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谈家桢先生百岁华诞
翟中和
很快就是谈先生100岁生日了。百岁如今并不稀奇，但对知识分子来说，毕竟不容易。我仅用回忆几件与谈先生相处的事来祝贺谈先生百岁华诞。
我认识谈先生是在1956年青岛遗传学会议上。谈先生那时已经50多岁了，我才20多岁，大学刚毕业的学生。青岛遗传学会议是由中央宣传部为了响应“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而召开的。当时苏联遗传学家李森科的观点遭到质疑，遗传学在国内有较大的分歧，如北京农业大学科研与教学上就分成遗传1与遗传2，复旦大学与北京大学基本上是摩尔根学派，武汉大学与农科院基本上是米丘林学派，因此召开遗传学会议实行学术争鸣是很有必要的。与会者一部分是国内的知名专家，也有相当数量较年轻的专家。当时周嫦、赵世绪和我是从苏联大学刚毕业的学生，也参加了会议。会议可想而知，观点分歧很大，争论很激烈。谈先生在会议上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平心静气地参加讨论，多听取对方的意见，促使参加会议的专家从大局出发，都能克制，使会议得以顺利地召开，收获也就较大，起到争鸣的意义。会议中，有很多人提议，可以适当地将一些知名学者的工作出个人文集，包括谈先生的工作，谈先生很谦虚地说等积累多一些再说吧！会上也有很多交流，谈先生与施履吉先生得知周嫦和我是从苏联列宁格勒大学来的，在学生时代学过经典遗传学，做过很多染色体实验，教研室主任是著名的纳瓦幸教授，并给我们教过课，感到惊奇，认为交流与沟通很重要，可以增加相互了解。
在1958年我国与苏联的科学协作是很普遍的，当时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与苏联生物物理所就有多项科研合作，苏联科学院生物物理所杜比宁实验室派两位专家来中科院生物物理所进行科研合作，题目是放射遗传学，其内容是电离辐射对猕猴精细胞染色体畸变与卵细胞的作用及其剂量效应。参加单位除生物物理所人员外，还有北京大学、复旦大学遗传研究所、北京医学院等单位派一部分年轻人参加。谈先生也来了。当时我任翻译，并做一些具体科研工作。我们这群年轻人感到经典遗传学与染色体的知识很不够，提议请谈先生为我们讲授遗传学知识，谈先生欣然同意了，并系统地讲授了染色体畸变与基因突变的知识。记得我们这群年轻人与谈先生很亲密、融洽，经常会与谈先生开玩笑，共同度过了一段有意义的日子。
记得1959年，李汝祺教授与夫人江先群在燕东园请客接待谈先生，因为他是李汝祺教授最早的学生之一，从事果蝇的研究。当时我也被邀请了。席间谈了很多复旦遗传学的问题，认为复旦大学遗传学根基深、队伍齐。谈先生说北大还是老大哥。这种谦虚作风，给我印象很深。在此同时，北京遗传学界请谈先生作学术报告。谈先生从经典遗传学与染色体理论谈起，一直谈到放射遗传学，并指出放射遗传学是当时结合实际的前沿科学，给我们留下很深印象。
那是20世纪90年代的事了，利用谈先生来京出差之际，我们北大邀请谈先生偕夫人来北大休息几天，并谈一些遗传学问题。谈先生欣然同意。燕京大学是谈先生研究生时期的母校，在燕园中漫步别有一番风味。我们既谈业务，又谈风景。燕园很美，可惜谈先生当年的老师李汝祺先生已经驾鹤西去，只有我们这些晚辈接待了。在这其间，我请谈先生题词，谈先生为我题的词是“重学问，淡名利”。现在题词用镜框悬挂在我的办公室里，作为我与我的学生们的纪念和训词。
回忆我和谈先生相处的事还有很多，虽然我不是谈先生的直接学生，而后来我的专业有所改变，但我一直视谈先生为我的老师，因为李汝祺先生是我的老师。
(作者为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