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鑫泉
初遇名师，茅塞渐开
1957年初夏，我即将高中毕业，准备报考大学，面临人生的重大抉择。那时我的兴趣在物理和生物方面，挑选哪一个方向尚犹豫不定。一天，偶然看到先生在《人民日报》上的一篇文章《我对遗传学中进行百家争鸣的看法》，我怀着好奇的心情读了几遍。文章介绍说：“生物的种种外表特征由称为基因的遗传因子所决定，遗传因子的物质基础是脱氧核糖核酸(DNA)。DNA上众多的4种不同的碱基的排列组合决定了各种生物千变万化的外表的特性。”那时高中的代数课已经学过排列组合，课余时间又沉湎于玩扑克，因此不难理解文章中介绍的内容，使我对遗传学产生了兴趣，决定第一志愿报考复旦大学生物系并幸运地被录取了。
现在的年轻人可以在大学里自由地选修遗传学、分子遗传学和各种遗传学的专业课，但在我们那时就没有如此幸运了。那时由于政治上“全盘照搬苏联”，米丘林李森科遗传学已经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在全国推广普及，形成了一股势力(我当时就是中学米丘林小组成员)。他们批判摩尔根遗传学说是反动的、唯心的，是为帝国主义服务的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学说。幸而1956年出台的“双百”方针和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的召开才局部地扭转了形势，为摩尔根遗传学的教学和科研争得了一席之地，但那时我们必须同时学习摩尔根和米丘林遗传学。记得那时复旦生物系设有摩尔根和米丘林两门遗传学课程。教授米丘林遗传学的老师虽然在课堂上也振振有词，但讲课的内容贫乏和缺少逻辑性，学起来便觉得枯燥无味。尽管如此，但因为其政治倾向明显，有的同学认为学好米丘林遗传学，拥护并为其辩护是思想进步、靠近党团组织的具体表现。
1957年，先生讲授达尔文进化论。在20世纪50年代达尔文进化论已经发展成为“现代综合进化论”。由于摩尔根遗传学的渗透和一些著名的数理统计学家如Fisher、Wright等运用数学方法计算一个变化的基因在群体中漂移的命运，为达尔文进化论增添了新的内容。先生的导师之一杜布赞斯基就是“现代综合进化论”的缔造者，所以先生讲这门课当然是得心应手，而且在我们这一届，先生不必再顾忌有人检举揭发他在课堂上暗中贩卖摩尔根遗传学了，他可以把摩尔根遗传学的要义，结合国际学术上的最新进展，融合在进化论中深入浅出地介绍给学生。学生们聚精会神地听他讲课，不知不觉，一堂课就过去了，听者还意犹未尽呢！
课余时间我常问先生一些问题，先生都作详细的解答，有些复杂的问题，先生开导我要“向前看”，因为科学在发展，等到遗传物质的化学结构搞清楚了，争论也自然清楚了。先生是以科学的事实和前瞻来对待学派间的争论的，他的凛然正气和科学态度使我终生受益。
一天，先生对我说：“有空到我家来坐坐。”晚上我就到先生家去“拜访”，师母傅曼芸招待茶和糕点，使我受宠若惊。
师生谊，慈父情
久闻先生在抗日战争国难深重的年代，在唐家祠堂为他的几位早期研究生解决工作和生活上的各种困难，甚至腾出了自己的住房给学生住。这些往事已成美谈。
文革时期有位校友从复旦串联回京，带回一些“斗、批、改”的资料，其中有揭发先生“污蔑”社会主义制度的“三反”言行。起因是先生无意中说起他在清华大学读书的儿子一口气吃下了几十个饺子的事。言者无意，闻者有心。一件鸡毛蒜皮的事，在那扭曲的年代可以无限地上纲上线。改革开放后，先生作为全国政协常委，来京开会的机会多了，每逢我去看他时，中午都要留我吃顿饺子。以那时的生活水平，全国政协食堂的饺子确实是不错的，我也要美美地吃掉一大盆。以后生活条件改善了，先生改为请我吃饭。记得大约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某天下午，接到先生电话，说他和师母在京西宾馆，约我下午6时过去吃晚饭。