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风骤雨就要来了，可屋内的人浑然不觉。满屋子的人，自古以来曾经“出产”过那么多号称通天达灵、先知先觉的巫仙神怪，却没有一人产生哪怕一星半点的预感。真的没有，一个也没有！
由多子多福之家、三世同堂之家，到家族宗族之家、家国同构之家，经家庭而家族到国家，最终形成“家天下”的大一统模式——一间伸张无际的“屋子”，一个庞大无比的“家国”，便是囊括一切的“天下”了。“天不变，道亦不变。”尽管“天下”之人一代又一代，后浪推前浪生生不息，却始终依照固定不变的模式，循着一以贯之的轨道，保持从容不迫的淡定。不知不觉间，几千年的光阴就这样转瞬即逝。几千年呵，什么天灾人祸、惊涛骇浪、艰难险阻、坎坷挫折没有经历过？可大家就这么过来了，不仅过得挺好，而且形成绵延不绝的悠久历史与熠熠生辉的灿烂文化。
因此，安之若素、泰然处之、游刃有余、傲视天下不仅是一种自我陶醉的天朝心态，也是一种自适自足的理想境界。“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下自然直。”什么都不必担心，不必忧虑，不必张皇，后人循着前人的足迹，前人依着先人的传统，先人傍着古人的经验，尽管走下去就是了。哪怕少有的“先天下之忧而忧”，也并非当下人们视野里的忧患意识，并非追寻美好的社会制度，探索理想的发展之路，以超越历史与传统，而是如何求取“居庙堂之高”与“处江湖之远”的为官从政之道，如何保持统治者与人民之间的平衡、稳定与和谐，如何因循过去的推力与惯性维护旧有的传统范式……
然而，“狼”来了，说来就来，来得那样迅猛凌厉，出人意料！
昔日之“狼”，源于边关陆地——西南不足虑，只要防着铁骑奔突、为患最烈的北狄西戎即可。
而今之“狼”，却来自大海，乘着高大的铁甲坚船，由东南沿海奔袭而来。漫漫千里海岸，军力有限，捉襟见肘，防不胜防；即使布阵对垒，八旗绿营使用的大刀长矛，怎能抵挡英军洋枪洋炮？原始与现代抗衡，过去的经验不灵了，传统的模式不行了，几千年不变的“天”说变就变，刹那间乌云密布狂风劲吹飞沙走石。而“道”呢？“道”一下子失却根基，突然间眼花缭乱莫名其妙找不着北……
是的，而今之“狼”初来乍到之时，从上到下，谁也不知其本性与厉害。
事情得从道光十八年（1838年）说起。
其时，古老的中华帝国已进入封建末世，一股衰朽的气息弥漫开来，深入、渗透于社会的内在肌理。而表面呈现的，仍是平安无事，一片祥和。道光皇帝并非此后某些书中描写的那样乏善可陈，集邪恶与昏聩于一身。他虽然平平庸庸，无甚大才，但也算得上忠于职守，勤勉有加。道光的执政总原则就是守成——守住祖辈传下的庞大产业。一般而言，开国皇帝意气风发勇猛精进，而继承者能留住先人的辉煌与梦想，就相当不错了。因此，我们无须苛求道光帝旻宁，况且，他是清朝所有皇帝中最为节俭的一位，有“小气鬼”之称。
道光怕花钱，尽可能地将一应开销节省到最低限度，有时简直达到了吝啬的地步，与皇帝的身份极为不符。道光规定“宫中岁入不得超过二十万”，“宫中用膳，每日不得超过四碗”。有人戏言，如今规范官场铺张浪费的“四菜一汤”，其始作俑者便是道光皇帝。他“极崇俭德，平常穿湖绉，裤腿膝上穿破一块，不肯再做，命内务府补之”。堂堂皇帝穿补丁裤子，不唯清朝，恐怕在中外所有皇帝中，也算得上极其少见的典型与模范了。只是后来被一批马屁精弄得扭曲走样，他们揣摩“圣意”，上行下效，以穿补丁裤子为荣。普及开来，当时朝中大臣，人人都穿一条打补丁的裤子。本是一件节俭好事，结果以一种滑稽的方式留传于世。
国人心中，当皇帝是天下最美的差事，三宫六院绫罗绸缎山珍海味享不尽的荣华富贵，统驭天下号令一出大地震颤谁敢不从？皇帝，简直就是为所欲为的同义词。因此，国人的潜意识里，都有一份想弄个皇帝当当、玩玩的欲望与念头。其实，皇帝也有皇帝的苦衷，受制于无形的传统、家法、诤谏不说，仅每天上朝听取大臣汇报，批阅公文处理重大事务，这一马拉松似的无休止劳役就够受罪一辈子的了。风光无比的康熙皇帝就曾诉苦似的写道：“皇帝的责任沉重不堪，简直无法规避……臣吏如愿侍奉则侍奉，如愿息止则息止，而为人君者则终生碌碌不已，无处可以休息。”并且有人做过统计，皇帝是所有职业中风险最大的一种，随时都有掉脑袋的可能，善终者的比例微乎其微。这不，道光帝就因国人大量吸食鸦片这一长期无法解决的事情所困扰，弄得他寝食不宁心力交瘁。
