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鹏
1952年10月，中央农业部在北京举办“米丘林农业植物遗传选种和良种繁育学习班”，由苏联专家伊万诺夫讲授米丘林遗传学。四川大学生物系派我参加学习。
1953年春我回到四川大学，在生物系讲授遗传学课。我在备课时，有一天在四川大学图书馆，查阅到苏联《植物学》期刊1954年第2期的论文《物种和物种形成问题讨论的若干结论及其今后的任务》。这篇论文系统地批判了李森科的物种理论，我读后深受启发，感到有必要在课堂上介绍给学生，启发他们独立思考。这样，我便把这篇论文由俄文译成中文，编入教学参考资料。后来，我又投稿给《科学通报》编辑部，在《科学通报》1954年第12期发表。这时，我对李森科的物种理论产生了怀疑。
1962年后，我曾多次聆听谈家桢教授的讲学和学习他的学术论文，进一步清除了李森科遗传理论的影响。现简介如下。
谈家桢教授在四川省遗传学学习班的讲学
1962年11月，四川省高等教育局为了提高全省高等学校的遗传学教学水平，在成都举办遗传学学习班，特邀谈家桢教授系统讲授遗传学。四川省高等学校的许多遗传学教师和我都参加了学习班。学习班于11月6日正式开学，学员们都认真听讲，作笔记。
谈家桢教授的教学内容丰富，包括孟德尔的分离定律和自由组合定律，摩尔根的连锁和交换定律，基因和代谢，基因突变，基因的化学结构和功能，基因和进化，基因和育种等。他还向学员介绍了复旦大学遗传学研究所编写的教材《基因和遗传》。
学习班结业后，四川省高等教育局召开了部分学员座谈会，我参加了座谈。会上有几位老教师，如重庆西南农学院管相桓教授等发言，大家一致认为谈家桢教授的讲学深入浅出、有启发性，对提高四川省遗传学教师的教学水平做出了重要贡献。
通过这次学习，我对经典遗传学和分子遗传学的内容有了进一步的理解，特别是，有的讲授内容帮助我进一步清除了李森科遗传理论的影响。例如，谈家桢教授在讲课时说，用某种杀虫剂杀虫时，开始很有效，但以后逐渐无效了，害虫对杀虫剂产生了抵抗力，并且这种抵抗力能够遗传，从而形成了有抵抗力的品系。对这种遗传变异的原因，可以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定向变异和获得性状遗传的解释，另一种是定向选择的解释。目前，第一种解释还缺乏有说服力的实验证据，而第二种解释已经有了有说服力的实验证据。
实验如下。用果蝇作实验材料，在每只瓶中只放一雄一雌，用来繁殖同父同母的家系。就这样繁殖几十个家系。把每个家系都分成两半，分别养在两只瓶中，在一只瓶中放入有DDT的玻片，而在另一只瓶中不放。如某个家系在有DDT瓶中的死亡率小，就把瓶中未加入DDT的那一半留作种用。如此代代进行试验，十几代后，就会得到抗药性比原来品系大几百倍的品系。在这个实验中，只让DDT起选择作用。经过多代选择，就从没有接触过DDT的果蝇品系中选出了抵抗力大几百倍的果蝇品系。
通过学习，我认识到对于上述的第一种解释，即定向变异和获得性状遗传的解释，有关的实验证据还不能令人信服，例如李森科遗传理论对改变春小麦为冬小麦试验结果的解释，就是用定向变异和获得性状遗传来解释的。但是，许多遗传学家对改变春小麦为冬小麦的试验结果提出了质疑，认为可能是春小麦试验材料不纯，有潜伏突变，或低温的定向选择作用所引起。因此改变春小麦为冬小麦等试验结果还不是令人信服的实验证据。
对于第二种解释，即定向选择的解释，已经有了令人信服的实验证据。在上述果蝇和DDT的试验中，DDT只起选择作用，抵抗力提高的果蝇品系是DDT的多代定向选择挑选出来的。
通过这次听讲，我对李森科关于改变春小麦为冬小麦试验结果的解释也觉得难以令人信服。
谈家桢教授在四川省遗传学会筹备组
召开的学术报告会上的讲学
1979年12月10—13日，谈家桢教授应四川省遗传学会筹备组的邀请，到成都四川大学和卫生干部学院讲学。讲学的主要内容是“国外遗传学的发展趋势和我国遗传学的赶超问题”。
谈教授在讲学中首先简介了1978年11月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召开的题为“基因、细胞和行为”的国际生物学研讨会的概况。这次会议以肿瘤生物学、细胞生物学、神经生物学等及其应用的实验材料为中心进行研讨，反映了当时国外遗传学的发展趋势。谈教授在讲到我国遗传学的赶超问题时，认为在怎样赶超的问题上应该立足于超，如果立足于赶，可能是长期等距离的追赶，只有立足于超，才可能在某些方面赶上。
许多同志听完讲学后反映，听了谈家桢教授关于国外遗传学的发展趋势，特别是听了他关于我国遗传学的赶超要立足于超的意见，大家都受到启发和鼓舞。我这次听讲后，特别是听了关于国外遗传学的研究对象和实验材料的变化后，也受到了很大的启发。
谈家桢教授讲述当时国外遗传学研究对象和实验材料变化的大意如下。在20世纪分子遗传学发展初期，许多研究人员用细菌（如大肠杆菌）和噬菌体等原核生物作实验材料，这是因为原核生物比较简单，在实验中比较容易摸清它的结构、功能和遗传特点。以后，随着分子遗传学，特别是基因工程的发展，需要运用遗传理论和基因工程来为工、农、医服务，继续停留在原核生物上做实验就不够了。需要把分子遗传学的研究对象转移到比较高等的动、植物上。上述事例表明，在分子遗传学的发展过程中，随着科学发展的需要而选用了不同的研究对象和实验材料。因此遗传学的研究对象和实验材料，不仅要考虑生产发展的需要，还要考虑科学发展的需要。
通过这次听讲，我进一步认识到过去李森科只强调遗传学研究结合生产，而忽视了科学发展的需要，他的论点有片面性。
谈家桢教授在《孟德尔逝世一百周年纪念文集》中的纪念论文
1984年，谈家桢教授在《孟德尔逝世一百周年纪念文集》中发表了《纪念孟德尔逝世一百周年》的论文，他在论文中提到了近年来苏联遗传学界的一些动态，我读后也受到了启发。
1965年，为纪念孟德尔法则发表一百周年，捷克政府在布尔诺举办了隆重的国际性纪念活动。苏联派出了以著名遗传学家阿斯塔伍罗夫为团长的人数众多的代表团出席这次纪念活动。这表明苏联将纠正过去的错误方向，重返国际遗传学界。近20年来，苏联已经组织起一支庞大的遗传学研究队伍，在遗传学各个领域，特别是在分子遗传学领域进行研究，并取得了相当的进展。在自然科学方面，为了促进我国遗传学的发展，应该吸取各国的长处。
我读后受到启发。据我所知，苏联近年来组织的庞大的遗传研究队伍，其中也有过去受过李森科遗传理论影响的遗传学家，他们正在为苏联现代遗传学的发展贡献力量。为了我国遗传学的赶超，我应该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在植物遗传学的教学和研究上贡献一分力量。
后记
1962年以来，我曾多次聆听谈家桢教授的讲学和学习他的学术论文，这帮助我进一步清除了李森科遗传理论的影响，提高了遗传学教学和研究水平。谈家桢教授百岁华诞到来之际，特撰此文向他表示我的谢意，并祝愿他身体健康，多福多寿。
（作者为四川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