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武器，还是素质，清、英两军都不属于同一档次与层面。在英军杀伤力极强的火炮与来复枪面前，清军的大刀、长矛、箭戟及少量土炮、土铳，实则比手无寸铁强不了多少，与赤手搏狼并无二致。清军的武器装备至少落后二百年，而个人素质也乏善可陈。清朝实行募兵制，一旦进入军营就意味着终生服役。于是，老弱病羸常常充斥其间，眷属也随住兵营。官兵不习文化，不事操练，更有不少吸食鸦片、聚场开赌者。而英军全都经过严格而正规的军事训练，是世界上最为强大的近代化虎狼之师。更要命的是，清兵毫无斗志，刚一交战便被闻所未闻的惊天炮声吓得丧魂失魄，不到几个回合就左右观望，稍一受挫则望风而逃。常言道，两强相遇勇者胜。清军远非强者，又与勇敢绝缘，因此，整个鸦片战争期间，清兵要么惨遭屠戮，要么溃不成军。
版图与人口，再也不是衡量国力的主要因素。说到底，这是一场不同文明——农耕文明与工业文明之间的交锋与较量，也是一场实力悬殊清军不可能取得胜利的战争。然而，关于这场战争，却出现了许多直到今天仍未彻底澄清的神话。
1840年6月下旬，英国远征军进抵澳门海口，以6月28日封锁珠江口为标志，鸦片战争正式爆发。然而，英军仅留少量兵力围而不打，他们有意绕开广州，在厦门递交战书，主力长驱北上，进犯闽浙沿海，7月6日攻陷浙江定海，8月中旬抵达天津大沽口外。于是，就有了英军惧怕林则徐之说，认为他在广东采取的布防措施使得英军无隙可乘，不敢轻举妄动。不仅他人这样认为，林则徐自己也是如此看法。当他得知定海失陷的消息之后，并未反省己不如人，而是指责浙江方面没有像广东那样严加防范。其实，英军压根儿就没想过害怕谁的问题，只是其着眼点并非广州。英国外相巴麦尊在致海军部的公函中明确强调，在广东“不必进行任何陆上的军事行动”，“有效的打击应当打到接近首都的地方去”。战争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一种外交手段的延伸。英国政府很清楚，只有直捣京津，让清廷震悚，才能达到他们所要达到的有效目的。英军的作战行动，显然是在执行巴麦尊的训令。
此后，南下发动广州战役。面对凶猛而凌厉的攻势，清军经过三天保卫战，便以惨败告终，广州城不得不升起求和白旗。对此，英国参战军官麦华生在《在华二年记》中不无得意地叙述道：“这个骄傲的城市，我们在此常被藐视，国旗常被侮辱。它的人口有一百万，军队夸称五万，现在它要在仅占它兵力的十二分之一的人面前受辱。”
铁的事实说明，广州并非固若金汤，在英军的枪炮前无力防守。然而，关于林则徐不可战胜的神话却因此而越编越圆，越传越远。因为广州之战爆发前，林则徐便以“误国病民，办理不善”的罪名被革职了。道光皇帝曾一再交代不要轻启边衅，林则徐的违逆显然使他大光其火，予以惩处也属意料中事。由此可见，林则徐被道光选为查禁鸦片的钦差大臣之始，就注定难逃厄运了。既要堵住鸦片源头，杜绝鸦片流入内地，又要保持天下安宁不致发生战乱，这是一个近于悖论的两难，任是谁也无法化解。也就难怪林则徐本人，他的座师，还有友人早就为他的前途与命运而深深担忧了。其实，广州之防守，就建立在林则徐任钦差大臣时的准备之上。广州备战期间，林则徐虽然革职，却没有离开广州，一直协助新任统帅布防，且不时建言建策，并得到了有效的采纳。
堂堂天朝竟然败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小岛夷之手，广大民众，包括政府官员、知识分子、普通百姓怎么也接受不了这一严酷的事实。于是，他们将英军北上归于害怕林则徐，将后来广东的战败归于林则徐的革职，将各地战事一败再败归于当地没有林则徐这样的人物。林则徐革职不久，新任闽浙总督颜伯焘及新任浙江巡抚刘韵珂就不顾触犯龙鳞之罪，要求重新启用林则徐以对付英人，理由之一，就是“该夷所畏忌”。此后，广东民众面对英军进犯，在一份檄文中不禁质问道：“汝已称厉害，何以不敢在林公任内攻打广东？”就连鸦片战争结束后撰述的《中西纪事》、《夷氛闻记》、《道光洋艘征抚记》三部史书，也认为最初英军北上，缘于林则徐在广东严加防守、无隙可乘之故。
