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平正芳hiraMasayoshi1910.3.12-1980.6.12）连任第68-69届（1978.12.7-1980.6.12）内阁首相大平正芳（1910-1980）是日本战后著名政治家和外交家，为恢复发展中日两国和平友好关系做出过积极贡献，是中国人民缅怀的朋友。
1910年3月12日，大平出生在香川县三丰郡丰滨村一个既不富裕也不算贫困的普通农民家庭。他在《我的履历书》中写道：“我从记事以后，就是穿着袖口擦满鼻涕、闪光发亮的衣服和稻草编的草鞋，吃麦饭和着一汤一菜长大的”。和许多农家孩子一样，大平从六七岁起，就学会编织麦秆草帽辫，帮助父母搞些副业补充家计，小学毕业前一直如此。他放学后忙于编织，以致经常耽误家庭作业的完成。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大平，从小养成了不畏艰苦、坚韧不拔的性格。
从小学到中学，大平是个“平凡少年”。中学没念完时父亲过早去世。依靠育英奖学金，他完成了高松高等商科学校和东京商科大学（一桥大学）的学业。
1936年，大平从东京商大毕业，高等文官考试合格后进入大藏省。一年见习期满后，任横滨税务署长。1938年，经东京税务监督局直接税课课长池田勇人推荐，调任仙台税务监督局间接税课课长。大平与池田的交往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1939年，大平被大藏省推荐派往中国，任“兴亚院”驻中国张家口事务官，次年10月奉命回国，在东京兴亚院经济部编制对华投资计划并监督实施。
1942年，大平回到大藏省主计局，负责文部省与南洋厅审计工作。此间，在主计局长支持下，为改善文教事业，设立了资助贫困学生学习的大日本育英会。次年，转任东京财务局间接税课课长，还负责战时开设的“国民酒店”。
日本投降后，大平仍留在大藏省，历任主计局事务官、薪金局第三课课长、经济安定本部公共事业课课长，为度过战后经济恐慌向政府提出过不少重要建议。
1949年，池田勇人出任第三次吉田内阁藏相时，请大平担任秘书。大平把池田的成功失败、毁誉褒贬责任系于自己一身，尽心尽力，埋头苦干，成为池田得心应手的有力助手。
结束了三年的秘书生活，大平的思想已发生变化，对继续留在大藏省从事事务性工作感到怠倦，唤起了对从政生活的向往。思想万千后下定决心，“应该干能够发挥自己活力的、未曾干过的冒险事业……使自己的生命火焰更充分地燃烧”。1952年，大平辞掉现职，在同年进行的众议院议员选举中一举成功，开始了漫长的政治生涯。
大平步入政界后投身于池田麾下，在筹措政治资金、竞选、调解派系关系等党务工作中显露出才干。池田不无得意地赞赏说，大平为人作事，“可用诚实二字概括之”。
1960年，池田当选为自民党总裁并出任首相，其中有大平的汗马功劳。在池田内阁中，大平先后出任内阁官房长官、外相等要职，协助池田处理了许多内政外交问题。特别是他建议池田采取的“宽容与忍耐”策略，为池田内阁减少政治风浪冲击筑起了一道城墙。
对于大平的见识和才干，不仅是池田满意，许多不同派系的大人物也挑起大拇指。前首相岸信介就有过这番感慨，“我派若有大平那样的人物，岸内阁必能再延续两三年”。
在自民党内，大平是处事缜密、老成持重的人物。池田病逝后，池田派由宏池会长前尾繁三郎率领。1970年初，第三次佐藤内阁成立，前尾未能入阁参政，池田派部分少壮议员极为不满，坚持让前尾下台，由大平取而代之，池田派有分崩离析之势。大平为本派大局着想，以协商方式平息了危机，提高了威信。不久，前尾辞职，大平被推为池田派掌门。
大平是自民党中有见识的外交家，这突出表现在恢复中日邦交关系时他所采取的态度上。中美关系缓和、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日本国内舆论要求恢复中日邦交的呼声更为强烈。早在佐藤内阁末期，大平就提出过尽快恢复中日邦交的主张。田中内阁成立后，他作为外相积极协助田中首相推进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进程。1972年9月，大平与田中一起访问中国，签署了“中日联合声明”。他以外相身份发表谈话说，中日恢复邦交意味着日台条约的废除。1974年1月，大平再次访问中国，签订了“日中贸易协定”，并参加“日中航空协定”谈判，为促进和发展日中两国和平友好关系做出了积极贡献。
田中内阁末期，大平改任藏相。田中下台后，与福田争夺自民党总裁两败俱伤。在三木内阁中，大平留任藏相。后与福田合作，迫使三木下台，建立了“福田管政，大平管党”（大平时为自民党干事长）的“福大体制”。
1978年12月，自民党根据新规则举行总裁选举，大平在预选中击败福田，就任自民党总裁并组成第一次大平内阁。在佐藤退位后自民党内“三角大福”的激烈对抗中，大平是最后一个登台的，有人说他是善于忍耐的“待机政治家”。
1979年6月，发达国家七国首脑会议在东京召开，会议就第二次石油危机以来各国面临的严峻经济形势进行讨论和磋商，达成了限制石油进口和消费等有关协议。大平以东道主身份担任会议主席，在处理国际事务方面表现了政治家的才能，提高了声望。
