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胡瑗深感惊异，而在程颐倒未必感到出奇。因为程颐认为，他所表述的尚非“孔颜之乐”，而是“孔颜之学”。孔子有“知之”、“好之”、“乐之”之说，程颐所论属第二层。
在二程的著述中，多次讨论到“孔颜乐处”，指出“‘乐莫大焉’，‘乐亦在其中’，‘不改其乐’，须知所乐者何事”。
明道说：“颜子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箪瓢陋巷非可乐，盖自有其乐耳。‘其’字当玩味，自有深意。”
《程氏外书》卷八载，游酢初见伊川时，伊川“因谓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颜子箪瓢陋巷不改其乐，箪瓢陋巷何足乐？盖别有所乐以胜耳”。 《程氏外书》卷七亦记载：“鲜于侁问伊川曰：‘颜子何以能不改其乐？’正叔曰：‘颜子所乐者何事？’侁对曰：‘乐道而已。’伊川曰：‘使颜子而乐道，不为颜子矣。’”
程颢与程颐成人以后，一位以和易著称，一位以严毅闻名，二人虽然性情不同，然而对于“孔颜乐处”却心领神会，且达到了独具特色的境界。
相传有一天，他俩应邀参加一个宴会。酒席上有几个花枝招展的歌妓不仅弹唱歌曲，还故意卖弄风骚，给人劝酒。
一直以“天理”的规范要求自己的程颐见状，认为主人这样招待他们，实不应该。他越看越感到恶心，又不能当场驳主人的面子。他只好气愤地拂袖而起，借故三步并作两步走，提前退席了。
程颐以为哥哥也会同他一样离开那个不该去的地方的。哪知，程颢对发生的这些事，却泰然处之，行若无事，依旧与同席者尽兴饮酒，谈笑风生。
第二天，程颐余怒未息，跑到程颢的书房责备哥哥，为何在那种场合饮酒。
程颢笑着说：“你还想着那件事吗？昨天酒宴上有歌妓，我心中却没有歌妓；今天我书房里没有歌妓，可你的心里还满是歌妓啊！”
程颐听了哥哥的一席话，顿时脸上臊得通红，自愧学问和修养比不上哥哥。
程颢有见于气象，得吟风弄月之乐。自此，程颐以“不改其乐”为内有所乐，而非“乐道”，并断言“使颜子而乐道，不为颜子矣”。故邹浩说：“伊川见处极高”，“吾虽未识伊川面，已识伊川心。何其所造之深也”。
“学至涵养其所得而至于乐，则清明高远矣。” 程颐晚年更趋和易，气貌容色皆胜平日，自云：“学之力也。大凡学者，学处患难贫贱，若富贵荣达，即不须学也。”
进而，他们得出结论：“孔颜乐处”于人可得真受用，“乐是学，学是乐”，“乐是乐此学，学是学此乐”。 于死生之际能超然死生之外，与有意忘死迥然有别。
二程兄弟在洛阳讲学期间，也将“孔颜之乐”作为自己的讲授重点。
有一天，当程颐讲《论语》中“颜子不改其乐”章时，在讲毕经文章句之后，他这样发挥说：
“陋巷之士，仁义在躬，忘其贫贱。人主崇高，奉养备极，苟不知学，安能不为富贵所移？且颜子，王佐才也，而箪食瓢饮；季氏，鲁国之蠹也，而富于周公。鲁君用舍如此，非后世之鉴乎！”（朱熹編《 伊川先生年譜》）
他强调指出，颜子所从事的，就是所谓：“不合礼的不要看，不合礼的不要听，不合礼的不要说，不合礼的不要做。”
所以，孔夫子称赞颜回说：“学到一条好道理就牢牢记住而不忘记它啊！”又说：“颜回不把怒气转移到不相干的人身上，不第二次犯同样的过失。”“有做得不好的地方从来没有不知道的，知道了以后从来没有再去做的。”这是由于他对道的信仰深厚，学习起来又掌握了正确方法。
末了，他强调指出，切忌不从自身的修养上去追求圣人的道德学问，而到身外去追求，把知识渊博、记忆牢固、文章巧妙、辞藻华丽当做真工夫，讲起道理来天花乱坠，极少有能达到圣人的道德学问的。
二程兄弟精彩的演讲令闻者叹服，许多学者一同入侍经筵，听二位讲学。
对于理学的鼻祖到底是二程，还是周敦颐？有一天，二程同时期的学者问及程颢。
程颢曾当仁不让地说：“吾学虽有授受，‘天理’二字，却正自家体贴出来。”（《中国哲学》第五辑p57）