从某种角度而言，道光对林则徐的惩处——革职流放，反而成全了他，成就了一个民族不可战胜的神话。这一神话犹如一柄出鞘的双刃剑，既可坚定民族信念，树立民族自尊，却也遮蔽了有关事实真相，继续维持清廷的妄自尊大，迎合国人的盲目自信。
三元里抗英也是一个滚雪球般不断扩大的神话。在此，我们有必要还事实以真相。
三元里抗英，是一次少有的胜利，也是整个鸦片战争期间一个极其闪光的亮点。这次民众自发的保卫家园战斗之所以取得胜利，一个最为重要的原因，便是天时、地利、人和。天时：大雨淋湿了英军的燧发枪与火药不能发射，使得三元里百姓手中以农具为主的武器上升到与英军武器同等的水平；地利：英军纵深追击不谙地理，被引入全是“烂泥塘”的牛栏冈、唐夏村一带，因迷路而被团团包围；人和：三元里民众为保卫家园奋起抗争，同仇敌忾万众一心，气贯长虹令敌丧胆。即便如此，三元里抗英战绩也并非后来宣传的那样击毙伯麦、霞毕等英军主将，杀敌数十、一百、两百、三百乃至七百四十八人等诸多说法。据英人所述，陆军司令郭富于1841年5月30日晨亲率三个步兵团及部分孟加拉志愿军开进三元里追击乡民，不久突遇大雨，郭富急令撤退。因“天气阴霾，辨识道路并不容易，稻田成为一片汪洋”，于下午四时才撤出数以万计的村民包围圈。撤出后却发现三十七团第三连约六十人失踪，郭富急忙调来两个水兵连前去接应。这两连水兵配备装有雷管机、不怕雨水淋湿的“新洋枪”，他们循着枪声及喊杀声找到“在稻田上排列成正方形”的失踪士兵，用排枪驱散围攻乡民，终于在当晚九时左右将其接应归队。
综合各方面资料，英军伤亡的实际数字为死亡五至七人，受伤在二十三至四十二人之间。尽管如此，三元里抗英在鸦片战争期间所进行的诸多战役中，英军伤亡人数排列第四。没有经过军事训练的普通民众与近代化武装的英军对阵，能获得如此战绩，用于宣传鼓舞士气，唤醒普通百姓的民族爱国热情，自然十分必要，但若夸大其作用，认为只要广泛发动民众，就可取得鸦片战争的最后胜利，便有可能陷入另一种迷误。此后慈禧太后利用义和团运动的彻底失败就是一种明证。三元里抗英第二天，一万多民众乘势包围了英军据守的四方炮台，幸而被广州知府余保纯劝退，不然的话，在威力强大的巨炮与射击准确的来复枪面前，当地民众将遭致一场残酷的屠杀。
关于鸦片战争的真相，此外还有许多弄虚作假、篡改伪造、刻意掩饰。
每次战役，各地官员、将帅总是无一例外地夸大战绩，有时达到了不着边际的地步，动不动就是歼敌数百数千，击毁击沉敌舰无数。果真如此，由十六艘海军战舰、四艘武装轮船、二十八艘运输船、五百四十门大炮、一万多官兵组成的英国“东方远征军”恐怕早就在中华大地消失殆尽了，又何来迫不得已签订的中英《南京条约》？即以广州保卫战为例，1841年5月26日，广州城已被英军重重围困不得不升起白旗，靖逆将军奕山还在给道光皇帝的一道奏折中宣称清军连续三日频频获胜，并击沉英军轮船一艘，焚毁英人三桅兵船一艘。
整个鸦片战争期间，英军伤亡的实际情形是，死于疾病的数字远远大于阵亡。纵观历次战役，英军损失最多的一次是当属镇江之战，计三十九人死亡，一百三十人受伤，三人失踪。尽管如此，英军仅用一天时间，就攻下了镇江。
镇江陷落，清朝第二大都会南京失去屏蔽，贯通南北的大运河被拦腰截断，江南的大量漕米、税银无法运输北上，供给需以大运河为支撑的北京受到了直接威胁。仗打到这个份上，仿佛咽喉被人扼住，获胜的希望实在是太渺茫了。外患既不可去，而汉人乘机造反的内忧更是弄得道光皇帝寝食不宁，只觉得座下的龙椅在一个劲地震颤不已。于是，他不得不发出一声无可奈何的长叹，罢兵求和。
中国的优越感由来已久。
由远古至西周形成的中原文化与周边诸文化相比，有着明显的优势。几乎与疆域扩充同步，华夏文明不断地向周边地区渗透开来，虽不乏武力要挟，但更多的则是倾心向慕、主动皈依。经过长时期的补充与融合，逐渐形成了以中原文化为主导的华夏文化体系，所谓“东夷、北狄、西戎、南蛮”，纷纷归化，纳入其中。至隋唐时期，中国汉文化圈差不多扩展到了整个东亚地带。
