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曾发表在《中华读书报》(2001年)、《中国遗传学史》（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2年12月出版）、《迷人的基因》（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7月出版)。
高翼之
多年来一直想写一篇文章追忆1950年在上海举行的一次“苏联专家” 努日金（H。 N。 Nuzhdin）的报告会，因为与会者至今健在的越来越少了。前些日子读谈家桢著作《基因的萦梦》一书，发现他对这次会议也记忆犹新。
先把该书中有关的原文抄录于下。
1950年，苏联科学院遗传研究所副所长努日金来华，不遗余力地宣传所谓的“米丘林李森科主义”，前后作了76次演讲，开了28次座谈会，参加者达10多万人。努日金到达上海后，指名要和我讨论“新旧遗传学理论”。于是，我从杭州赶往上海，与这位李森科手下的得力干将进行了一场针锋相对的“讨论”。最后，他以“立场”、“世界观”等大帽子来压服我，不了了之。
在卷首由该书编者赵功民写的长篇“代序”中，还提到努日金对谈家桢说的三句话：“你一定要从反动的遗传学圈子里跳出来。”“新旧遗传学理论的一个根本不同点，是站在什么立场上来看问题。”“你要背叛资产阶级立场，学习新遗传学理论——米丘林生物学。”谈家桢答：“我不能理解，科学与阶级立场究竟有什么关系？”这些，当然是谈家桢在近半个世纪以后讲给赵功民听的。
很明显，上面的对话都是谈家桢和努日金在面对面时进行的，而不是在会场上进行的。我想介绍一下会场上的情况。
那时我是复旦大学生物学系二年级学生。家兄高沛之于1947年考入浙江大学在谈家桢指导下攻读遗传学硕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从1948年起，家兄每次回上海家中，常与我同卧一榻，彻夜长谈苏联的遗传学问题。李森科（T。D。Lysenko）那些“冬小麦春化”的“论文”以及其他著作，包括那本《遗传及其变异》的小册子，他在1949年前已全部读过。在向我介绍时，详细地分析了李森科的哪些实验结果完全可以用孟德尔遗传原理加以解释，哪些实验结果不能重复、不可信。对李森科的那套“理论”，他认为根本不是科学，并且引用一位我们俩都很尊重的英国遗传学家（英国共产党党员）霍尔丹（J。B。S。Haldane）的话说：“与李森科讨论遗传学，犹如与一个不会加减乘除的文盲讨论微积分。”对杰出的苏联遗传学家、苏联科学院院士瓦维洛夫（N。I。Vavilov）的被迫害致死，我们也都很惋惜和不解。
当时复旦大学生物学系和农学院的状况真可以用“山雨欲来风满楼”来形容。师生都以困惑的心情仔细地读着李森科的《论生物学的现状》、《遗传及其变异》等小册子。不过，不管政治态度如何，大多数人都持怀疑态度。1949年前曾与我一起参加学生运动、当时复旦大学园艺系四年级学生、后任上海市园林局局长兼总工程师的吴振千学长就对我说：“米丘林（I。V。Michurin）的工作同美国园艺学家伯班克（L。Burbank）非常相似。他们都没有提出过什么遗传理论。李森科是把毫不相干的米丘林捧出来作招牌。”有趣的是，1999年我们在上海重逢，畅谈往事，他竟一字不差地重复了50年前的话。
这就是1950年那次报告会所处的时代背景。
当努日金在北京大肆活动时，我接到家兄从杭州来的信，说努日金的下一站将是上海，到时候他会随谈先生到上海来。果然，几天后系里就通知我们到市内听努日金演讲。我在去市区的校车上见到植物学家王志稼，他教我植物形态学，也是家兄在浙江大学求学时的老师。我告诉他是去听努日金的演讲，并说：“高沛之已随谈先生赶来上海参加。”他说：“好呀！努日金正要找谈先生讨论哩！”看来，努日金要同谈家桢较量的消息已经在中国生物学界传开了。
这里要插叙一段努日金是何许人也。一般人只知道他是李森科集团的第二号人物，其实，他是改换了门庭才取得这个地位的。十月革命胜利后，摩尔根（T。H。Morgan）的几位著名助手都从美国到苏联去做过遗传学研究。努日金师从瓦维洛夫攻读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又得到那时正在苏联与瓦维洛夫合作研究的遗传学大师穆勒（H。J。Muller）的指导。原本是一项不错的研究和一篇不错的论文，但努日金为了讨好已经发迹的李森科，竟把他的研究改造成为完全适合于李森科的观点，得到的好处是当上了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和遗传研究所副所长。
我进会场时，前面几排已经坐满。我坐在后排，还没有找到家兄坐在何处，努日金的演讲就开始了。主席台上坐着三个人：努日金、谈家桢和翻译。台下听众约50人。
努日金的演讲是浮皮潦草地重弹李森科小册子里那一套陈词滥调，充满了政治口号，实验工作讲来讲去还是冬小麦春化那几个实验，实际内容很少。演讲结束，按惯例展开讨论。只见翻译拿着台下递上去的一张字条说：“这是哪位的条子？我对专业术语不熟悉，您能自己用英语提问吗？他能听懂英语。”这时站起一个人，我从背影知道是家兄。家兄用流利的英语重复纸条上的问题。提问的方式很巧妙，但听得出是对李森科一项关键性的工作提出质疑，认为实验结果未能重复，证据不足，不能得出李森科提出的结论。出人意料的是努日金听后竟一脸茫然，说：“并没有那项实验呀？！”家兄立即指出，该论文发表于何杂志、何卷、何期。努日金说：“我回去查一下。”家兄又以平和的语气和巧妙的方式提出李森科的另几篇关键论文，指出某项实验未提出实验材料为纯系的证据、某项实验未设对照组、某项实验的结果未进行统计学处理、某项实验结果完全可以用现成的遗传学理论加以解释……这一连串的问题使努日金不知所措。他没有想到眼前的这位中国青年读过的李森科那套东西比他多很多。他始而抵赖，继而搪塞，答非所问，文不对题。这时会场上几位主要人物的神态各异：台下的家兄是自信地娓娓而谈；台上的努日金是狼狈不堪，顾左右而言他；翻译是忙不迭地用中文向大家转述他们两人的对话；谈家桢则是得意洋洋地露出他那灿烂的微笑。最后还是努日金会耍无赖，他大喊一句口号：“我们不是不要细胞核！我们是要把细胞核从摩尔根手中夺过来！” 终于落荒而去了。
像“打渔杀家”中的教师爷那样打上门来的努日金与一位中国青年学子间的一次短兵相接的交锋，就这样在“教师爷”的色厉内荏中结束了。
可是，李森科伪科学对中国遗传学的摧残却开始了。
(作者为东南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