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的袁世凯，不是需要一个或几个谙习西洋兵志、操法的人才，而是正需要一批这样的人才来主持新军训练。因此，当聂士成把冯国璋编的兵书转到袁世凯的手中以后，他很快就浏览了一遍。袁世凯对冯国璋不仅对日本采用西洋兵法的来龙去脉了解甚多，而且能下工夫研习日军的典章制度，非常高兴，当下将冯国璋编的兵书称为“鸿宝也”。并立即传见冯国璋，称誉冯“军界之学子无逾公者”。张一麟：《心太平室集》卷四，第15页。在征得冯国璋同意后，袁世凯立即委任冯为新建陆军督操营务处帮办、步兵学堂监督。让其主持编写兵法、操典、营制、饷章及各项图说。“新军兵法操典多经其一手修订。”李宗一：《袁世凯传》，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55页。
以小站练兵为纽带，袁世凯和上述人物结合到了一起，这对袁世凯以后进行权力的角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然，袁世凯不可能料定自己的前程，更不可能确定他们将来会成为自己的“臣下”。不过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袁世凯和这些人物在小站时期以练兵为机缘建立起来的联系，已经超越了一般的人际关系。他们在以后的复杂艰险的时局变动中，在北洋集团的发达过程中同甘共苦，患难相依，相互信赖，情谊弥深。一旦时局发生动荡，有机可乘，他们就会拥袁进取，发挥集团班子的骨干作用。即使在与对手交争不利的情况下，他们也能以袁为旗帜，紧紧抱成一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成了袁世凯最初的集团班底。
1899年夏，多年积累的中外矛盾、内部矛盾不可调解，义和团运动终于在山东爆发。
由于山东巡抚毓贤没有能力处理这个事件，结果，义和团运动在山东境内迅速燃成了燎原之势，几乎每个村庄都建起了拳场。
面对山东动荡的局势，袁世凯多次向李鸿章、荣禄、慈禧太后陈述自己的看法和解决山东问题的意见。荣禄认为袁有魄力，是一个解决棘手问题的能手，竭力保荐袁到山东去。因此，清廷于12月6日发布了派袁世凯接替毓贤，署理山东巡抚的上谕。12月26日，袁世凯率领其新建的军队到达济南，开始实现他发展自己的更大愿望。
袁世凯就任山东巡抚后，在山东起用了大批文武官员。这些官员对于扩大袁氏的半私人性质的武装和官僚团体，相互调补，关系密切，迅速成为北洋集团努力发展的新动力。正是在山东时期，袁世凯集团由一个单纯的私人军事集团，发展成为一个比较庞大的军事政治集团。
1901年，袁世凯接替李鸿章就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这为他广泛罗致人才，提供了较为充分的条件。
在直隶总督任内，袁世凯网罗的李鸿章旧部主要有：
杨士骧，字莲府，安徽泗州人，进士出身，李鸿章的亲信幕僚。1900年随李在北京与八国联军议和，奔走接洽，出力颇大。吴闿生说他“为人器宇深弘，能任大事，宽仁忠恕，智虑绝人”吴闿生：《北江先生集》文卷三，第21页。。李鸿章曾夸奖他说：“文字机变能应，卒莫如杨君者。”同上，第22页。1900年，由李鸿章保荐，杨士骧补直隶通永道。次年，他又擢升直隶按察使。
袁世凯督直后，杨士骧向袁献策说：“曾文正首创湘军，其后能发扬光大者有两人，一为左湘阴（宗棠），一为李合肥（鸿章）。湘阴言大而不务实，故新回平定后，迁徙调革，即不能掌握兵柄，致纵横18省之湘军，几成告朔饩羊，尽剩有一名词矣。合肥较能掌握淮军，频年多故，遂尚能维持因应于一时。今公继起，如能竭其全力，扩训新军，以掌握新军到底，则朝局重心，隐隐‘望岱’矣。他时应与曾李二公争一日之短长，南皮（张之洞）云乎哉！”这原也是袁世凯的梦想，对此自然感到很合心意，从此对杨“深依赖之”。
