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鹤龄
1956年青岛遗传学座谈会后，为了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生物系安排我到李汝祺教授开设的经典遗传学课程做助教。在工作和学习的过程中，李先生经常和我谈起谈家桢教授对待科研和教学工作的态度和作风，并鼓励我要好好向谈先生学习。在我的印象中，谈先生是一位朝气蓬勃、热情乐观、不畏困难、刻苦好学、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有一股韧劲的师长。
1959年，我参加了与苏联合作的有关猕猴辐射遗传的研究项目，谈先生是中方的领导人。他在安排人员时，并没有让和他同来北京的助手参加到工作组中，而是把我和另一位生物物理研究所的同志吸收到工作组内工作。从这件事可以看到谈先生宽容大度、大公无私的品德。在研究工作过程中，他总是和工作人员在一起，谈笑风生，经常深入浅出地给大家讲解有关猕猴辐射遗传的重要意义和染色体、减数分裂、辐射引起染色体结构的改变（畸变）以及孟德尔其人及两大定律（分离与自由组合）等问题，从而使我们这些在当时对经典遗传学还不甚理解的年轻人从中获益匪浅，在科研工作中也更加尽心尽力。大家都认为谈先生是一位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老专家，心情也都放松起来，愉快地投入到科研工作中去，直到工作圆满结束。回校后我与师母江先群先生谈起此事，师母对我说：“谈先生是李先生最喜爱和尊重的学生，他做研究生的时候，一个人要去抓瓢虫和蚜虫，拿回来自己喂养，每天要和上百个饲养瓶管打交道，还要随时记录分析研究结果、看文献，经常是每天要干十五六个小时，很忙很累。星期日请他到我们家来吃便饭，一进门仍然是精神抖擞，口味很好，饭量很大，说到科研工作精神劲头十足。他只用了一年半的时间就完成了硕士论文，得到了李先生的赞赏。”师母要我好好学习谈先生的敬业精神和优秀品质，努力把工作做好。
1981年，我随谈先生到日本参加国际环境诱变会议，谈先生是国际知名学者，很受学界人士的敬仰。到东京后，在东京都大学为他召开了一个欢迎会。在会上，一位学者说他初到美国杜布赞斯基实验室读博士时，导师让他阅读和学习的文献就是谈先生的论文，这篇文章给他很大的帮助和启示。
谈先生在东京的生活非常简朴，他和我在饭店租了一间很狭小的房间，同吃同住。会议期间除了参加会议和进行学术交流活动外，他都在房间里思考问题，看资料，写点材料，非常敬业。有时很关心地问我有什么收获和问题，他扼要地给我分析指导，使我内心感到满足，宽松愉快，受益匪浅。在休会期间，在东京都大学研读的庚镇城教授带我们出去逛街游玩，谈先生这时就像一位长辈带领家人出游一样，一路上兴高采烈，有说有笑。游览金银座，品尝商场货摊上的试尝食品，我们还登上了东京电视塔，俯瞰东京全貌，购置纪念品，谈先生还送给我一个电视塔模型。我感觉到此时他把业务工作暂时放下，精力充沛地尽情享受着生活中的乐趣。谈先生真是一位会工作、会休息的乐观主义者，我想这也就是为什么谈先生是一位有建树的学者，也是一位长寿老人的原因所在。
（作者为北京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