所谓“自家体贴”，意思是说，天理精微须要实践体察的工夫，也就是重视自觉的体证；而心性论则是这种思想的系统表述。程颐的弟子吕希哲说：二程重视“天理”，而由“自家体贴”切入，是其为学的特色，也是宋代儒学的特色，所以后人称之为“理学”。“二程初从濂溪游，而青出于蓝。”吕本中亦云：“二程始从茂叔，后更光大。”（《宋元学案》卷一《濂溪学案下》）
哲学家跟艺术家一样，都带有某种疯狂性，别人是无法理解的。别人说的不算，一定要自己体贴出来的才行。一旦体贴出来了，那种快乐的心情是难于言表的。
在二程身后，后学们在讨论这一问题时，也明确指出，周氏虽然是二程之师，并对其产生过一定影响，但毕竟周氏当时年仅三十，除授学不足一年外，后来他们师生只于1057年在周氏任合州判官时见过一面（卢连章《程颢程颐评传》p395），且当时周氏的太极学说还未形成，所以他对二程的影响很有限。
到了当代，英国著名汉学家葛瑞汉则这样写道：“他（朱熹）曲解了新儒学的起源，从而掩盖了二程的重要性。……错误地把周敦颐视为新儒学的奠基人。”（葛瑞汉著、程德祥译《二程兄弟的新儒学》P32）
的确，周敦颐在北宋时并没有建立自己的学派，在当时的学术地位也不高，也没有多少社会影响，是朱熹后来帮他炮制出的一个所谓“濂学”。这样一来，到了朱熹死后，“濂洛关闽”、“周程张朱”就成为理学的流行口号了。有人甚至说，朱熹涂改历史的本事，可说是比他做学问的本事大多了。
不过，之所以后来的理学家对周敦颐的学说极力推崇，是因为孔丘创立儒家学派（删定六经，历代相沿，形成经学），主要内容是统治者为政的方术和修身处世之道，哲学思想十分贫乏。而汉学拘泥于章句训诂，更不去探究哲理。是周敦颐的学说最先触及了宇宙和社会起源等哲学问题，把儒家的经学哲学化，并对中央集权的统治和封建的伦理纲常做出了哲学的论证。他所提出的“一实万分”“主静无欲”等观念，为以后的理学家所继承和发展。
“穷理”“识仁”，“自家体贴”论“定性”
“路漫漫其修远兮。”
二程在治学从政的实践中，“穷理”、“识仁”，不断探索理学真谛。
他们生活的年代，商品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追逐个人利益和致富的倾向，已经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农耕经济长期塑造的耻于言利的厚朴民风，以及儒家传统的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在此时受到了强烈冲击。
正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常年与基层老百姓以及与学者打交道的二程，在“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的过程中，上下求索，最后“反求诸六经”。二程在用“六经”解剖人们的“利欲”发现，“利欲”一方面作为经济向前发展的一种并非高尚的动力，在历史上不断扮演着非常积极的角色，但在另一方面，“利欲”却又成为人与人的亲密关系的解体因素，它又具有“无休止性”与“不知足性”的负面作用。于是，他们率先提出了“存天理，去人欲”的宋儒理学的“理欲”观，强调“以理制欲”、“以义取利”的价值取向。
正在二程兄弟埋头研究学问之际，不料积劳成疾的母亲侯氏于宋仁宗皇祐四年（1052年）二月二十八日卒于江宁（今江苏江宁），享年49岁。朝廷为了表彰侯氏非凡的一生，始封寿安县君，后追封上谷郡君。中年丧妻的程珦与青年丧母的二程父子异常悲痛，在江宁相依为命。在守孝期间，二程在化悲痛为力量，继续潜心治学的同时，程颐还特作《上谷郡君家传》悼念慈母。
到了宋仁宗嘉祐年间，程颢的理学思想已初见雏形。