5时左右我结束了实验，“打的”直奔京西宾馆，不料恰逢周末下班时间，一路堵车，那时我又没有手机，急得我满头大汗，车到宾馆已经过了6点半，先生和师母还在等我。我知道先生因胃病动过大手术，让先生饿肚子，心中很过意不去。又有一次，在第18届国际遗传学大会休息时间，我在先生下榻的房内聊天，先生提议吃苹果。我起身准备削苹果，不料先生说由他来削，这使我窘住了，因为在我的心目中只有学生伺候老师，哪有反过来的道理！况且在1978年全国科技大会期间某天，我去探望先生时，中国科学院的施履吉院士和中国医学科学院的吴旻院士进来了，先生请施履吉院士坐下，施院士回答说：“谈老师还没有坐，哪有学生先坐的道理！”先生的老学生的尊师的一幕是我亲眼所见。幸亏师母及时解围，她说：“先生削苹果的方法是‘美式’的，让他削好了。”我注意到先生先把苹果纵切成几块，然后拿起一块，把刀贴在上端的皮与肉之间，只往下一刮，一块苹果就削好了，果真比我转着整个苹果削更为便捷。
大凡学生为老师祝寿是人之常情，在20世纪80年代，我参加过先生在北京友谊宾馆礼堂为他的老师李汝祺祝寿的活动。1995年，先生邀我到复旦大学参加“分子进化和群体遗传学国际讨论会”。会议结束的中午，我参加了先生为他的三位老学生，即盛祖嘉教授、刘祖洞教授和施履吉院士的祝寿活动。先生首先感谢他们对遗传学教育和研究工作的贡献以及对他个人的支持，又说饭桌上只是一些乡下小菜，请大家包涵。多么温馨的一句“乡下小菜”，它或许可以勾起这三位老学生对往日的回忆！恰巧那天先生肚子不舒服，是服了药来赴会的，在师母的陪伴下只是以茶代酒，饭菜不沾地为学生做寿。
先生爱护学生、关心学生，在学生遇到困难时常常伸手援助。高沛之先生被打成“右”派后被派在田间劳动改造，先生设法把他调到系图书馆工作，既缓解了强体力劳动，又可以有学习的机会。
先生善于发现有才华的年轻人并团结他们。平时，他与我提到过的学者有贺福初、陈章良和陈竺等，他们后来成为中科院院士或大学校长甚至部长。
1979年，美国爱丽诺·罗斯福癌症研究所(Eleano Roosevelt Institute for Cancer Research)的廖英华博士(Martha Liao)来华进行学术访问。在她离开北京遗传所时，我建议她到上海复旦大学拜访遗传学家谈家桢教授。他们两人竟一见如故，结成了忘年之交。后来，廖博士曾对我说，她对待先生就像对待她父亲一样。
1981年初，在廖博士的帮助下，我得到去美国爱丽诺·罗斯福癌症研究所做博士后的机会。来函要我寄去博士学历的证明，这使我犯难，因为我连硕士都没有读过，哪里来博士文凭。正在左右为难时，先生为我送来了温暖。一天上午，陈受宜教授(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前所长)到我家叫我随她走一趟。在陈家，先生给了我一封英文推荐信，内容大致为：“我国迄今还没有博士学位的设置，莫鑫泉先生的学术基础相当于博士水平……”此后，我顺利地到达了美国。
1984年我回国后不久，先生邀我到复旦大学工作。那时先生正在筹建复旦大学遗传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正值用人之际，回母校对我发展肯定有利。然而考虑到我爱人患重症肌无力症，不能适应上海冬天寒冷潮湿的气候，我没有答应先生的邀请。先生很快明白了我的苦衷，以后在见面时或电话中，先生和师母总要问起我爱人的身体情况，令我十分感动。
1991年，我提出了“探索中华民族起源”的研究项目，先生是第一位签名支持者，此后钱学森、吴阶平等10位院士相继签名支持。在北京，先生还介绍我认识民盟中央委员冯之浚先生，协助我申请经费事宜；在上海，介绍著名教授庚镇城先生与我合作；在美国，介绍芝加哥大学的吴仲义教授与我联系。