袁世凯曾对人说：“天下多不通之翰林，翰林真能通者，我眼中只有三个半人，张幼樵（佩纶）、徐菊人（世昌）、杨莲府（士骧），算三个全人，张季直（謇）算半个而矣。”萧一山：《清代通史》（四），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463页。
杨士骧辅佐袁世凯治理直隶，参与新政，成为袁世凯的左膀右臂。经袁世凯不断保奏，杨先后蹿升直隶布政使、山东巡抚，1907年代袁为直隶总督。
杨士琦，字杏城，杨士骧之弟。1882年中举，后报捐道员，1885年捐直隶试用，后来总办关内外铁路事宜。1900年曾上书袁世凯，请求“痛剿”义和团。翌年随李鸿章入京与八国联军议和，担任李鸿章和奕劻之间的联络人员。由于善于逢迎，得到李鸿章和奕劻的同时赏识。李鸿章死后，他投靠袁世凯，献“运动权贵，掌握政权”的方策，又亲自下工夫把奕劻和袁世凯拉在一起。
杨士琦富于机略权变，“工笔札，诡谲多智”胡思敬：《国闻备乘》卷三，《近代稗海》（一），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87页。，“喜逸恶劳而多消息”，深得袁世凯的信任，“事罔洪纤，尽以谘商”陈一：《甘诗文集》卷下。，素有“智囊”之称。仅在1903年一年之中，袁世凯就以“保”、“特保”、“密保”三次向慈禧太后推荐他，认为他“志虑沉毅，操守谨严”，“筹划精密”，“廉正自矢”，奉旨交军机处存记、引见。《袁世凯奏议》（中），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818页。
对杨士琦，袁世凯极为信任与倚重。袁世凯吞并盛宣怀控制的招商局与电报局后，派杨士琦驻沪总理招商局并参赞电政，随后又推荐他为商部左、右丞、侍郎并主管沪招商局，1911年年底袁世凯组阁时又委任他为邮传部大臣。民国成立后，袁世凯在南方的政治情报主要依靠他经手办理，是推动“洪宪帝制”的重要人物之一。
孙宝琦，字慕韩，浙江杭县人，他长期为李鸿章属吏，前后管理北洋银钱所、育才馆和开平武备学堂。1900年为直隶候补道。次年袁世凯保奏他“才器开朗，奋发有为，向在北洋供差，历办银钱所、育才馆、武备学堂等事，皆区处精当，条理井然。而于各国政治条约，均能悉心讲求，亦不堕世俗趋末略本习气，堪称干济之才”《袁世凯奏议》（上），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84页。。奉旨军机处记名。1902年以五品京堂派充驻法国大使。日俄战后，又以奏请立宪闻名，调为宪政编查馆提调。1906年袁世凯又保奏他“才识恢宏，志趣正大”，“熟习外交，研求政法”。《袁世凯奏议》（下），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327页。1907年，孙宝琦又出使德国，次年由其姻亲奕劻保荐，授山东巡抚。进入民国后，与袁世凯结为姻亲，历任外交总长、代理国务总理等职。
赵秉钧，字智庵，河南汝州人。1878年以文童投左宗棠所部“楚军”，后升为巡检。1889年到直隶，历任新乐典史、东明典史、天津北仓大使及直隶保甲局总办等官差。1901年年初，经“李鸿章委派淮军前敌营务处，兼统带巡捕三营”《赵秉钧履历单》，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因在京畿各州县捕杀义和团首领多人，以“长吁缉捕”名闻官场。
一见到赵秉钧，袁世凯就“奇其才”，认为他“才长心细”，“智略兼优，长于缉捕”。《袁世凯奏议》（下），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193页。先后委任他以保定、天津、直隶巡警总办。1905年又推荐他为巡警部右侍郎。
