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认为，富国裕民之道，在“农、工、商务三者”《创设东省商务局拟定试办章程折》，《袁世凯奏议》（上），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42页。。针对八国联军入侵以后直隶省各地民生凋敝的状况，他主张“宜亟兴商务，以保利权而厚民生”。“官视商为鱼肉，商畏官如虎狼，局所虽多，徒滋纷扰”《遵旨敬抒管见上备甄择折》，《袁世凯奏议》（上），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75页。。将兴商视为刻不容缓的头等大事。袁世凯认识到中国商业所以不振是因为：“良商畏避官吏几如虎狼，自保弗暇，奚暇远谋。”《创设东省商务局拟定试办章程折》，《袁世凯奏议》（上），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43页。“如欲切实整顿，必须办理商务者扫除在官习气，使官商一体，情意相通，并在各商萃聚之处，设立商会，分举董事，经纪其间，遇事联络声势，通力合作，以与洋商相角逐。有害则官为除之，有利则官为倡之。其有抑制凌铄者官为保护之，其有财力不逮者官为助成之。办理商务人员，又须常历各口，随时接见诸商，讨论中外商务情形，访询利病，相机兴革。又须与出洋人员，互通声息，协筹合谋，始可日有起色。”《遵旨敬抒管见上备甄择折》，《袁世凯奏议》（上），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75页。为此，他屡次申明所属官吏应力任保商之责，消除官场隔膜，上下齐心努力，促进商业发展，并以“滋民扰商”为由撤去十几个地方官吏的官职。
在袁世凯的支持下，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八月，天津商务局设立，继之又分立商会，努力做到：“官与商可呼吸相通，商与商可臂指相使。有弊则易以革，有利则易以兴，有限于财力权力者，则为之扶掖以助成之，有受人抑制凌轹者，则为之纠察而保护之。”《创设东省商务局拟定试办章程折》，《袁世凯奏议》（上），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43页。这样，直隶就形成一个适合商家发展的宽松环境，官商之间有了融洽的关系，商业振兴也就有了希望。
与此同时，袁世凯对直隶省的工业、农业和教育的发展也不遗余力。袁世凯认识到：“欧、美、日本以商战立国，而于农业、工艺精益求精。”《直隶筹办农工诸政情形折》，《袁世凯奏议》（中），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852页。袁世凯认为中国应先发展与国计民生有关的纺织业，进而扩展到其他轻工业部门，然后再扩展至重工业和交通运输业。随之直隶率先创办工艺局、考工场和劝工陈列馆研究制订商品制造之法。经过苦心经营，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直隶成为新政舆兴之地，“有如旭日之东升，为全国所瞻式”周小鹃编：《周学熙传记资料汇编》，甘肃文化出版社1997年版，第125页。，直隶尤其是天津的工商业得到迅速的发展，出现了官商合办企业以振兴地方经济的热潮。袁世凯富于灵活性的经济政策大大刺激了直隶全省工商业的发展，与此同时，资本主义近代化生产产生的巨大效益和高额利润反过来又吸引着他。他任命自己的亲信周学熙为商务总办，创办一些实力较强的近代化企业，如著名的启新洋灰公司是以官款垫付，分批偿还，周学熙负责经营。这些企业从生产到利润分配都萌生越来越明显的资本主义倾向，构成后来北洋集团强大实力的经济支柱。
值得注意的是，袁世凯在任直隶总督期间，在维护资产阶级和民族权益方面做过很多的努力。开平煤矿在义和团运动期间被英商以欺骗手段夺取，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初他任命周学熙等人积极筹款，准备设法收回。后来他亲自“诘查数月，辩论多次，几乎舌敝唇焦”，最后代表清政府申明无论如何“亦断不能作为英国公司”《英商依据私约侵占开平矿务请饬外务部声明规复折》，《袁世凯奏议》（中），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742页。，并要求清政府对主持出卖开平煤矿的张翼“严加查办”。同时，他还交涉成功山海关内外铁路，外人同时交还中国管理。京汉铁路权问题也是在袁世凯的支持下，邮传部断然声明，无论如何评断至如何地位若干时期，均不得因此丝毫阻碍1909年正月一日中国收回该路路权。向西方国家表明了以往中国政府从未有过的强硬态度。更值得一提的是他首倡建筑京张铁路并保奏留美回国的詹天佑主持设计与建筑。这样，中国人自建的第一条铁路遂成于京张群山峻岭之间。在处理这些涉外事件中，袁世凯注意保护正在发展中的民族经济，因此赢得了广大工商业者的衷心拥护。