自乾隆初年起，吸食鸦片成为一种流行的时尚，使得拖着长辫、迈着裹脚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趋之若鹜。鸦片，这一源于西方的黑褐色凝结物，犹如吸血魔鬼，只要你染上它吸食成瘾，就会耗尽家财变得萎靡不振形销骨立。因此，早在道光之前的一百多年，即雍正七年（1729年），清廷便颁布了禁烟律令。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朝廷越是严加查禁，百姓越是吸食成风。雍正七年初禁时，西方输入鸦片二百箱；近百年后道光执政之时，也即道光元年（1821年），输入鸦片四千七百七十箱；道光七年（1827年），达到一万零二十五箱；道光十八年（1838），数字为二万八千三百零七箱！据有关资料统计，全国吸毒人数超过四百万，其中就有政府文官二十万，清军官兵二十万（清军总计八十万）。因鸦片而造成的国民身体素质之低下，精神之衰疲，道德之败坏到了不忍正视的程度。更对一位节俭皇帝来说最为担忧与寒心的，便是白银的大量流失，国库空虚，入不敷出。
事已至此，道光皇帝不得不痛下决心，彻底禁烟！
禁烟禁烟，说说容易，真要彻查严禁，实在难之又难。不然的话，何以禁了一百多年，却越禁越泛滥，越禁越猖獗？道光明白，要想禁烟成功，首先得有一位办实精练、堪当大任的重臣不可。道光虽然才德平庸，可置于深宫的他挑选人才的眼力却半点也不差，一下子就选中了时任湖广总督的大臣林则徐，下旨紧急召见。
林则徐由武昌匆忙启程，12月26日抵京，27日一大早就被召入皇宫，可见道光心情之迫切。在京逗留十三天的日子里，林则徐被召见八次密谈磋商。第四次召见时，道光特地下了一道手谕，给林则徐以少有的恩典——“紫禁城赐骑”。当林则徐骑在饰满彩缨的高头大马上，缓缓进入皇宫之时，这一被称为“国初以来未有之旷典”的殊荣场面，就连道光本人也未曾见过，不由得早早候立殿外，观赏这一由自己亲手导演的稀世奇观。
皇上越是重视，林则徐就越是感到肩头责任的重大。受命临行前夕，林则徐拜访座师沈鼎甫侍郎，面对禁烟任务的艰难、复杂与严峻，师生俩谈至动情之处，不由得“相顾涕下”。林则徐道：“死生命也，成败天也。苟利社稷，敢不竭股肱以为门墙！”只要有利于国家社稷，他已将个人生死荣辱置之度外。
尽管林则徐意识到了禁烟危难并决心拼尽全力以报效皇帝的知遇之恩，但怎么也没想到，他所面对的再也不是过去隶属于天下范畴之内的所谓蛮夷，而是一种闻所未闻的新型异质文明，一个最早进入世界资本主义先进文明行列的大不列颠帝国。古老而封闭的中华帝国将由他的禁烟运动而进入一个陌生时代，在血与火的洗礼中以极不情愿的角色与迫不得已的姿态，被纳入世界一体化秩序之中重新定位。这一不可预测的变数谁也没有料到，林则徐本人没有料到，林则徐挚友、学界文坛比肩而立的两颗巨星魏源、龚自珍没有料到，道光皇帝更是不可能预料得到——他对林则徐的要求是既达到禁烟之效，又不可轻启边衅，作为一个吝啬守成的皇帝，稳定压倒一切，他可不愿因此而爆发一场动乱与战争。
清乾隆帝在1757年诏告天下，划定广州十三行为唯一对外贸易口岸，史称“一口通商”。这也是中国通向外部世界的唯一通道，不，根本算不上通道，只是一线又狭又窄的门缝，一个又细又小的洞口而已。即使无孔不入的鸦片，由外进入中国，也只有通过广州十三行这唯一孔洞方可。因此，林则徐禁烟的目的地就是广州，目标就在十三行！
1839年1月8日，林则徐以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钦差大臣身份，乘坐十六人抬杠大轿，离京南下。
