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佐藤榮作SatoEisaku1901.3.27-1975.6.3）。
连任第61-63届（1964.11.9-1972.7.7）内阁首相佐藤荣作（1901-1975）是日本战后第十位首相，与岸信介是亲兄弟。岸信介在石桥湛山首相病退时，顺势上台执政，佐藤也是在池田首相病退后，未经国会推选便接过相印的。他连续执政七年八个月，创历届首相连任期限的最长纪录，还是迄今为止唯一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日本首相。
1901年3月27日，佐藤出生在山口县。兄弟三人中排行老三，二哥便是前首相岸信介。与岸信介一样，佐藤也是“倒插门”女婿，妻子是舅舅的长女宽子，结“姑表亲”。而他妻子的舅舅，又是甲级战犯松冈洋右。
佐藤的性格恰好与岸信介相反，自小少言寡语而长于心计。山口中学毕业后，考入熊本第五高中，与池田勇人是同窗好友，但不像池田那样放荡不羁、嗜酒如命，而是经常带领一帮同学，爬学校附近的龙田山，开演讲会，还是一个小组织“卧龙窟”的头头。熊本五高毕业后，考入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院。
1924年，佐藤大学毕业后，选择在铁道部门工作，先是一年多实习期，后历任二日市站长、下关运输事务所营业主任、门司铁道局庶务课文书负责人。十年期间，平平常常，无甚惊人之举，以至松冈洋右大失所望地说他“真是个没出息的”外甥女婿。1934年，佐藤受铁道省派遣，先后到美国和欧洲进行了两年考察，回国不久被调到铁道省监督局业务课，任陆运管理官，此后时来运转，步步高升。1938年，两次被派往中国，筹划开设铁道公司，其间升任监督局铁道课长，后历任铁道省监督局总务课长、监督局长、监理局长、汽车局长、大阪铁道局长。日本战败后，升任铁道总局长官、运输省次官，当时与池田勇人一起，享有“铁道的佐藤，大藏的池田”美名。
佐藤象“三级跳”运动员一样，由战前的省属课局级官僚，跃至战后的省级次官，引起了各种政治势力的注意。1948年，佐藤被吉田拉入自由党，委以自由党政务调查会长、干事长、国会对策委员会委员长等要职，历任吉田内阁官房长官、邮政相、建设相，北海道开发厅长官，与池田一起，成为吉田茂最得力的左膀右臂，为吉田长期执政立下汗马功劳。
鸠山一郎在战后创建了自由党，并首任该党总裁，被占领当局革除公职时，将总裁一职让给吉田茂。鸠山恢复公职后，吉田茂撕毁当初的“君子协定”，拒绝把权力归还鸠山，激化了自由党内的权力斗争。鸠山一怒之下，于1954年10月从自由党中拉出鸠山派成立民主党，同年11月出任首相。1955年11月，又把自由党与民主党合并为自由民主党。吉田茂被鸠山的举动搞得措手不及，下台后拒绝加入自民党。当时，在吉田的得意门生中，只有佐藤忠贞不渝，追随老师当了逍遥派。
1957年鸠山下台后，佐藤回归自民党任党内总务会长、选举对策委员会副委员长。从1958年起，任岸信介内阁藏相、池田内阁通产相、北海道开发厅长官、科学技术厅长官和原子能委员会委员长。此间，佐藤在党内的势力急剧扩大，虽然在池田内阁末期的总裁选举中败北，但已成为自民党内除池田外最有实力的人物。
1964年10月，池田因病辞职。继任首相没有采用以往的执政党选出总裁，再经国会推选承认的办法，而是经党内各派协商后，由池田首相提名产生。结果，佐藤于1964年11月9日就任首相，组成第一次佐藤内阁，之后当选自民党总裁。
佐藤上台连续三次组阁，执政七年八个月之久，这恐怕是其上台连自己也没想到的。
佐藤之所以能长期执政，主要得益于时代的恩赐。鸠山、岸信介在任时，通过恢复日苏邦交、加入联合国及签订新安保条约，基本解决了战后日本政治、外交上的主要遗留问题。池田时期经济的飞速发展，为继任政府打下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佐藤享尽了历届政府的“成果”，在国内外局势相对稳定的情况下，没遇到太多的棘手问题。
佐藤上任不久，自民党内最大的派别领袖即总裁一职的有力竞争者大野伴睦、河野一郎、池田勇人等相继死去，党内的反抗势力明显弱化，客观上佐藤的地位更加凸显。如此等等，佐藤的确是时代的幸运儿。
但是，只靠“幸运”还不足以维持长期统治。佐藤的政治秘诀是善于见机行事，长于“人事和金钱”。佐藤上任时，鉴于本派势力不够强大，完全接受了池田前首相提出的让位条件，几乎原封不动地保留了前内阁成员，声称萧规曹随，前内阁的既定方针不便。确实，佐藤内阁成立后的一年时间里，人们看不出新内阁有哪些特色，时评“幻影内阁”。
但是佐藤不是那种政治上得过且过的人。随着统治基础的加强，开始动手改组政府和党内人事，其中对内阁的大幅度改组前后共达八次之多。他把频繁调整党政人事作为控制党内派系势力消长的筹码，在确保本派势力优势的前提下，也照顾到派系并使之从属于自己。由于内阁成员变动频繁，佐藤多次摆脱危机。执政期间，先后有五位内阁成员因受贿嫌疑或“失言”受到社会谴责及国会弹劾，因佐藤“及时”行使罢免权，总是不等大火烧到自身时便平息了事态，像“蜥蜴断尾巴”一样，一次次化险为夷。
“人事的佐藤”如此有效地操纵政权，得助于他布下的庞大情报网。有人说佐藤耳目之多，消息之灵通，以至无论在自民党内还是在野党内，“只要发出一根针落地的声响，他也会马上听到”。佐藤平时沉默寡言，心里的想法从来秘不授人，每次人事变动，常令对手猝不及防，这就是他的“政权操纵法”。