赵秉钧与杨士琦同称为袁世凯的智囊，是袁世凯得心应手的策划专家、特务头子，在政治上很快就成为袁嫡系中第一流主要人物。袁任责任内阁大臣时，赵为民政大臣。袁任民国总统时，赵又先后任民政大臣、国务总理、直隶都督。袁世凯出山组阁、议和、逼清室退位，刺杀宋教仁，赵都是主要谋士。
在北洋时期，袁世凯还网罗了一批经营实业、懂得金融与理财的能员干将。
周学熙，字缉之，号止庵，又号松云居士。安徽建德人。16岁随父亲往天津，在当时名流李慈铭名下受业。1893年，乡试中举，后入京屡试不第。他在待试期间，深受“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影响，遂决心放弃科举道路，开始投身实业。
1897年，周学熙七弟学渊的岳父张燕谋，当时为开平矿务局会办，派周学熙任驻上海分局监察。1898年8月周学熙报捐候补道，9月由北洋大臣裕禄札委为开平矿务局会办，10月升总办，这是周学熙接触新式工业的开始。
1901年，周学熙又利用姻亲关系（周学熙同父异母的八妹，嫁给袁世凯的八子袁克轸），投奔山东巡抚袁世凯，被袁委任为山东大学堂督办。不久，袁世凯由山东巡抚升署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又调周学熙为天津候补道，并委其兼办银元局。周学熙在厂房、机器、资金和工匠等一无所有的条件下，大显身手，“凡七十日而成功开铸”，铸出当时铜元150万枚，袁世凯大为赞赏，“讶其神速，推为当代奇才，谓吾祖（周学熙）可以集事，嗣后以一切工业建设相委”。周叔贞：《周止庵先生别传》，第3页。
从此，凡当时北洋新政的工业建设，几乎均出自周学熙之手。
孙多森，字荫庭，安徽寿州人。其祖父孙家鼐曾与翁同龢同为光绪皇帝的老师。其父孙传樾为李鸿章大哥李瀚章的女婿，曾中进士。
最初，孙多森从事盐务经营。他于1893年由寿州迁居扬州，倚仗祖父孙家鼐、外祖父李瀚章、外叔祖李鸿章的势力，自扬州贩盐至汉口、安庆、芜湖等地销售，从中获取厚利，“家资巨万，富甲一方”《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人物传记》，第十五辑，第81页。。
1900年，他在对中国进出口贸易状况尤其是面粉行业的详细调查研究基础上，建成投产了近代中国第一家大型的机器面粉厂——上海阜丰面粉厂，以其先进的经营管理方法大量赢利。
孙多森的企业家才干，引起了袁世凯的注意。
1907年，孙多森应袁世凯之召赴天津，开始与周学熙一道共同筹建北洋实业，先后担任启新洋灰公司、滦州矿务公司、北京自来水公司协理，直隶劝业道总办等职。在此期间，孙多森协助周学熙为创建北洋实业做了大量的工作，成为北洋实业的实际主持人。《皖系北洋人物》，安徽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9页。
梁士诒，字翼夫，号燕孙，广东三水人。1889年考中举人，1894年考中进士，翌年授翰林院编修。梁士诒“思路敏锐，尤具应付之才”张开秀：《梁士诒生平》，《广东文史资料》，第六十二辑，第125页。。1903年应经济特科考试第一名。同年，袁世凯慕梁之名，以津海关道唐绍仪为介，聘至天津，任北洋编书局总办。梁、袁于是结交。袁世凯认为他“心精力果，学识兼优”《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上），第73页。，把当时铁路、交通事宜基本上全交由他负责办理。
