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省城开了两天的会，回来打开门一看，办公室里多了一盆绿色植物，亭亭玉立，绿意葱茏。我老家靠海，除了瘦骨嶙峋的木麻黄，就是杂草，而我进城二十多年，不肯向城里人学习，所以至今是个花盲，叫不出任何花木的名称。我问对门的三位同事，那三位读书人竟也没有一个识得此花木之名，遂往斜对门请教诗人。诗人进门好一番沉吟，也说不出名来，只是很认真地指着绿叶间的黄色花纹，说是养花人用两种植物嫁接而成的，可称为“杂种树”。
“杂种树”当然非常难听，但既然出自诗人，也许有点现代派的风味，我这俗人也只好跟进了。
上个月我刚搬进这间办公室，隔壁农民作家进来观察一番后，便要帮我把楼梯口一盆植物搬进来，遭我拒绝；农民作家说，这一幢楼里的花木都是租花卉公司的，每一间办公室都摆着，你不摆也是浪费。我环顾左右；农民作家和他的同事两人挤一小房间，却在屁股后面放一大盆绿色植物；对面科长们四人合一室，实在没地方放了，也在书柜的顶端搁一小盆万年青……然而，我确实不想在室内摆花木--多年积习使然。我对农民作家说，我是农民的儿子，祖祖辈辈为了建一间与田野、与草木隔离的房子需要付出多少心血、汗水和泪水啊！岂能建好了房子，油漆粉刷得白白净净了却在里面再种草。农民作家说，这是花不是草。我坚持说，花就是草，草也是草。
农民作家终觉得这位新来的上司不可理喻，简直是“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遂不再与我争了。他离开之后我倒有点不好意思。我寻思自己进城这么多年了，始终以乡下人自居自乐自得，没有把感情融进这座城市。比如我历来不跟客人讲我们是“文献名邦、海滨邹鲁”，在旧城改造、老房子欲拆未拆，政府与城里人发生对峙时，我有些兴灾乐祸等等不良表现。我知道，这座城市的精英们都跑到京沪杭去当教授甚至当“国师”去了，跑得更快更远的都到牛津、剑桥、哈佛、耶鲁去当博导（当然也有在香榭丽榭大街上念克来登大学的）了；但大部分跑不动的却只能在乡下教书，中学、小学、幼儿园的阿姨都是……孩子去外地上学之后，我夫妻俩便闲得百无聊赖，周末的傍晚也冒充知识分子往郊外散步，一直到某个进城的路口，坐在那里比赛数过往的汽车……很少碰到周末还城的老师们，否则非被当做两个“盲流”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