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先生到了昆明，正如某先生说的，“在中国当他为外国人，在国外又当他为中国人”，因此近几天本市大小报纸，都有些文章介绍批评林先生，西南联大且特别欢迎林先生作一次公开讲演。综合各方面印象来说，似乎可归纳成为三点：一为“林先生是幽默提倡者”，二为“林先生是个写中国问题中国生活中国故事给美国人民看，用中国事哄美国人的作家”，三为“林先生在国内所标榜的趣味；影响既不大好，在国外所使用的方法，影响也不大好”。这个说明实近于一般人对林先生十年来工作态度和工作效果所具有的真实反应。到联大讲演情形稍稍不同。学校中多少尚有点北方的传统超功利学术空气，对林先生文章实表示相当尊敬，对林先生工作又还保留极大希望，大家都乐意瞻仰瞻仰林先生，并听之谈谈国外观感。所以当天站在空地上听的数千余人中，就可发现不少联大同事。正因为原来对于先生期望相当大，到结果或不免失望。林先生平日以善谑见称于世，从林先生所涉及的问题看来，实容易给人一种印象，即所说的不必当做十分认真讨论。社会上一般人对林先生认识固不免模糊，林先生对两个国家人民情感理性，通过长短不同的历史，所形成的文化与文明竟好像更加模糊。
林先生作品过去虽受欢迎，（如《论语》，在中国行销，别的作品在国外行销。）这个意义林先生实明白？近于一种风气所作成，与一个文学家思想家应得的尊敬稍稍不同。林先生机会相当好，但是机会可遇不可求，可一而不可再。若来昆明真如一般传说，是为找文章材料，到处看看，看过后便仍照过去的态度和方式，加以处理，所能得到的效果恐怕只是个人的成功，与国家这时节所需要于一个公民能尽的责任便不大相合。
至于近六年来国家在忧患中，社会的巨大变动与多数有良心的公民，对于接受这个历史教训时所抱的态度，如何从严酷试验中忍受与适应，具体负责方面如一般官吏公务员，抽象负责方面如教育界分子，一面陷溺于事实泥淖中辗转，一面如何对于国家重造问题抱有多大热忱和信心；五百万朴质壮丁与千万优秀青年学生，一面如何为制度积习与本来的弱点困惑，感到痛苦，然而在痛苦中又如何依然忍受下去，慢慢地从牺牲里将民族品德提高……如此或如彼，希望由林先生从文学作品来介绍解释给英美友邦多数人明白，增加两国战时友谊，以及战后进一步的了解与合作基础，这个愿望恐不容易实现了。有人说，林先生的态度与兴趣分不开。林先生的年龄虽已到“知天命”界线上，精神可像年青得多。或因为在美国太久，生命中还充满“游戏”感情，因之所能作的也就是用“中国”作为题材，供给美国普通社会以“杂碎”，这个关系中即贯穿以游戏情感，且从这个关系中树立自己。在这点上就有个小故事可供参考。
林先生既准备来看看盟友美空军，这个故事似乎还有意义。在昆池附近一个小县份，有个某国教堂，还住下几个虽受政府限制不许离开却仍可在当地走动的传教师，另外有个盟邦小小机关，机关中却有两个行动虽极自由，行为实不能和这些传教师发生关系的盟友。由于寂寞或其他原因，他们依然相熟了。有一天，这个盟友正看林先生的《吾国与吾民》，那传教师就说：看这个能认识中国？你得先看看中国再读它，方知道这是一种精巧的玩笑！中国的进步，中国的腐败，可都不是玩笑！”于是林先生这本书，被这个身份可疑的传教师一说，搁到玩具中去了。这个故事可不是玩笑，完全有根据的。英美新闻处为国际礼貌，空军招待所又为另一原因，都依然会把林先生的著作，继续陈列出来，供给国际友人阅览。可是想起这个关系恰在并非玩笑的时节，美国“大嘴笑匠”也老老实实到国外来为国家服务，林先生的作品却只能产生玩笑印象，是不是十分可惜？友邦事重效果，我们这个国家也在学习明白效果好坏的时候，所以我们欢迎林先生，实希望林先生尚能做一点更有好效果的工作。
凡活在中国当前社会中，稍有做人良心的知识分子，都会觉得活下来实在太痛苦了。这与林先生所说的“穷”关系就并不多。人固然是个动物，需要活得比较“幸福”，可是它比别的动物又稍微不同，还需要活得尊贵而有意义。他们眼看到这个民族在发展过程中，一面是积习所形成的堕落因循，如何保留在若干人的观念行为上或组织制度上，一面又尚有若干理想与热忱，如何培养在一切具有健康身心的人民生命中。两者到处有冲突，一时既难于调整，所发生消耗现象便万无可避免。社会动力既受习惯缚束，挫折复挫折，因之一个民族在战争中最需要的自尊心与自信心，便只合听它逐渐消耗于许多不相干问题上，终于使负责方面上常常陷溺到一个无可奈何情况中。某些事竟俨若任何具体法规或抽象原则，均无助于转机的获得。就说弄理工的，对国家重造所抱幻想，或为“衣食足而礼义兴”，努力在争取将来生产技术。弄文学哲学的，自必认识到经典之重造的重要性。
然就近二十年教育发展说，习哲学偏重于书本诵读，文学更偏重章句知识，人虽若不离“书本”思索却离了活生生的那个“人”。因之乡愿学究者流，一面生活中尚充满算命圆光鬼神迷信，一面却以思想家身份领导群众，到耐不住生活寂寞，却因缘时会自到自见时，进九锡铸九鼎等打算，亦无不可从这类新读书人圈子中产生。所谓经典之重造，这些人当然五分。这个时代已非用格言警句建立单纯抽象原则，即可济事，还要些别的条件。从近二十年社会发展上认识，新文学作家与读者所保尽的关系，却可以从文学作品中来做有关人生一切抽象原则重造的工作，工作固相当困难，因与之对面非事物约柔韧性和适应性，都并不容易克服。另外一种习气，即战前十年来文学受商业与政治两种势力的牵制分割，想突破一切障碍，更必需作者对民族忧患所自来各方面具有深刻理解，且抱定宏愿与坚信，如战争一样，临以庄敬，面对问题。岁月积累却坚固不拔，方可望有所成就。国内作家近十年来，见解或有分歧，成就更有浅深，可是目的却大都在同事一点上。林先生年近半百了用中国抒情所得于己者似已不少，金钱收入虽万无限，生命付出实可屈指计数。子在川上有“逝者如斯”之言，林先生示有同感。
林先生的旅行昆明，为认识中国而来，林先生值得用一个比较庄敬的态度好好认识认识现代中国，如写作又为介绍美国人认识中国，林先生更值得好好认识认识当前的自己一支笔若能比较庄敬来从事于明日工作有助于两大民族的理解有多大。“圣贤”、“英雄”的期许，通达如林先生，或以为近乎争名于朝，名分实不足争，我们盼望于林先生的，只是“庄敬”。当前中国做一个真正公民的应有素朴态度而已。
本篇发表于1944年1月1日《昆明周报》第68期，署名上官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