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重光
1990年1月17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任命谈家桢为上海农学院名誉院长。
1952年，中国高教系统按照苏联模式进行了院系调整，院系调整后的上海高教与农业从此无缘。谈先生对全国最大的工业城市，全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给予无私援助的上海，与农业高等教育无缘是很有看法的。他清楚地知道，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民穷、农村苦、农业落后的面貌亟须改变，而要改变这种穷、苦、落后的面貌，关键是科技，基础在教育。农村非常迫切需要科技的支持，迫切需要农业科技人才。依靠全国人民支援发展起来的上海，离开农业就会立即瘫痪，上海无论从回报农业或是自身的继续发展都必须应该主动地为农村、农业培养高质量的人才，应该把上海的科技优势和先进理念，通过培养人才的途径输送到全国各地农村。而1952年的院系调整，偏偏把复旦大学的农学院拆散，远送至安徽和沈阳，对此做法，谈先生一直是有意见的。
上海的高等教育与农业脱钩后，上海的农业就没有和上海的工业及其他行业同步发展，根本原因是农业科技含量不足和科技人才缺乏。据上海档案馆的资料记载，1954—1965年间，上海市接受外地农科大学毕业生共655人，分配到市农业部门的有433人，到郊区各县农业单位的有109人，还有部分农科大学毕业生到上海后就离开了农业部门。12年间，上海10个郊县平均每年一个农科大学毕业生也分不到。1991年，有关方面曾提交过一份调查报告，报告的数据显示，上海郊县200多个乡镇的农业科技工作者中，本科毕业生平均仅为1.47人。这些数字清楚地表明，长期以来，全上海市的农科专业人才严重短缺。
十年浩劫中，谈家桢先生曾作为“给出路”的对象下放到当时的宝山县罗店人民公社天平大队监督劳动，他在这次与“三农”零距离接触中，深深感到在上海被誉为“金罗店”的农村，农业劳动还没有摆脱“面朝黄土背朝天”、“肩挑、人扛、牛拉犁”的传统模式，农民生活相当清贫。他深深感到，上海的农业如果没有先进的科学技术支持，将会严重地阻碍上海的整体发展；他深深地感到，上海农村需要科学知识，上海农村需要掌握现代农业科学技术的人才。
1978年，上海农学院再度挂牌，这也了却了谈先生的一个多年夙愿。1979年上海农学院举行复校后第一个隆重的开学典礼，时任复旦大学副校长的谈家桢先生也应邀到场，并在开学典礼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贺词。此后，他就与上海农学院结下了不解之缘。
光荫荏苒，转瞬10年过去了。1989年5月8日，上海农学院举行建院30周年（复校10周年）的活动，学院再次邀请时任上海市人大常委副主任的谈家桢先生来校参加庆祝活动。当时的上海农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徐正泰告诉谈家桢先生，经过全院有关部门的讨论，并听取了全院师生的意见后，上海农学院拟聘请谈先生担任上海农学院的名誉院长，谈家桢先生对此表示感谢并欣然应允。在接下来的庆祝仪式上，谈先生发表了发自肺腑的讲话，他说：“今天是我们上海农学院建校30周年的庆祝大会，我感到非常高兴。一方面为学院经过30年的艰苦奋斗，终于取得现在这样的成就而祝贺；另一方面，我感谢农学院授予我名誉院长的称号，给我这样的荣誉，我很感谢。所以我今天的讲话很难讲，又是来宾，又是主人的身份。”他在讲话中反复强调农业高等教育的重要性和使命感。他说：“关于我们的立国之本，搞现代化建设，我提出了两条腿走路的思想。哪两条腿呢？一条是农业，一条是教育。中央也提出了三大战略任务嘛，第一是农业，第二是教育，第三是交通能源。所以，农业是立国之本，教育是立国的基础。一个国家前进的方向，就是取决于这两条腿，缺了一条腿就无法前进。10年来，我们提出的治理整顿，抓了两个基础；我感到党中央是支持农业的，支持教育的。中国的农村建设问题、农村教育问题，是振兴中华的关键。我们农学院又搞农业、又搞教育，我们要有时代的使命感和紧迫感，还要有自豪感！”会后，谈先生欣然命笔，为农学院题词“继往开来，任重道远”。
自上海市人民政府正式任命谈家桢先生为上海农学院名誉院长后，谈先生认真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他十分关注农学院的办学方向、师资队伍的建设、科学研究和教学、招生等重大问题。每年都会到农学院听取意见，看望老师和学生，经常为学院的战略发展和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研合作等方面提出一些具体意见；有时一年要到农学院多次，有时直接为学院出谋划策、牵线搭桥。通过他的努力，促进了农学院的教学、科研水平的提高。
