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向明
1952年2月我被中南教育部录取，保送到北京俄文专修学校(现为北京外国语大学)留苏预备部学习。通过专业考试后，9月派遣出国，进入莫斯科大学达尔文主义教研室做研究生。我的指导教师是植物发育生物学实验室主任库别尔曼教授。
库教授是苏联植物生理学家马克西莫夫院士的研究生，她在卫国战争时期研究麦类的抗寒性问题，还选育了大麦的新品种。她的专著《小麦栽培的生物学基础》(上、下册)有中译版在我国出版。晚年她当选为苏联农业科学院通讯院士。
我在库教授和库班农学院叶雷金教授指导下，选择了水稻生长发育与播种密度的关系作为论文题目，经过两年多的实验研究，写成论文，于1956年10月通过公开的论文答辩，得到生物学副博士学位 (KSH)。回国后按照中央教育部分配，回到我的母校武汉大学工作。我出国时选择的专业方向是达尔文主义与遗传学，在莫斯科大学选修了遗传学，在导师带领下参观、访问了许多农业研究单位，学习作物育种知识，例如皮萨列夫教授，是瓦维洛夫院士的助手，对我曾有很多帮助；又如从事玉米双杂交研究的哈金诺夫，后来当选了院士。
1957年春季我得到机会去上海参观访问，武大的高尚荫先生（系主任，后来曾任理学院院长和武汉大学副校长)给我写介绍信去复旦大学看望谈家桢先生。谈、高两位是少年时的同学，如谈先生所说，是“打赤屁股时的朋友”。谈先生当时在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的鼓舞下，正在筹备成立遗传学研究所，对于发展中国的遗传科学，抱着很大的希望。
20世纪60年代，各地都在贯彻毛泽东主席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的方针。由于谈家桢先生的关心，我曾被邀参加遗传学教材的审查和《辞海》(试用本)的编审工作。记得1961年我在上海开会时，谈先生邀请我到复旦大学生物系和上海市中学老师的聚会上作过报告，介绍了苏联米丘林学派的一些情况。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给我国的高等教育和学术研究带来了十年浩劫，谈家桢先生不仅遭受了个人和家庭方面的灾难，健康也受到严重的伤害。我还记得他在中央一位副总理的善意的指示之下，去四川简阳向劳模学习，“跟班劳动”做过“有色棉”的实验。
“文革”结束以后，我国在教育和科研方面进行了“拨乱反正”，中国遗传学会在1978年成立了。我参加了成立大会，提交了论文《试论遗传学的基本理论》，并且当选为理事。从那以后，先后受教育部派遣，出席了第15—17届国际遗传学大会。我记得谈家桢先生多次担任中国代表团团长，做了许多团结国外华裔遗传学家的工作，特别是争取外国专家来华讲学以及争取第18届国际遗传学大会(ICG)在我国北京召开的成功，对于我国遗传学在赶超国际水平方面，谈先生的贡献是很大的。可惜1998年我因健康原因，没有出席第18届ICG。但我在当年出版了《广义遗传学的探索》一书，内容收有《世纪之交的大遗传学》、《21世纪的遗传学》等文，对于我国遗传学在新的世纪的创新发展抱着很大的期望。
当年毛泽东主席多次接见谈家桢先生，对于我国遗传学的发展十分关注，他还有过“走中国人自己的路”的指示。
确实，当年遗传学中的“争鸣”似乎是用一个外国人反对另一个外国人，一派“亲美”，一派“亲苏”。中国人自己没有值得继承的学问吗？我在多年的教学和研究中，深感中国农业生产中有着许多成功的经验，在中国哲学遗产中，也有不少出色的论著，值得我们学习、总结和继承。拙文《对于我国古代遗传学的初探》(1980年)就是在“文革”期间下放“干校”“开门办学”时，看了一些古书写成的，后被收入《科学史文集》。东汉王充(27—97年)的书中说：“万物生于土，各似本种……物生自类本种。”“夫天覆于上，地偃于下，下气蒸上，上气降下，万物自生其中矣。”1993年我们参加第15届ICG时，印度同行在主席台的上方悬着一段印度古代文献，说的是类似于我国的“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民谚，但那部古书的时代是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4世纪，未能具体说明其年代。