华夏文明一枝独秀地在相对封闭的自然环境中形成，从未遇到过真正有力的强劲对手。东汉时期，虽有自成体系、思辨精深、内容丰盈的印度佛教文化传入中国，与华夏文化各有所长、难分伯仲，可并未对传统文化构成明显的优势甚至威胁，反因交流、吸收、融化佛教文化中的有益成分，使得渐趋僵化、沉寂、式微的本土文化焕发出新的活力与朝气。
几千年无与伦比的灿烂文化既可所向披靡地征服、影响未曾开化的偏远蛮荒之地，也会因过度的自尊自大，造成盲目的自信自负、自我膨胀、目空一切，甚而至于陷入无法收拾的境地。
早在西周时期，华夏文明便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礼法制度——畿服制。《尚书·禹贡》具体阐述了“五服”的内容与范围，以王都为中心划分，方圆千里之内名甸服；甸服之外，每五百里为一服，依次为侯服、绥服、要服、荒服。甸服逼近王畿，由天子直接管辖，属文明地带；其余则依地理远近由亲到疏，为半开化、野蛮、夷狄地区。《国语·周语》也有类似记载：“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夷蛮要服，戎狄荒服。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先王之训也。
”《周礼·夏官》则提出了类似的“九服”或“九畿”说，王畿方圆千里，此外每五百里为一服，计有侯服、甸服、男服、采服、卫服、蛮服、夷服、镇服、藩服。对五服、九服之地的统治，实行朝贡制。天子直辖区由百姓缴纳赋税；其他地区，则依次规定每次朝贡的期限为一年、两年、三年、四年、五年、六年，贡品分别为祀物、嬉物、器物、服物、财物、货物等；而那些蛮荒之地，九州之外的番国一世只需入贡一次。先秦典籍中，臣下觐见君主为“朝”，下人给主子献呈物品称“贡”，“朝贡制”逐渐成为天子与诸侯之间的一种隶属关系。此后，五服、九服的具体内容虽有所变更，但朝贡制始终未变，秦汉后成为中原王朝羁縻周边少数民族的一种模式与制度。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中国，是位于世界中心的国家，是整个世界唯一的文明世界，中国就是天下，领土疆域、控制范围长期模糊，朝廷为天朝、天廷，最高统治者谓天子、万邦之主。古时中国没有明确的国家、民族、领土概念，只有夷夏之辨、华夷之分，现代意义的国家、民族概念直到1902年左右才开始出现。因此，在古人特别是那些士大夫眼里，华夏就是文明的代名词，夷人则是未开化的野蛮人。处于边境之外的所有民族不是“蛮貊”，就是“夷狄”，一律冠以虫、豸、犬之类的标记，不将他们当作人看待，至少不是和我们中国人一样的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鸦片战争期间，两江总督牛键对英人的动物性曾“活灵活现”地描写道：“彼（英人）虽畜类，亦具人形，譬如桀犬狂吠，本不足以论是非，及投以肉食，未尝不摇尾帖服。”不得已而与“蛮夷”交涉时，总认为“犬羊之性”，贪婪狡诈，唯利是图。直到民国初年，湖南名士王闿运批评郭嵩焘即将出使欧洲，仍振振有辞地写道：“彼夷狄人皆物也，通人气则诈伪兴矣。”
其实，满清发迹于东北之时，也被明朝视为蛮夷之族。自1644年进关入主中原，他们虽然摧毁了明朝，征服了汉人，却完全继承了明朝政权机构模式，建立起满汉共同管理中国的双重统治制度。满人从维护自己统治与利益出发，主动融入汉族大家庭之中，奉儒家文化为圭臬，逐步汉化，并以华夏正朔自居。道光之时，满人与汉人在文化、生活、习俗方面几几乎没有什么差别了。唯一不同之处，可能就在于满族女子仍保持天足，没有像汉族女子那样从小裹脚，成为变态文人欣赏的“三寸金莲”。这也是清朝为什么能比元朝蒙古族更能长期有效地统治、管理中华的主要原因之所在。当然，如果从保持民族的多元性、独特性、原生态这一角度出发，则满人的主动同化是他们在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多年的时间里付出的一个相当沉重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