掌握充足的政治资金是维持长期政权的又一秘诀。佐藤本人有“超群的”聚财能力。通过助手和亲信与财界保持密切联系，以“长荣会”、“心道会”、“三水会”、“月一会”、“旧制五高同窗会”、“首相周围亲戚会”等各种名义，定期或不定期地与财界巨头和社会名流聚会。佐藤在任的1965年，自民党收到的政治献金48亿日元，相当于池田在任四年总和的一倍半，创历史纪录。充裕的政治资金，使自民党在历次大选中处于主动地位，金钱的魔力转化为政治力量。
池田执政时，日本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佐藤接任时，经济增长势头趋缓，企业收益下降，一度出现“宏观景气，微观萧条”的局面。国民希望政府抑制物价上涨，加强社会保障，采取保护中小企业的对策。当时政府内围绕着如何刺激景气问题，出现了日本银行主张的金融缓和论和大藏省坚持的金融紧缩论两种对立意见。佐藤采纳了日银的意见，在1965年1至6月间，三次降低利率。但是，仅仅依靠金融政策宽松的手段，并未收到刺激景气的预期效果。
1965年6月，佐藤起用福田赳夫为藏相。福田大胆采用扩大政府财政支出、大量发行国债和大幅度减税等方法，在1965年度追加预算中，发行了2590亿日元赤字国债，增加财政支出2100亿日元，住宅、国营铁道和电气公司建设出现热潮。在1966年度的财政预算中，又发行国债7300亿日元，减税3069亿日元。福田的财政政策，使日本进入了靠国债支撑的“财政新时代”。
这一财政政策效果明显。从1966年起，趋于消沉的日本经济，出现了堪与池田时代媲美的“超高速增长”。1966年至1970年五年间，国民生产总值由1026亿美元增长到1977亿美元，实际年均增长率11.7%。国民生产总值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地位由1966年时的第五位，一跃为1968年的第二位，超过联邦德国，成为名副其实的“经济大国”。
佐藤在任时一次访问韩国，两次访问东南亚各国，四次访问美国。从出访的国家和次数上也可以看出，佐藤外交是以维持日美关系为轴心。
日韩关系是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从1952年起，日本在美国的督促下，与韩国当局进行了六次谈判。由于在战前侵略朝鲜和战争赔款等问题上日本坚持错误立场，缺乏诚意，加上韩国政局动荡不安，谈判最终破裂。佐藤上台时，美国正陷入侵越战争泥潭，急切希望日本代替自己在亚洲发挥作用，处理好与韩国的关系。于是日韩举行第七次会谈并达成协议，1965年6月在东京正式签订《日韩条约》。
佐藤对东南亚的两次出访，是在美国侵越战争升级的情况下进行的。两次访问时，都专程到南越，表明追随美国的立场。
收回冲绳、小笠原群岛行政权是佐藤政府的一大政绩。美军撤出日本本土后，仍赖在冲绳、小笠原等地不走，并以侵越战争基地为由，不断扩大军事设施，当地居民不断抗议，要求日本政府收回主权。在舆论的压力下，佐藤上任后即宣布收复冲绳、小笠原是新政府的主要外交任务，还许下诺言：“不归还冲绳，战后不算结束”。1967年11月访美时，佐藤与美国政府达成了一年后先归还小笠原群岛的协议。
归还冲绳的日美谈判，焦点集中在归还当地行政权后，驻冲绳的美军是否可以拥有核武器问题上。包括部分内阁成员在内，舆论要求“归还无核冲绳”，冲绳必须和本土一样适用“无核三原则”。佐藤最初认为这些要求是“片面认识”，后来改变了腔调。
为了防止冲绳归还时发生反政府运动，佐藤政府事先作了精心准备。强令国会通过了限制大学介入政治运动的“大学法”（内容包括国立和公立大学发生动乱时，校长有权停止有关科系和研究所的工作，执行期间只发给有关教职工70%的工资）。
根据1969年11月佐藤访美与尼克松总统达成的协议，1970年6月，日美安全保障条约自动延长。1971年6月17日，归还冲绳协定签字仪式在东京和华盛顿同时举行。协定在冲绳归还后是否撤走核武器问题上含糊其辞，未作任何保证；美军仍保留主要军事基地，只拆除部分军事设施；此外还残留着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1972年5月15日，这个协定在日本国内外舆论的强烈反对下生效。
佐藤执政末期，由于美国突然改变了对华政策，受到巨大冲击。1971年7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发表了即将访华的爆炸性声明。10月，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把台湾驱逐出联合国的一切组织。1972年2月，尼克松访问中国，签署了《中美上海公报》，美国首次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和“一个中国”。这意味着美国长期推行的反华排华政策彻底破产。美国事先未通告日本便改变对华政策，完全打乱了佐藤及日本政府的阵脚，一时间不知所措。实际上，经过中日两国人民的长期努力，在美国改变对华政策的前提下，中日两国恢复邦交的时机已经到来。
历史的发展提出了新的任务，而佐藤在完成归还冲绳的使命后，已无力承担新的责任。1972年7月7日，佐藤率内阁辞职。在发表辞职的电视讲话时，还演出了蛮横赶走新闻记者的一幕。
佐藤在任时实现了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但与之俱来的物价上涨、公害、城乡人口过密过稀等问题日趋严重，影响日美关系的经济摩擦愈演愈烈，恢复中日邦交正常化已成为亟待解决的外交课题。这些，只能留给下届政府去完成。
1975年6月3日，佐藤因脑溢血病逝，终年7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