3改革政治的主张让袁世凯赢得了国内立宪派的信任和拥护。
直隶“新政”取得瞩目经济成就的同时，袁世凯极力推行的地方自治也颇有成效。早在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之前，他就设立“宪法研究所”来进行法理研究，派天津知府凌福彭、留学生金帮平等拟订自治章程，在全国各督抚中首先创办自治局。
袁世凯认为：
比者东西立宪诸国，雄长大陆，稽其历史，则地方制度，必先乎立宪政治而兴。德之建国，发轫于州会。日本之维新，造端于府县会。选举有定法，议决有定程。人以被选为荣，斯民德日崇，类能辅官治之所不及。比隆三代，有自来矣。臣夙昔讨论及此，窃谓非行地方自治，无以补守令之阙失，通上下之悃忱。爰饬于天津设立自治局。《奏报天津试办地方自治情形折》，《袁世凯奏议》（下），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520页。
袁世凯要求司法衙署“设官分治”，实行司法独立，培养熟谙法律的人才。更有意义的是，天津创办的地方自治，还进行了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普选，凡有资格的居民均可参加选举议员，这次老百姓参政的尝试较之经济发达的上海初办自治时尚不敢试行普选相比，显然更为激进。这些政治改革的尝试得到了国内立宪派的大力支持，袁世凯从中争取了雄厚的政治资本。
袁世凯在直隶扶摇直上之时，清政府却面临着来自两方面的挑战：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多次发动武装起义，企图推翻清政府建立民国政权；国内立宪派集团随着自己经济势力的壮大也不再甘心像往日那样生活下去，希望通过比较稳健的手段在清政府内部推行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变革，进而从中获取渴望已久的权力。他们鉴于袁世凯在新政中的非凡政绩及其在当时国内政坛上的地位，在立宪浪潮一开始就迫不及待地吁请袁世凯出山，认为他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最合适的干将。张謇在光绪三十年（1904年）致袁世凯的一封信中把袁世凯与明治维新时期重臣伊藤博文、板垣等人相提并论，忙不迭声地呼唤他出马。张謇是清末资产阶级工商业中最有影响的人物，他和许多民族工商业者一样，希望袁世凯能带领他们推动比较激进的改革。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初，张謇急切地告诉袁世凯：“公但执牛耳一呼，各省殆无不响应者。安上全下，不朽盛业，公独无意乎？及时不图，他日他人构此伟业，公不自惜乎？”《为抵制美货事致袁直督函》，《张季子九录·政闻录》卷三，张孝若编，中华书局1931年版。既劝且诱。他如此这般费尽口舌，正反映了当时一般工商资产阶级的心态。既想夺权，但又苦于势单力薄，于是只好依靠袁世凯这样有进步倾向的政治实力派来实现自己的愿望。
此时的袁世凯审时度势，也感到权力转换的时机已经到来，他一方面对资产阶级工商业者的拥戴表示接受，另一方面着手问鼎中央政府的权力机构。袁世凯奏请简派权贵赴欧美各大国考察政治，以为立宪的张本。清政府也接受了他的建议，派出以载泽为首的五大臣出游。随后袁世凯看到立宪潮流越来越高涨，有一发不可收之势，认准这是中国未来政治发展的基本趋势，可以借此博取各方政治力量更广泛的拥护，同时自身的利益也毫不受损，因此，他要求立宪的决心就更加坚定。但预备立宪的方针确立并不是他的全部目的，他是为了以此为幌子去向清政府索要更多的权益。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袁世凯主张设立责任内阁，向清政府的君主专制政体发起了攻势。