谈先生很赞赏农学院提出的办学方针：“使广大学生既有扎实的基础理论知识，又有一定的实践能力。知识面广，适应性强，真正成为一批农村经济改革需要的应用型、复合型人才。”他特别提醒，上海农学院的校址在上海，而在培养学生时要立足全国、接轨世界。立足全国是因为上海是全国人民的上海，上海的发展离不开全国人民的支持，广大农村需要科学技术，上海应该把为全国农业部门和广大农村培养合格人才作为应尽的义务。
谈先生对农学院的工作指导中，十分注重人才的培养模式。他历来强调，培养人才要通过各种渠道使学生开阔视野、增长知识。一定要鼓励学生多问为什么，不要认为教师课堂上讲的、书本上有的都是对的。学生学习知识是为了运用，分数高的、死读书的学生，毕业后不一定在社会实践中会做出多少贡献。学生在学习期间就要多看、多想、多听、多问、多做，总之，要让学生多观察社会和自然，多动手、多实践。
他对农学院的师生说，学校单靠课堂教学是不够的，还要做科学研究，要同生产实践结合起来；在现行体制下，上海农科院虽然有一批有经验的农业科学家和实验场地，但农科院是属上海农业部门领导的科研单位，不能单独培养研究生，而上海农学院虽属教育部门领导，但现在还没有取得单独招收研究生的资格，因此，我建议上海农学院可与上海农科院紧密合作，发挥各自的长处，尽快招收研究生，并在联合招收研究生的实践中，积累经验，争取早日取得硕士学位甚至博士学位的授予权。
谈先生强调，我国是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发展，首先要发展农村，我们的学校要加强对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和国情教育。爱国首先要爱乡，就是爱自己的家乡，爱那片生我养我的地方。对自己家乡都不爱的人如何去爱他的祖国呢？他很赞成学校开展的“学农、爱农”教育，他认为，这个教育很好，农学院培养出来的学生一定要“学农、爱农”。现在，有的年轻人不爱农村，不愿到农村去，中国地方这么大，都必须跑到城里来怎么行？实现农业现代化，需要许许多多科技人才，要教育青年热爱农村，哪个乡来的要鼓励他们回到哪个乡去，把自己的家乡搞得更好，同时还要号召城里的青年学生到农村去干一番事业，这样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我国的现代化事业一定会实现。
谈家桢先生特别重视农村的智力投资。他多次在农学院师生面前强调：“我们的事业需要大量人才，那么人才资源在哪里呢？我认为，从长远看，我们培养和挑选人才资源的基地应该是农村而不是城市。”
“为什么应该把培养和选拔人才的重点放在农村呢？首先，我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很高，一般说来，人口越多，人才出现的几率必然越高。当然，人才的形成并非单一因素，而是多因素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综合结果。中国农民一直被世人誉为聪明勤劳，在农村中能成才的人多的是。中国古今历史事实证明，各行各业中的杰出人物，有许多都是来自农村。其次，我国农村的经济还比较落后，唯其落后，就迫切要求各色各样的人才，即所谓‘时势造英雄’，国家把农村建设始终放在重要地位上，要大力发展农业经济，在这一形势下，客观上提供了人才成长的基础。只要我们有意识地注意培养和挑选，必将有大批人才从农村中成长起来。”
“再说，在农村中，客观的自然环境有助于人才的成长。农村天地无限广阔，是炼人才的大熔炉。”
谈家桢先生叮嘱农学院教师，治学严谨才能培养出人才。关于教师如何严谨治学，他讲了以下四点具体意见。
一是知识面要力求广博。俗话说得好，一块石头砌不成金字塔，一根木头造不了洛阳桥。我们有志攀登科学高峰，攻技术尖端，没有广博的知识怎么行？现在有的人似乎也懂得这个道理，但是他们“两耳不闻天下事，一心只读专业书”，知识面窄得很、知识少得很，这种状态必须尽快地改变。
在学生时代，我主要攻读进化论、优生学和遗传学等学科，但也学过财政学、新闻写作、治外法权和比较宗教学，这些课程扩大了我的知识面，对我进行瓢虫色斑遗传的研究不无裨益。现在有人提出要文理相通，我是非常赞成的。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休戚相关，各学科相互渗透，我很赞赏外国把文科和理科放在一起叫做文理学院的做法。
二是业精于勤，勤能补拙。这句话富有哲理性。从事社会科学的人要勤奋。唐朝大诗人白居易给友人的书信中说：“……二十以来，昼课赋，夜课书，间又课诗，不遑寝息矣。以至于口舌成疮，手肘成胝，既壮而肤革不丰盈，未老而齿发早衰白，瞀瞀然如飞绳垂珠在眸子中也，动以万数，盖以苦学力文所致……”，“劳心灵，役声气，连朝接夕，不自知其苦”。总结他之所以取得成功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一个“勤”字。
从事自然科学的人同样离不开勤奋。我的老师摩尔根一生著有《基因论》、《实验胚胎学》等专著十余种。这些著作都浸透了他辛勤的汗水。他的家在实验室对面，但是他经常在实验室里忙个不停，甚至连星期天也很少休息。他在治学中的勤奋态度还表现在不因循守旧，不通过实践决不轻易下结论。在摩尔根这种治学精神的感染下，我发奋攻读，悉心研究，三年内在美、英、德等国的一些学术性刊物上发表了十余篇论文。抗战期间回国后，随浙江大学内迁至贵州的湄潭。在当时异常艰苦的条件下，我和我的同事们利用当地的唐家祠堂作为安身之处，坚持科学研究，并取得了成果，提出了镶嵌显性遗传理论。