大约是1997年，先生问我是否愿意做瓢虫的发育遗传工作。我当时不觉一怔，因为我知道这项工作的难度和重要性。然而不幸的是一场疾病的袭来和逼近退休的年龄使我知难而退，时不我与！我辜负了先生对我的信任，为此深感内疚。
拳拳爱国心，坎坷报国路
先生是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摩尔根实验室完成博士学业的。那时他已经发表多篇高质量遗传学论文，颇受学术界重视，也深受导师的赞赏。如果继续留在美国，自然有很好的前途。然而为了祖国的强大，他辞师别友，毅然回国。在抗日战争的艰难环境下，他不但做出了高水平的研究成果，而且还为国家培养了一批优秀的人才。1948年，他代表中国遗传学界出席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第八届国际遗传学大会。会议期间，他了解到苏联著名遗传学家瓦维洛夫被李森科迫害致死的残酷事实，了解到苏联的摩尔根学派受到残酷打击的情况后，仍婉拒了各方邀约，毅然回国，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但事与愿违，苦难终于接踵而来，他不仅要像一般知识分子那样必须接受世界观的改造，而且还受到被认为是反动的、唯心主义的摩尔根学说的牵连，成为重点批判的对象。
终于熬到了1956年，为了解决科学、文艺界的实际问题，中央制定了“双百方针”。先生终于可以在青岛遗传学座谈会上与米丘林李森科学派的学术观点展开正面交锋。摩尔根学派终于迎来了新的机遇，科研与教学得以部分恢复。
然而困难要比设想的严重，在“双百方针”出台不满一年，先生又被内定为“右派分子”。如果没有毛主席的几次接见，右派分子的劫难将势必降临在先生的头上。
1961年，先生应邀到北大讲学，批评北大请来的苏联“专家”麦克劳夫仍在歪曲“双百方针”，以扣帽子、打棍子的手法对待我国的摩尔根学派。由于请外国专家要经党委批准，前复旦党委的负责人训斥先生干涉北大党委内政，把先生送到北京社会主义学院“学习”了半年，恰巧那时我已在北京工作，曾去探望过先生。在逆境中见到学生，先生颇感欣慰。
“文革”初期，时为复旦家属委员会主任的傅曼芸师母不堪折磨而自尽，先生陷入了家破人亡的悲痛中。
关于毛主席的接见，学生间流传着一则故事：因为那时最高领导的行踪是高度保密的，当有关部门通知先生待命随时出发时，先生联想到以前对他的种种迫害，误以为这次肯定难逃牢狱之灾了，不由悲从中来，要家人准备替换衣服和漱洗用具。谁知故事竟以喜剧为结局，此事也许纯属编造，但反映了一位爱国科学家跌宕起伏的人生中心路历程的一个插曲。我相信先生的一生事迹或许有一天会被搬上银幕。
求是奖——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1995年9月某晚，接到先生电话，说有件重要的事要与我商量。我匆匆赶到北大勺园先生下榻处，先生告诉我：他将得到一笔“求是奖”，金额为100万元人民币。他现在的工资加起来每月有4000多元，已经够用了，他准备把这笔钱全部捐出去，要征求我的意见。其实先生早有打算，他接着说：50万元捐给摩尔根生物研究中心，10万元捐给即将召开的“分子进化和群体遗传学国际讨论会”，10万元捐给上海老年中心……听着先生似乎快把钱捐完了，考虑到师母的社会地位，她将来老了、病了，病房的护理费用和自费药的支出是不小的开支，于是我插话说：“是否可以留一部分给师母自由支配！”师母接着说：“他们对此已有安排。”那晚先生很兴奋，他还说打算把公车退掉，因为使用率不高，而且现在“打的”很方便；又说他还有几件大事要做，如争取在中国召开第18届国际遗传学大会，办好摩尔根生物研究中心，水稻的抗盐碱和防止抗药性肺结核菌的传播等等，如数家珍，大约有10项之多。我以前听过他类似的议题，印象中只有3项，现在年事更高了，想要办的事也更多了，真是“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先生还要我邀请在京复旦校友出席授奖仪式。在京的校友接到我的通知后，他们很高兴参加这一盛会，他们十分思念这位曾传授科学真理的老师。