在内政方面，大平政府推行的抑制物价政策取得成效，日本经济没有出现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时的严重混乱局面。
大平内阁成立后的前半年平稳地度过了。然而，这只是暴风雨来临前的宁静。政治斗争的潜流，终于在众议院大选时发展成狂涛迸发。
1979年8月，大平宣布9月解散众议院，10月举行议员大选。他在政见演说中，把“克服”能源问题的“制约”、“恢复财政能力”、确立政治伦理作为今后优先解决的课题。表示为整顿财政，实现到1984年消灭赤字公债的目标，政府在财政收入不足时，将不得不增加国民负担，征收“一般消费税”。
众议院改选与大平的政见演说，成了政治斗争表面化的导火线。自民党元老、前首相三木和福田认为，解散众议院师出无名，违反一般程序。国民担心则是，改选是增税的前奏，大平要建立“征税内阁”。这种抵触气氛，给自民党大选蒙上了一层阴影。
10月，众议院大选揭晓，自民党遭到有史以来的惨败，只获得248个议席，加上新入党的无党派议员才勉强维持过半数。党内立即发出大平引咎辞职的呼声，接着又出现三木、福田、中曾根三派拥立福田取代大平的严重局面。大平没有让步，他要“把自己能做的事做完，结果如何决不后悔”。
11月5日，扣人心弦的首相选举战在众议院举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自民党向国会同时提出了大平和福田两名候选人参加决选，这一做法是开天辟地的第一次。决选结果是大平险胜，保住了首相位置。当时的大平感慨万千，如释重负地说：“我感到像是在热水里泡了很长时间后终于获得解放，但今后还必须进到更热的水池里，前途仍然非常严峻。”
“遍体鳞伤的”大平又一次组阁。1979年12月初踏上了第三次访华的路程。在这次轻松愉快的访问中，大平会见了邓小平等中国党政领导人，共同讨论了朝鲜、印度支那、伊朗形势与对苏关系问题，就中日经济合作交换了意见。12月7日，大平在政协礼堂发表了《迈向新世纪的中日关系--寻求其深度和广度》的演说，赞颂中国的现代化政策，强调中日关系的重要意义，表示日本对中国的四化建设将积极合作。展望中日关系的前景时，大平表示确信，尽管“在迈向21世纪的年代里还会有很多狂风巨浪向我们袭来”，但“只要我们双方都能回顾两千年来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的历史，不失掉相互信赖之心而继续努力，我们的子孙就能够在未来的世界上为两国长久的和平友好关系而自豪。”在北京参观时，大平还到过王府井的东风市场，在市场旁的餐厅里，兴致盎然地与一家中国人共餐水饺，把一枚签过字的日本邮票送给身旁的一个小男孩。在古都西安，华夏民族悠久璀璨的文化让大平如痴如醉，西安人隆重热情的款待，更使他难以忘怀。大平不胜感叹地开玩笑说：“这种欢迎场面实在令人吃惊，应该把我的选区移到西安来！”
20世纪80年代是战后日本社会的重要转折期，是成为经济大国的日本探索发展新路的时代。大平作为进入80年代后的第一位日本首相，亲手制订并付诸实践的一项基本国策，是“环太平洋合作构想”。
大平在任期间，设立了政府智囊机构“政策研究会”，内设环太平洋合作构想、田园城市设想、对外经济政策、多元化社会生活、充实家庭基础、综合安全保障、文化时代、文化时代的经济管理、科学技术历史的展现等九个研究组，大来佐武郎是“环太洋合作构想”研究组的负责人。这个研究组以20世纪60年代以来民间企业、学术团体及政府部门提出的有关建议和研究成果为基础，具体制订了“构想”的方针政策，于1979年11月和1980年5月先后提出初步报告和最终报告，将增进相互了解与加强经济技术文化交流、海洋与资源开发、地区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对外投资与经济合作、开展货币金融研讨与合作等五个方面作为合作的内容。大平认为，合作的目标是使太平洋地区各国“建立一种不涉及政治和军事而以经济合作和文化交流为中心的开放的、松散的联合”。
带着这种“构想”，大平结束访华后前往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大洋洲国家，与澳、新总理交换看法，得到两国的支持，决定于1980年9月在澳大利亚堪培拉召开第一次民间“环太平洋合作讨论会”。
大平未及看到会议召开便离开人世，但他留下的这份政策遗产已为其后的铃木、中曾根政府所继承，并已在亚太国家与地区中扩大了影响。
1980年5月，大平结束了对北美、欧洲国家的访问，拖着疲倦的身体回到日本。当时，国会为审议政府有关法案斗争正酣。由于在野党激烈反对，大部分法案濒临流产。大平采取了强硬态度，要求国会尽快审议批准。以社会党为首的在野党旋即提出对内阁的不信任案，众议院表决时，由于自民党内“刷新联盟”的60余名议员故意缺席，不信任案得以通过，大平内阁进退两难。
大平断然解散了众议院，决定众议院大选与参议院改选同时举行。另一方面，经过党内协商，说服了“造反”议员，避免了自民党分裂，举党全力投入大选准备。
5月30日，参议院改选的战幕拉开，大平身先士卒，站在街头宣传车发表竞选演说，当日因过度劳累住进虎门医院。6月12日，因心肌梗塞病逝，享年7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