那是嘉祐元年（1056年），25岁的程颢赴京城开封应试，有机会与吕希哲、张载等学者在相国寺讲学论道。程颢虽然初出茅庐，却表现出过人的天赋和良好的修养：满腹经纶而纵横捭阖；待人接物，一团和气，学者不曾看过他疾言厉色。他出色的演讲吸引了众多学者，在诸儒中享有盛誉，听者往往有“如坐春风”之感，慕名而来求学之士趋之若骛。他在此收下自己生平的第一个学生刘立之，自七岁始，从学程颢三十年，后来进士及第，官至宣德郎。刘立之曾纪事说，先生“踰冠，应书京师，声望蔼然，老儒宿学，皆自以为不及，莫不造门愿交”。（《门人朋友叙述并序》，《遗书》附录）
与此同时，程颐在相国寺讲学也名噪京畿。朝中大臣吕公著获悉程颐以博览群书著称，其学术以诚为根本，以《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为宗旨，而通向《六经》。动作、静止、说话、沉默，一切以圣人为师，不修养到圣人的境界不停息。便亲自带着在太学读书的儿子、仅小程颐六岁的吕希哲前去拜程颐为师。接着，继吕希哲成为程颐的第一个学生后，吕希纯、杨应之等相继师从程颐。
次年三月，程颢参加宋仁宗御殿亲试。当时考试内容主要承唐及五代之制，试诗、赋、论各一首，策五道，帖《论语》十帖，对《春秋》或《礼记》墨义十条。主要以诗赋取人。程颢以《南庙试佚道使民赋》、《南庙试九叙惟歌论》、《南庙试策五道》（见《二程集》P462-471）等文章，一举摘取了进士功名。
当年，参加殿试者一般都赐及第，只是根据殿试成绩重新排列名次而已。殿试一般分为五甲。第一、二甲赐进士及第，第三、四甲赐进士出身，第五甲赐同进士出身。当时，与程颢同榜的还有张载、朱光庭、苏轼、苏辙与曾巩等人。
北宋的选官制度基本上沿袭了唐代的制度，面试官员概括起来有四条标准，称为“身、言、书、判”“四才”。《新唐书．选举志》载，“凡择人之法有四，一曰身，体貌丰伟；二曰言，言辞辩证；三曰书，楷法遒美；四曰判，文理优长。四才皆可取，则先德行。德均以才，才均以劳。得者为留，不得者为放。”程颢通过面试，于嘉祐三年（1058年）任命为京兆府鄠县（今陕西户县北）主簿。
鄠县既是程颢从政的起点，也是他的代表作形成的地方。他的第一部重要哲学著作《定性书》（《答横渠先生定性书》），于1058年在这里问世后，奠定了他的理学基础。
其实，《定性书》只是程明道当初回答张载探讨如何定性的一封回信，后来成为明道哲学最为重要的代表作之一。他从修养方法方面，提出了“定性”的理论。
所谓“定性”实际就是“定心”，即如何使人做到内心的安宁与平静。他认为，要使内心平静、不受来自外部事物的干扰，就应该虽接触事物，却不执著、留恋于任何事物，“内外两忘”（《河南程氏文集》卷二《答横渠张子厚先生书》），超越自我。这一“定性”的理论，是程颢继承和发展了孟子的“不动心”思想，也吸取了佛、道二教的心理修养经验后而形成的。
必须指出的是，程颢在创作《定性书》前后，确然已归宗于儒家的价值观念，已经进入“返诸六经而后得之”的时期。当然，由于这一阶段他刚刚从出入释、老而返诸六经不久，所以《定性书》多用佛、老之语。然而，《定性书》之精神意蕴完全不同于释、老二家。这与程颢一生极力批判佛学，却“不废观释老书，与学者言，有时偶举示佛语”（《宋元学案》卷十六，叶六桐语）是一致的。正所谓“自家宗旨若明，则他人之妙语借用亦无妨，正可发明己理”（周晋：《二程与佛学》（下），载《郭店简与儒学研究》P364）。
不可否认，程颢曾有过非难诗艺的言论，但其诗作却表现出超凡脱俗之意象。他的千古绝唱《春日偶成》（《二程集》P476）就是在此间写成的。
那是嘉祐四年（1059年）春光明媚的一天，他凭栏远眺，想起在黄陂老家生活、学习的日子。顿时，家乡父老在房前屋后种花、河边路旁植柳的场面，跳入脑际；自己在“春风杨柳万千条”的时节，于程乡坊的花园里、鲁台山上、滠水河畔，沐浴春风，植柏为林，踏青吟咏，情与景会，理与心契，虽在陋巷，而乐得其趣的情景，仿佛在眼前浮现……