授奖仪式结束后，在北大礼堂的一间会议室，先生和这群复旦学子欢聚一堂，我们把先生和师母围在中间，一声声“谈先生”此起彼伏，会堂里洋溢着欢乐的气氛。
名至实归——访台归来话沧桑
科学发展史已经证实了当初孟德尔的遗传因子和摩尔根的基因学说是解开复杂生命现象的先行者。遗传学的前景是如此宏大，先生坚持的方向是对的！过去不相信摩尔根学说的人，甚至打压过他的人也不得不作这样的认可。先生60年来的科研与教学成果不仅使他成为我国遗传学的奠基者和带头人，而且蜚声国际学术界，当然也引起了海峡彼岸的注意，先生是首批被邀访问台湾的大陆6位科学家之一。台湾给先生发来的邀请电传中说：“……乃因先生在遗传学之杰出成就，尤其尊敬先生于20世纪50—60年代对抗李森科学派，力持科学真理不向权势低头之精神……”1992年6月2日先生偕师母踏上了祖国宝岛，打破了40年来海峡两岸学术界互不通气的沉寂，促成两岸文化的交流。值得一提的是，先生与蒋纬国先生的重聚。原来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曾在苏州东吴大学附中做过生物学教师，其间教过蒋纬国先生的课，60年后蒋先生已是台湾政界的元老，师生曾多次长谈，临别时蒋纬国先生送给先生的礼物中有一本他亲笔署名的著作《论中国之统一提纲》。我得知此事后，本想借来一阅，但师母说，先生已经通过渠道，把书转呈邓小平总书记了，先生为祖国统一大业是尽心尽力的。
先生访台归来，接受了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协和医科大学副校长卢圣栋教授的邀请，1992年12月24日在医科院礼堂作了“从访台谈下世纪的生命科学”的报告。报告一开始，先生说：“这个礼堂以前是个礼拜堂，60年前我在燕京大学读研究生时曾来过这里做礼拜。”一语惊人，面对这位学界前辈，台下立刻一片肃静。接着先生一面展示图片，一面介绍台湾的著名大学、科研机构和工业园区，在谈到21世纪生命科学时，先生重点介绍了对遗传学和神经生物学的展望，使听众大开眼界。晚上在医科院食堂会餐，由于主人的热情安排，先生、师母与医科院的领导和教授们共享了一席丰盛的圣诞晚餐，北京复旦校友会的宋崑衡学长和北京医院前党委书记张家增学长也出席了这次聚会。
先生取得的成就，师母是功不可没的。我与邱蕴芳师母(上海方面称呼她为邱医生)首次见面，大约是在1977年或1978年。一天，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汪安琦先生对我说：“谈先生已来北京，我请他来家吃饭，请你来作陪。”初次见面，我觉得她为人随和、豁达，暗自庆幸先生找到了一位贤内助。后来接触多了，了解她还颇有正义感、有独立主见，柔中有刚。她受过良好的医学教育，并有丰富的临床经验，这使她能在关键时刻当机立断，多次使先生病情转危为安。先生因胃部大手术而导致腹部伤口感染时，她细心地把脓液一点一滴地擦掉。为使先生术后体力更快恢复，她设法让先生服用了200多只甲鱼。先生能步履稳健、精神饱满地参与各项重大科技规划的制定、各种重大科技活动以及参政议政活动，能在八九十岁高龄时出访2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是师母长期辛勤付出的回报。她以妻子的爱心和医生的责任心与先生相濡以沫、相依为命。
她与先生在沪郊众仁花苑有一个温馨的家，然而为了先生的健康，她决定让先生长期住院，以便发病时能及时抢救，而她以80岁以上的高龄，不管严冬酷暑，栉风沐雨，奔波于家和医院之间，无怨无悔。
今年9月，先生将迎来百岁华诞，我衷心祝愿先生、师母两位老人家健康、长寿。
(作者为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