“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勤奋中也包含着刻苦，怕苦怕累的人是不能真正做到勤奋的。
三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学生不仅要向老师学习，更要超过老师。教师要允许、欢迎学生超过自己。我自己看到学生的进步就很高兴。我认为一个教师如果教出来的学生超不过自己，就是失败。科学，总是一代胜过一代的。
在师生相处中，应该相互尊重。小的尊重老的，是尊重历史；老的爱护小的，是爱护未来。尊师爱生是值得提倡的新风尚。
四是老师应鼓励学生超过自己。在学术上，教师不仅应该鼓励学生超过自己，而且要创造条件让他们超过自己。俗话说，教师引入门，修行在自身。教师的责任在引路，而不是画地为牢。课堂教学应着重启发式，教科书可作为参考，发给学生自学，教师可多讲一些自己的独特见解。如果一堂课中给学生一点启发，就是成功。否则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有人也许会认为，鼓励学生超过教师，这是对教师的不尊重。事实难道真的这样吗？我认为，学生超过教师，正是对教师的最大尊重，因为学生帮教师做了教师想做而没能做的事情，推动了学术的发展。
谈家桢先生告诉农学院的师生，现代科学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高度的综合性。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及其分支纵横交错，边缘科学林立，移花接木、相互渗透，到处都是连理枝和嫁接果。因而，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都不得不更多地依赖别的学科的知识和方法。可是，我们现在的教育、科研体制存在一些问题，条条块块的限制很大，如果不打破这种局限，科学就不能得到正常的发展。在生命科学的伟大变革中，吹响前奏曲的不是生物学家，而是著名的物理学家、近代量子力学的奠基人薛定谔。他用一双善于观察物质微观世界的慧眼，观察了千姿百态的生物界。他发现，生物的种类形形色色、五花八门，它们的遗传如此奇特，生命体一代一代地复制着自己的模型，培育出忠于自己的形象和特征的新生命体。在《生命是什么》一书中，薛定谔作了大胆的预言：遗传物质犹如莫尔斯用“点点、横横”电码组成的电文，可以取几种不同的状态，像用莫尔斯电码的组合可以记述所有的语言那样，状态变化的排列顺序大概是表示着生命的密码文；生命密码会被复制，并像拷贝一样准确无误地传给子孙。他还提出用物理、化学的理论对生命进行研究，从而开创了生命科学研究的新纪元。
生命科学发展的历程清楚地表明，现代科学正开始高度综合。一个人如果长时间地钻研一个狭窄的领域，一味地在一个封闭系统里学习钻研，是很难做出重大贡献的。我认为，一个伟大的科学家不应该“一生吃一碗饭”，而是应该高瞻远瞩，看清科学发展的潮流，要及时了解科学发展的动态，掌握科学跳动的脉搏，培养科学的敏感性和预见性，使自己站在科学发展的前列。
20世纪末，中国经济建设飞速发展，全球经济一体化，对人才的数量和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迎接新世纪的挑战，中国高等教育进行了从教学改革到制度创新的一系列变革，教育部“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也相应出台并开始实施。从主动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出发，积极改革高等教育体制、调整和优化布局结构，成为20世纪末中国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在教育部“共建、调整、合作、合并”八字方针指导下，高等教育在改变着资源配置和结构布局不尽合理、效益偏低、条块分割、单科性学院过多的旧格局，在这场变革中，谈家桢先生作为上海农学院名誉院长十分关注农学院的发展，他曾建议上海农学院与复旦大学结合，当他的建议得到当时主管教育的陈至立同志赞同后，非常高兴，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1999年，根据上海市的决定，上海农学院正式并入上海交通大学。同年9月1日下午，上海农学院并入上海交通大学暨上海交通大学农学院成立大会，在当时的上海农学院礼堂召开。谈家桢先生出席了这次大会，大会结束后，他正式向交大领导提出，他的上海农学院名誉院长不再随上海农学院并入交大而延续。他衷心祝愿原来的上海农学院在长胖了的上海交通大学中长得更结实！
谈家桢先生在担任上海农学院名誉院长的十余年中，深受全院师生员工爱戴。他对学院学术领域的各项建设高屋建瓴，并且一直是上海农学院建设和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