我提交中国遗传学会第四次代表大会的论文《广义遗传学与狭义遗传学（提纲）》(1991年)提出“传递的遗传学”可称为“狭义遗传学”，“发育的遗传学”可称为“广义遗传学”。在1964年武汉大学校内出版的《米丘林遗传学》教材中，我已写过“达尔文应当被看作遗传学的创始人”，这里谈的是广义遗传学。
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一书的最后一章“提要和结论”中有一段十分重要的预言：
“一个广阔的几乎还没有人涉足的研究领域将被开辟，关于变异的原因和规律，关于生长的相关性，关于用与不用的效应 (the effects of use and disuse)，关于外部条件的直接作用等等。对于家养品种研究的价值将会大为提高。人类培育的一个新品和在重要性和研究的兴趣上将大大超过 ‘分类学家’ 在已经记录在案的无数物种之外再增添一个物种。我们的分类学在可能的范围内将变成系谱学，而真正地给出可以称为创造计划的方案。分类学的规则在我们心中有着一个确定的目标的情况下无疑将变得更加简单。我们并不拥有宗谱和纹章，必须发现和跟踪那些已经长期遗传下来的任何特征的歧异的多种传承的线索。痕迹器官将会无疑地说出那些已长期丧失的结构的性质。被认为异常的物种和物种群可以被幻想地称作活化石而帮助我们构建一个有关古代生物类型的图景，胚胎学将向我们显示每个大的纲(class)的在某种程度上已变得模糊的原型 (prototypes) 的结构。”
这一段预言，就是作为生物进化论者的达尔文对于广义遗传学的展望，虽然半个世纪以后倍特逊 (W。 Bateson) 才建议genetics的命名。孟德尔关于豌豆杂交的论文也在41年以后被“重新发现”。我们应当承认当代的遗传学还没有实现达尔文为遗传学提出的目标。
与孟子同时代的告子曾经引起“性善”与“性恶”的讨论，他们所争议的是人的本性。告子说“食，色性也”，我们可以扩大到生物遗传性的概括。王充说的“物生自类本种”，“物”指的就是生物、物种。从这一角度说，中国人在2000年前就已经进入了广义遗传学的研究领域，中国人在21世纪的遗传学研究中应当有创新性的贡献，我对年轻一代的遗传学者寄予厚望。
2007年春我曾写下一首小诗：
咏广义遗传学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鸟儿为什么这样爱唱？
这是它们的天性使然，
这就是广义的遗传。
被中国人说穿，
早在两千年前。
“食，色性也”，
生物进化的关键，
万物皆然。
Food and Sex．
Thats the nature of organisms．
To feed and reproduce，
They due，both animals
and plants (and microbes too)．
Therefore physiology of species，
Thats genetics in broadened sense．
1959年冬，我在莫斯科大学出席库别尔曼教授主持的“植物的形态建成”研讨会时，一位东欧代表对我说：“在科学研究中贯彻自由思考是对的，你们中国的毛主席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很好。”他的原话是“一百种鸟争鸣”，错得有趣，与我这首小诗倒是契合了。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大约与授粉昆虫的视觉有关系。鸟儿为什么爱唱，一般是在发情的季节与求偶有关。这些是生理学的问题，也是广义遗传学所要回答的问题。古人说：“食，色性也”，抓住了生物（生命物体）的特性和本质。
在为谈家桢先生庆祝百岁寿诞的日子里，我也将是八旬老人了。为了遗传学在中国的繁荣工作了一生，谈先生已经赢得了国际和国内的许多荣誉。我们祝贺谈老生日快乐，祝您：身体健康！心想事成！
(作者为武汉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