这次改制虽然失败，但袁世凯的责任内阁方案却是代表了立宪派的改革纲领。改制之初，立宪派报纸就“竭力怂恿”袁世凯搞责任内阁，而改制失败后，国内立宪派首领张謇立即致书袁世凯云：“自七月十三日朝廷宣布立宪之诏，传闻海内外，公之功烈昭然如日月而行，而十三日以前与十三日以后，公之苦心毅力如水之归壑，万折而必东下走。独心喻之，亿万年宗社之福，四百兆人民之命，系公是赖。小小波折，乃事理所必有。以公忠贞不贰之心，因应无方之智，知必有屈信尽利者。伟哉！足以伯仲大久保矣……下走昔日之窥公，固不足尽公之量也。”《为运动立宪致袁直督书》，《张季子九录·政闻录》卷三，张孝若编，中华书局1931年版。将袁世凯比作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大久保利通，未免誉之过甚。但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袁世凯的所作所为确实得到了国内立宪派的赞许，并被引为同类。也正是从这次改制以后，国内立宪派对袁世凯产生好感，开始倚为柱石。这一点对于宣统年间以至于民国初年的政局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袁世凯的复出与就任内阁总理过程中，张謇等立宪派所起的作用并不亚于徐世昌、那桐；而在民初排孙拥袁活动中，国内立宪派更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4编练北洋新军使袁世凯确立了在清末民初军事政坛上的权威地位。
袁世凯承受李鸿章衣钵，看准了当时政治的基本：军队之外，就是外交。因此，在1901—1907年的6年间，袁世凯利用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这一显要职位之便，不断向清政府索取更多的权益。在清政府实施新政的合法条件下，运用权力和官场权术，从军事、外交等方面入手迅速发展，培植了一个由他控制的、占据国家重要部门与要害地位的军事官僚集团，袁世凯的地位与影响迅速上升，使他成为清末10年中为中外所瞩目的一颗政治新星。
在军队方面，袁世凯是一直不放松的。
著名的治史大家罗尔纲先生在《晚清兵志》一书中，对北洋军成为袁世凯势力的机缘曾有过精辟的论述，他说：清末编练陆军，对内动机原起于欲集权中央，而献此策的人就是袁世凯。从当时的设施看来，特设练兵处于中央，以亲王总司其事，由练兵处厘定军制，画一全国编制，一扫咸同以来督抚自专兵柄，各省自为风气之弊。其后甚至将道光以前绿营兵政分寄督抚的旧制亦行废除，而将各镇兵政直隶于陆军部，督抚不得过问，一时间中央集权之制雷厉风行，无以复加，兵权既完全集中于中央，则不应有兵归私人的事发生，乃当时全国陆军最称精强的北洋六镇，以至皇室的禁卫军却都成为袁世凯一人的势力，其原因又在哪里呢？
《皇朝续文献通考》编者刘锦藻详论其原因说：立国之道，莫要于治兵。而治兵之机，尤贵上下相系，人人有亲上死长之心。我朝以武力开国，惟其权操自上，而又知人善任，用能使八旗绿营之兵，拓疆万里，宾服八荒，勋业之隆，前古无匹……自光绪间改建新军，在朝廷惕于外侮，不惜舍己从人，以为壁垒更新，士气可振。讵意魁柄旁落，忧伏萧墙，盖但鹜其名，不求其实，未知列圣创业垂统，谟猷至为深远，其要道有在整军经武之外者。有法无人，足昭炯戒！
刘锦藻认为，国朝初设军机处，原以承受方略，承平日久，渐专政务。咸同军兴以后，京外大臣有戡乱之功，于是兵权又渐移而分寄于督抚，故先朝谕旨有各省练兵自为风气语。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设练兵处专司其政，遂编练陆军，使归一政，原有规复旧法之意，乃行之不善，竟召大祸。他在论禁卫军一节又说：自宣统初，改为弁兵满汉互用，卒生肘腋之害。论者乃以用汉人为疚。不知先朝法度不过因时制宜，非过分满汉也，曾国藩以湘军戡定大难，岂非汉人哉？要在深知列圣立制之精心，而非其人，又不轻假以权，乃无施而不可尔。
刘锦藻的意见，无疑是赞同施行中央集权制的。但他指责清廷柄政者徒鹜其名，不求其实，且用非其人，轻假事权，遂至魁柄旁落，忧伏萧墙。这种结论是符合事实的。不过，当时慈禧太后主政，她是个久经忧患手腕铁辣的妇人，袁世凯究竟借何机缘把清廷的兵权潜移默化转为自己掌握呢？刘锦藻却还不曾有所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