因的不同组合可能所得到的理论色斑型类，设计得一目了然，令人钦佩。由于内容深奥，还得好好学习。
谈师在湄潭时对研究生的关爱是无微不至，受到大家公认的，大到学业上介绍出国深造，小到生活琐事和经济等均要操心。这在我成长为研究生导师后也尽量效仿谈师当年的精神。
1946年6月全校回迁，依依不舍地离开第二故乡湄潭和我居住过5年的病虫害系大楼和面对的牛郎背小山，回到阔别9年的家乡，同行的有徐兄和葛兄。
11月浙大开学，回到杭州住大学路校内新二宿舍（恕斋），我和葛兄相邻各居一间，徐兄已成家租屋在城皇山下花牌楼，而谈师住于学校附近刀茅巷内一座花园别墅。
1947年我女友沈葵在上海东吴大学社会系毕业，是老师雷洁琼教授喜爱学生之一，欲来杭州找工作，徐兄知后即主动找谈师帮忙，介绍给浙大医学院王季午院长（也是东吴校友）到浙大医院工作成立图书期刊室。我正发愁，可徐兄已为我解决，我心中怎能不感激谈师对我关怀。虽没待久，但创造了1952年院系调整后进入浙江农学院的机会，第一个晋升为图书馆副研究馆员，并为研究生开设文献检索一课。1986年退休在家，她尚念谈师之恩。
1948年8月我和沈葵在杭州假西湖饭店中美咖啡厅举行婚礼，由蔡邦华院长证婚，除农学院柳支英、祝汝佐、陈鸿逵、杨新美、肖辅、丁振麟、吴载德等老师、师母和同行外，生物系谈师和师母傅曼芸女士，贝师和师母程亦明女士以及许多师长同事均冒炎暑莅临。谈师之研究生项维做男傧相，陈吉埭任女傧相，师生之情深，终生难忘。
新中国成立后，我曾开展危害房屋的散白蚁研究，1951年多次到谈师家中观察和访谈；1954年后立题继续研究，完成《杭州黄胸散白蚁群预测》一文刊于1959年《昆虫学报》。当时受到谈师的支持与鼓励才开展这项工作，而在1958年杭州开展全市消灭白蚁运动中提供了有效防治方法的理论依据。
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结束，随之全国院系调整。浙大理学院被取消，除少数教师分入农学院、医学院、工学院（保留浙大之后）和师范学院外，主体调入上海复旦大学，也有部分有名教授调入中科院诸所任所长之职。生物系到上海后由谈师任主任。
复旦大学农学院调到辽宁沈阳农学院，这样复旦就没有昆虫学人才。谈师意欲在生物系成立昆虫专门化，曾要我去上海兼授有关昆虫课程，不辞辛劳来浙江农学院联系多次，没有结果。我院方劝阻，甚至每两周去上海一次授课也不允许，最后谈师通过上海华东高教局发调令到杭州，后适值肃反运动开始，不了了之。这说明谈师对我的厚爱和器重，对年轻后辈的关心和提携。全国院系调整后，上海解放军医科院寄生虫所和中科院上海昆虫所也曾来商调多次，也未有结果。复旦后来请到昆虫学教授张景欧前辈，亟需补充后备力量。既然谈不通，我本人只能加倍努力，在本单位教好各种课程，如普通昆虫、仓库害虫、种子害虫、植物检疫、昆虫研究法等课程和全国种子培训班、全国对外植物检疫培训班。先后开展仓虫、白蚁、五倍子、蚂蚁等研究工作。1977年高考恢复后，即担任硕士研究生导师，1986年创立昆虫博士点并任导师以报答谈师对我的关心。
复旦大学生物系昆虫专门化后有忻介六教授主持，我曾多次到复旦请教并有机会拜访谈师聆听教诲。见到谈师还是精力充沛、唇红齿白、一头乌发，想到当时徐道觉在美国已是满脸皱纹、白发苍苍。曾有传说谈师访美时与徐兄相见，竟传徐兄为师的佳话，说明谈师身体保养有方，是学生辈的榜样。复旦昆虫专门化的毕业生来杭工作的有两位熟人，顾叔荪同志在浙江粮食厅粮科所工作，我本是该单位的顾问，就一起合作研究仓虫长角谷盗；另姜德创同志先在浙江农科院，后调入杭州市白蚁防治所，我是浙江省和杭州市两个白蚁协会的理事长，因而密切配合他的工作，一起共商大事，非常和谐。
我的几个小辈，都曾是复旦大学生物系的学生。堂侄女唐长华是60年代微生物专门化研究生，导师是王鸣岐先生；堂侄女婿周光炎就是谈师的研究生，“文革”冲击到谈师，他们就匆匆结业，喜结良缘。从他们口中得知谈师的遭遇非常痛心。再者我的媳妇贾小明，是复旦生物系工农兵大学生，学的是微生物，毕业后分配到浙农大，后通过攻读在职研究生，重返母校复旦进修，现为副教授，常念及母校和谈师等的培养和关照。
我与谈师的交往，多半是由于好友徐道觉的关系。徐兄由谈师的介绍到美国深造，最后在得州休斯敦Anderson医院细胞生物学实验室工作，最伟大的贡献是把人类染色体由常说的48条改正为46条。这是了不起的发现，说明功夫深，观察细微，是做事认真的表现，我深深地佩服。另外，他的工作方法，据陆星垣教授告诉我，被他人应用后做出一项成果，得到诺贝尔奖。徐兄与我同年，小我一月，对他的仙逝非常惋惜！
记得最近一次见到谈师是1993年谈师刚访问台湾回来，到浙大玉泉邵逸夫科技馆接待室相见，还为谈师拍了一张照。以后在浙江大学报上见到校领导多次去上海看望谈师的报道，知道谈师身体还是非常硬朗，思维敏捷如前，能滔滔地交谈，听到非常高兴。在祝贺谈师百岁华诞之际，我感谢老师对我的教导、鼓励、爱护和帮助，表示衷心感谢，并祝老师身体健康、长寿。
(作者为浙江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