张镇芳，字馨庵，河南项城人。袁世凯的二哥袁世敦的妻弟。他于1892年中进士，为户部主事。1903年由京至津投靠袁世凯。袁先后让他担任总办永七盐务、粮饷局总办、行营营务处总办、禁烟局总办、长芦盐运使、天津道等职。袁世凯认为他能“规划精祥，实心任事”，“沉毅有为，廉能卓著，允为济时之选”。《袁世凯奏议》（下），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314页。把筹集军政用款的重任交给了他，让他担任筹款局总办，从此成为袁的聚敛能臣。
袁世凯不是科举出身，而且小站时期军事骨干力量已成经络，缺的只是文官方面的人才。因此，在他督直后，就大量起用翰林、进士、举人以及留学生来充当他的幕僚与部属，借以在“文”的方面提高他的声望并弥补不足。除了前面已提到的外，被袁重任者还有张一麟、杨度、蔡廷干、傅增湘、金邦平、富士英、汪荣宝、黎渊、李士伟、曹汝霖、严修、詹天佑等人。
张一麟，字仲仁，号公绂。袁世凯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时，“震先生名欲罗致之，始先生分省湖北，世凯与之洞争之力，乃改今省，入幕办文案，为文工且敏，他人数百言不能尽以数十言了之，昏夜世凯索幕客不得，独先生危坐属草，10余稿立就，自是参机密，得署同知”黄炎培：《张仲仁先生传》，《古红梅阁笔记》附录，第62—63页。，“后袁去北洋而入掌军机，更倚重仲仁，批拟多出其手”张一泮：《张一麟生平》，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总60号。，袁、张这种融洽的主幕关系直到袁称帝时为止。
杨度，字皙子，湖南湘潭县人。早年入国学大师王闿运之门受教，自称在乃师的门墙之中，独得帝王之学。陶菊隐著：《筹安会“六君子”传》，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5页。
1902年杨度到日本留学，留学期间“已蜚声于学术界，与当时的清朝督抚张之洞、锡良、端方等都有书信往来，并常得其资助”陶菊隐著：《筹安会“六君子”传》，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6页。。
1904年，杨度被推荐为东京中国留学生会会长。清末，五大臣出国的考察报告，基本上都是熊希龄找杨代笔捉刀。五大臣回国之初，曾保杨度精通宪政，才堪大用。
1907年8月13日，清政府将政治考察馆改名为“宪政编察馆”，赏给杨度四品京官，任他为宪政编查馆提调。
1907年秋天，杨度的伯父杨瑞生在故乡湘潭逝世，杨度回籍奔丧，似乎无意于北上就职。其实，此时杨度与其友梁和甫、鼎甫兄弟所办的华昌锑矿公司，亏本下不了台。就在这一年，清政府调袁世凯、张之洞为军机大臣。袁、张二人发起向各省督抚招募华昌公司的股本，助杨度渡过了难关，杨才应召入京就职。
其时，袁世凯看到了时局大变，人心向往立宪，为了领导潮流，掌握主动，正需要杨度这样懂宪政的一批人做他的助手，而杨度早年就想物色一个非常之人，辅佐他成就非常之业，自己也赖以取卿相之荣。此时袁世凯正当盛年，又雄心勃勃，正是杨所需要的“非常之人”。这样，杨、袁遇合，二者遂建立了深厚的关系。
当然，从小站时期到北洋时期，加入袁氏集团的成员远不止上述这些，这里提及的只是在北洋集团中起着骨干作用、与袁世凯个人关系最为密切、在当时社会中有着一定地位和影响的人物。他们走到一起，为了个人的利益聚集在“北洋团体”这面旗帜下，团结在袁世凯的周围，由小到大，从弱到强，在清末政治急剧动荡、社会迅速转型的情况下，其集团成员具备方方面面的特长，占据着从中央到地方的许多部门的重要职位，这是袁世凯政治发达的组织保障。
2振兴经济的措施让袁世凯赢得了广大工商业者的拥护和支持。
袁世凯督直之初，恰逢清政府为“起衰弱而救颠危”，开始实施新政。由于长期在国内外政治活动所养成的精明练达，袁世凯一上任，就顺应潮流在直隶省率先推行比较完整的振兴经济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