而此时，自己在融会贯通了道家、佛家和儒家的学问后，认为只有儒学才是正途。进而，体会出了万物的根本——“天理”（或称“理”），心情非常愉悦。于是，他不禁浮想联翩，口里念念有词：“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随柳过前川。时人不识余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
这是一首从生生之机中体味“天理流行”之乐的诗，是一首反映其“生 ”的哲学及理学之游戏精神的诗。
那天，一位好友来访，看了他的《春日偶成》后，不禁赞不绝口：“老兄，乍一看，这首诗是通过描写淡云、轻风、红花、绿柳加上近午的日光，长流的河水，来抒发作者春日郊游的愉快心情。其实，诗中蕴含着你陶然若醉，进入了‘孔颜之乐’的崇高境界。”
接着，他一发不可收，还吟咏了反映其归宗于儒家过程的《游鄠县山诗十二首》。虽然从《游紫阁山》中的“吏纷难久驻，回首羡渔樵”诗句，还可看到佛、老出世思想的印迹，而在《下山偶成》中的“不是吾儒本经济，等闲争肯出山来”等诗句，已准确无误地传达了他坚定地归宗儒学的信息：吾儒的使命正在于经济天下，因而不能因个人的喜好而作出世之想。
在北宋年间，正是宋太祖立下的“不杀士大夫”的“家法”，从而使之成为春秋以后君主专制下的“盛德”。于是在如此“盛德”之下，士大夫“议论”始兴，宋学的精神始立，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超越了汉、唐。
当时，领导宋学潮流的流派涌现出三大学派：第一是王安石的“新学”学派，因王安石在执政时颁布《三经新义》而得名；第二是张载的学派，因张载在陕西关中讲学，于是称其学派为“关学”；第三是程颢、程颐的学派，因二程在洛阳讲学，故称他们的学派为“洛学”。
二程早就听说在关中有一位比自己要大十几岁的表叔名叫张载，字子厚，号横渠。他毕生以“无所不学”著称，少时喜谈兵，当时宋代西部边境常受到西夏割据势力的侵扰，张载曾经计划联络一些人组织武装力量夺回失地，他写信给当时陕西招讨副使范仲淹，讨论边防问题。
范仲淹收到信函后，亲自约见了张载，并对他说：“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劝张载读《中庸》。张载听从了范氏的忠告，可是，他通读了《中庸》之后，还觉得不解渴，他因此又阅览了一些佛教、道家的书籍，但仍不满意。接着，他研究了天文和医学，逐渐从佛教、道家的影响下相对地解放出来。他比较用力研究的是《周易》，他以《易传》为根据来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对佛教道家的唯心论进行了批判。最后张载撰写的《西铭》、《东铭》和《正蒙》，不仅是他的代表作，而且简直可以视为理学的经典作品。他曾在关中和百泉书院讲学传道，并据此而独树一帜创建了关学。对于当地理学思想的普及，士风丕变发挥了重要作用。
1057年，得文彦博宰相的支持，张载在京师相国寺设帐开馆招收门徒讲授《周易》。张载与二程虽然是亲戚，但一直没有机会在一起讨论学问。这一年，他经过与二程在一起切磋道学，大有相见恨晚之感。
那天，张载备家宴欢迎二程兄弟北上，席间，他们就宇宙的根本问题进行热烈讨论。张载首先说：“载久闻二位贤侄文名，但一直缘悭一面，今天我们不妨煮酒论道，畅所欲言，如何？”
“表叔如此盛情，晚生深表谢忱！表叔大名声震京师，今天有机会能当面聆听高论，我们真乃三生有幸！敬请赐教！”程颢说。
“哎，贤侄不必客气，我虽然在辈分上居长，但我们在学术上是平等的，不拘礼数。我们不如直呼姓名如何？”
程颐立即回答说：“表叔在上，你呼我们姓名尚可，我们岂能犯上。今天论道还是请表叔先发表高论！”
“既然你们要我先说，那我就抛砖引玉了。”
“表叔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