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4月，由知名科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组成的“罗马俱乐部”宣告成立，该组织旨在促进和传播对人类困境的理解，激励那些纠正现有问题的新态度、新政策和新制度，实际揭开了欧洲绿色运动的序幕。1972年3月，该俱乐部耗资25万美圆、题为《增长的极限》的研究报告出台，以一种全新的生态观引起全世界的广泛关注，产生爆炸性影响。在此基础上，1972年6月，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人类环境大会，经济发展和环境恶化之间的关系第一次被提上国际议事日程，会议通过了著名的《人类环境宣言》，向全世界发出保护和关爱人类生存空间的呼吁。此前的1962年，美国的一位生物学家卡逊女士也曾告诫人们：“人类一方面在创造高度文明，同时也在持续毁灭自己的文明，自然生态环境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人类将会生活在幸福的坟墓之中。”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伴随着生态问题的日益加重，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及重视程度也在加深。1983年，联合国大会成立环境和发展委员会，1987年2月，该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向联合国大会提交的《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明确提出今天人们已经耳熟能详的“可持续发展”概念，作为完全以无节制的经济增长为基础的发展观的替代观点，被世界各国政府和社会公众普遍接受。按照可持续发展理念的要求，人类必须树立善待环境和可持续地利用自然资源的意识，保护环境与生态的需求必须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只有环境、生态及其服务和满足人类发展需求的功能得到保护，世界各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才能实现。随后联合国通过1992年里约热内卢各国首脑地球最高峰会制定《21世纪议程》、成立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及“可持续发展司”等措施，敦促当代人类对生态环境保护达成共识，并谋求解决这一迫切问题的有效途径。《增长的极限》、《人类环境宣言》发表后的几十年里，随着接连不断的世界石油危机、核电站爆炸以及各种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世界生态环境的发展态势已经被罗马俱乐部不幸言中，地球资源有限的结论得到充分证实，由罗马俱乐部率先拉响的全球生态危机警报越来越得到广泛认同。面对严酷的现实，人们不得不重新认真思考人类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以最终走出当前面临的生存困境。
尽管中国工业化起步较晚，缺乏建设经验，对近代工业文明、高科技发展、现代化、城市化的副产品理论研究与措施防范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认识提高需要有一个过程，但最迟从20世纪90年代起，环境与生态问题已经明显得到国家领导层及各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已经正式提上国家议事日程。早在1992年6月联合国里约热内卢环境与发展大会上，李鹏就曾代表中国政府郑重宣布，中国将同世界各国一起，为谋求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履行责任，作出贡献。1994年3月，国务院审议通过了《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启动了我国生态保护与环境治理的国家系统工程。1995年召开的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科学概念。1996年3月，经全国人大八届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将“可持续发展”正式确立为我国经济与社会长远发展战略。
打那以后的十多年里，党和国家相继出台一系列重大举措，寻求中国生态环境问题的有效治理途径。中共十六大在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目标时，曾明确将“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之路”列为实现小康社会的四大目标之一。特别是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以来，在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经过理论与实践的不断摸索和总结，最终形成和确立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作出了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正确抉择。
以上不难看出，相比较而言，在重视环境治理、生态保障方面，西方发达国家的确早于我们，而且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特别是一些具有远见的专家学者，长期不懈地致力于绿色运动为代表的新社会运动，向政府和社会公众宣传他们的思想主张。但他们当中的许多人特别是生态社会主义者，往往习惯于将生态问题与社会制度简单挂钩，认为西方发达国家生态问题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这种观点虽有一定道理，但总体讲有失偏颇，难以成立。
事实上，生态环境问题及其有效解决，并非社会制度先进与否能够简单决定的，问题的实质和要害在于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机械发展观，以及人与自然关系上源于人类私欲、物欲的价值观、消费观。不难设想，如果生态社会主义者的上述观点能够成立，且不说当今社会主义国家也普遍面临生态问题的现象理论和逻辑上难以解释，西方发达国家数十年来为解决生态问题的诸多努力岂非毫无意义？
现实一再告诉人们，眼下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与消耗，污染物的大量排放，全球性资源的严重短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日趋加重，除经济增长和人口增长的双重压力外，都与人类传统、落伍的发展观密切相关。当今世界面临的人口、环境、资源以及经济、社会发展失衡的严峻挑战，都说明旧的发展观已经破产，人类迫切需要一种新的发展观。这种新的科学发展观需要回答的问题是多方面的，其中在环境与生态问题领域，最核心的问题在于能否以一种新的价值观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从根本上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建立在价值平等的基础上。换句话讲，作为自然的一部分，我们必须放弃以人为“主体”、对人与自然作所谓主客体之分的传统思维，不是无休止地向自然征讨和索取，而是视自然为人类生存的根本依托。只有这样去思考问题，才能以一种大生态观及大系统观来破解“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的理论偏执。
其实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曾有过深刻思考和精辟论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历来反对把人同自然截然对立的观点，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和一致，强调“人直接地是自然的存在物”，“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特别是恩格斯《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堪称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奠基作，这部发表于一个多世纪前的论著中的一段话，至今仍为各国学人津津乐道：“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在列述一系列触目惊心的人类肆意伤害自然的事例后，恩格斯告诫后人：“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决不是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我们对自然界的全部统治力量，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当然，限于当时的条件，恩格斯著作中还不可能完全预测生态环境破坏对于人类生存威胁的严重度，理论论述方面也就难免存在某些欠缺。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尽管中国当前面临的发展问题同世界各国具有同一性，但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科学发展观在我国的提出，具有特殊的背景和意义：
其一，中国不仅是世界发展链条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全球经济与社会发展中极具特色的个案，走的是自主创新、具有鲜明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作为不同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独特的现代化发展模式，中国的发展问题解决得好，将是对世界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积极贡献，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解决其自身发展问题，对于探寻世界发展的多元模式，避免重蹈近代工业文明发展肆意损害生态环境的覆辙，都将提供有益的参照。这一点在苏东剧变、社会主义发展遭受重大挫折后，表现尤为突出，作为世界社会主义未来前途的希望所在，中国发展问题解决得好与坏，其意义远远超出了一国的范畴。
其二，党中央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时机把握准确，对于21世纪前20年中国经济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对于中国顺利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尽早步入现代化发达国家行列的发展目标，具有战略指导意义。经过建国以来50多年的努力，当今中国正处于跨世纪发展的关键时刻，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世界时代主题转换，新的社会基本矛盾突出，以往传统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明显过时，迫切需要新的科学发展观的正确引导。所以，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可谓应运而生。
其三，正像温家宝总理指出的那样，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不仅是胡锦涛为首的党中央新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更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史上的首创，“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又一历史贡献。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发展指导思想和执政理念的重大飞跃，完全符合人类文明发展共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思想保证。
总之，人类要想持久生存、繁衍和发展，离不开两大关系之和谐—人际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某种意义上，一部人类发展史，就是两大关系的协调史。只有人们的思想观念彻底更新，善待自然，善待族类，两大关系都处理和协调好，真正意义上的和谐社会才能够建立，人类以及自然的发展才能够可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