历经六十二天行程之后，林则徐刚刚抵达目的地，就开始了一场雷厉风行、前所未有、轰轰烈烈的查烟、禁烟运动。他没有像过去那样不痛不痒地从中国人手中收缴鸦片，因为这些中国人充其量不过是些“二道贩子”而已。真正的毒源在于外国商人，是他们不远万里将鸦片运到中国，利用广州十三行这一清廷许可的特殊渠道，不惜一切手段瞒天过海，将罪恶的种子撒向中华大地。于是，林则徐棋高一着地颁布一条新的查禁手谕：责成外国商人呈缴鸦片！于是，就有了直到今日仍令人慷慨激昂、回肠荡气不已的虎门销烟——从英商手中收缴二万多箱，总重量约二百四十万公斤的鸦片被林则徐全部销毁。这些鸦片若用现在的四吨载重卡车装运，约需三百辆，足以排成三里长龙。虎门销烟，是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反毒禁毒活动，因制造毒品的技术含量与浓缩程度越来越高，估计今后也难有一次性焚毁毒品超过二百四十万公斤的超常纪录了。
然而，虎门销烟触及了英国政府的利益，惹恼了一批素以文明自居的英国议员，更为一直对中国虎视眈眈的好战分子找到了借口。他们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不惜践踏人类公正，不惜蒙上永久耻辱，发动一场不齿的以保护鸦片贸易的侵略战争。
人类历史上，胜利女神时常置公平、善良、正义于不顾，将天平的砝码倾向邪恶一方。鸦片战争即是典型的一例。
这是一场双方都自认为不在话下的战争。清廷不仅沉醉于开国以来的赫赫武功，也陶醉在几千年的中华传统文化之中。在清廷眼里，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小国岛夷，胆敢与堂堂大清王朝为敌叫板，不是不自量力以卵击石吗？要知道，满清从东北起家，入关南下，指东打西，无往而不胜，还从未遇过真正对手呢！只是天朝国策，先文后武，先礼后兵，先抚后剿而已。既然文、礼、抚不成，自然只有剿灭一途了。而英人在经过前所未有的工业革命之后，殖民地遍及亚洲、非洲、美洲、大洋洲所有大陆板块，国力之强大，无与伦比，无人敢撄其锋，自称为“日不落帝国”。
满清陶醉于昔日的成就与荣光之中，所持有的是一种盲目的自傲。而英人所凭恃的，则是现有的实力与资本，其自信建立在科学的分析、调查与了解之上。两个自负的对手，狭路相逢，互不相让，战争，终于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地爆发了。
其实，这根本就不是一场实力对等的战争。曾先后十八次到过中国从事鸦片贸易的商人安德鲁在致英国政府的一封信中，认为中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弱的国家，只靠着系统的谎言、妄诞的谕旨、人民的愚昧来维持……对其勇敢地施用武力，可以收到意外的效果。”早在1832年，英国驻广州商员胡夏米就曾率员七十多人乘阿美士德号英轮由澳门出发，以考察商情为名，对广州、厦门、福州、舟山、宁波、上海、威海等地进行过一番军事侦察，对中国沿海所设炮位、守备兵力、武器装备、战船数量等了解得一清二楚，并测量绘制了沿途航道、河道、海湾的详细地图。在上海，他们发现清军使用的武器还是原始的弓箭、大刀与藤牌，虽有少量火枪，但已成为摆设，因为上面全都生锈了。
于是，胡夏米不由得轻蔑地说道：“只要有五十名意志坚定、训练良好的士兵，或比这个数字更少，就可以彻底消灭比这五百人更多的军队。”他认为只需三个月，就可武力解决中国。另一随行的德国医生兼传教士甲利更是狂妄地说道：“由大小不同的一千艘船只组成的整个中国舰队，都抵御不了一艘战舰。”不幸的是，他们的话在此后的战争中竟多次应验。鸦片战争期间，清军总兵力八十万（八旗二十万，绿营六十万），因兼有警察、内卫、国防三种职能分驻全国，作战时不得不从各地抽调，清廷实际用于作战的部队约十万。侵华英军最初四千，后增至一万多。可就这约占英军总数十分之一的军队，竟打败了十万清朝大军，1：10，可见胡夏米所言并非虚妄。而甲利所言之实就更加令人沮丧不已，因为不仅鸦片战争期间中国水师未能击沉一艘敌舰，就是此后建立了近代化海军北洋舰队之后，直至清朝覆亡，也未能击沉哪怕一艘敌人的舰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