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撼动有着两千多年深厚根基的封建皇权，实在是难之又难。首先是认识，别说普通百姓，就是那些站在时代前沿的优秀知识分子，也难以认同。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社会，从未出现过这样一位先知先觉者。专制的土壤诞生不了民主斗士，层出不穷的只是一些为封建专制“添砖加瓦”的臣民。西方文明伴随战争的炮火与硝烟进入中国，受武力侵犯、强权逼迫，哪怕是好的东西，接受时也会产生一种心理扭曲与人格侮辱之嫌。在心灵的沉重痛苦与行动的举步维艰中，传统社会开始慢慢变化与转型。
林则徐睁眼看世界，但对高高在上的皇帝仍诚惶诚恐；曾国藩虽有过取代清廷之想，也仅限于个人内心深处的一闪念而已；洋务派开办实业，目的就是维护风雨飘摇的清朝政府于不倒；洪秀全以横扫一切的姿态，与清廷势不两立，但他建立的，是一种更加专制残暴的统治，于人类政治与社会进步而言，实在是一种极端的反动；康有为、梁启超出现了，他们也是换汤不换药的维新而已；只有孙中山，才有了推翻满清的认识与自觉。当然，他最先号召人们的民族革命旗帜，是从汉人的角度出发，取代满清统治，“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孙中山的伟大就在于能够不断地丰富发展自己，唤醒汉人的民族意识，驱逐满清朝廷，然后推翻历代皇帝依附其上的封建专制统治，像美国那样，建立一个崭新的民主共和国。即使今日观之，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项伟大壮举。欲达到这样的认识，进入民主共和的境界，于孙中山个人而言，尚属不易，而要使国内精英接受，使广大民众理解，真是难之又难，所以孙中山一反“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几千年传统认识观念，旗帜鲜明地亮出自己的哲学思想——“知难行易”！
孙中山的影响，先是在国外造成了极大声势，然后才慢慢渗入国内。辛亥革命前的孙中山，大多时间都在海外活动，也就难怪有人不以为然地说他只是“半个中国人”了。
孙中山于1895年在广州发动第一次武装起义，在清廷的封锁与歪曲下，民众要么不知，要么以为是一次海盗行径。起义失败后他不得不逃亡海外，由香港乘船刚抵日本神户时，已有日本报纸以《支那革命党首领孙逸仙抵日》为题的新闻报道。孙中山一见，遂对同行的陈少白道：“革命二字，出于《易经》‘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一语。日人称吾党为革命党，意义甚佳，吾党以后即称革命党。”于是，“革命”一词由是产生，取代了过去的“造反”、“起义”、“光复”等同类词语，一直沿用至今。为争取海外华人支持，考察、了解西方的民主制度，孙中山又前往檀香山、美国，后辗转至英国伦敦。
在伦敦，孙中山经受了人生中一次生死攸关的考验，被清驻英使馆拘禁，准备雇一艘轮船将他偷偷递解回国，然后杀害。关于他的被拘，孙中山在《伦敦蒙难记》中是说在马路上遭两华人挟持，事实上，是他自己进入使馆宣传革命被抓。据陈少白所言：“当时孙先生对我说，他早已知道公使馆，他故意改换姓名、天天跑到使馆去宣传革命。后来，公使馆的人疑惑起来，因为当时广州起义之事传闻还盛，以为这人或者就是孙逸仙。公使随员邓廷铿，因为是同乡，就试出他确是孙逸仙，于是孙先生就被他们拘禁起来了。”《伦敦蒙难记》用英文写成，最初在英国布里斯特耳出版发行。孙中山之所以撰文为“挟予而入”，是一种政治策略的需要，清廷公然在大街上抓人，实有侵犯英国主权行为之意。此后孙中山未予更正，也就以讹传讹、积假成真，并被不少研究专著认同、征引。
被拘的孙中山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自己挽救自己：让清使馆无视国际公例，限制人身自由的秘密为英人所知，通过外人迫使清廷屈服。经过一番努力，孙中山终于打动了一名年长的英籍仆人柯尔，在两张名片上给家住伦敦的詹姆斯·康德黎写了一封短信，告之真相。康德黎原任香港雅丽医校校长，既是孙中山的老师，也是他的朋友。饶有趣味的是，六个月之前，就在孙中山准备离开檀香山的前几天，他在火奴鲁鲁街散步，突然发现康德黎及其夫人乘坐一辆马车迎面驶来。孙中山奋力一跃，登上马车。仓促之间，康德黎夫妇大为惊异，以为暴徒行凶。后认出是改装易服的孙中山，康德黎不禁与他握手相笑。到伦敦后，孙中山专程拜访，康德黎夫妇热情接待，并安排他在就近的葛兰旅店住下。
1896年9月17日，孙中山神秘失踪不知去向已经六天了，康德黎正为此焦虑不安，深夜十一点多钟，柯尔妻子送来孙中山写在名片上的密札。康德黎不敢怠慢，当即到警署报告，第二天正值星期日，他四处奔波，找遍英国外交部、警署、私家侦探等，直至晚上九点，都因周末休息而无甚进展。他担心清使馆提前行动将孙中山偷运出境，情急之下，想到了新闻媒体。只要报纸作为新闻予以报道，必然引起社会公论，事情定会出现转机。于是，他赶紧乘车赶到《泰晤士报》，找到记者，将孙中山被清使馆幽禁的前因后果详加叙说。然而，《泰晤士报》并未及时报道，康德黎不得不通过英国外交部、警署、侦探等严密监视清使馆，以防不测。直到10月22日，才有风闻此事的《地球报》记者前来采访康德黎，率先以《革命家在伦敦被诱捕》为题加以报道。接着是伦敦各报记者一窝蜂似的涌到康德黎住所采访，纷纷登载孙中山被拘一事，就连马路边的广告牌上也有写有相关新闻。清政府在英本土侵犯英国的特别主权与外交权利，不仅轰动伦敦全城，并且激怒了几千市民，他们围住清使馆抗议示威：“如果不赶紧放人，就砸毁使馆！”此时，英政府也出具正式公文，要求清使馆放人。
在多方压力下，陷入不义与被动的清廷驻英使馆官员不得不取消以七千英磅雇租一艘两千吨轮船运送孙中山回国的计划。当孙中山步出幽室之时，使馆外面观者如潮，各报记者纷纷拥上前来，询问采访。
一桩坏事就此变成好事，孙中山之名，不仅传遍全球，他的革命事业，也渐为世人特别是海外华人同情、理解与支持。
孙中山脱险后，又在伦敦居住了大半年时间，考察英国的社会风俗及政治制度，研究世界各派政治、经济学说。据康德黎所述，他去得最多的地方就是伦敦大不列颠博物院图书馆，“阅读有关政治、外交、法律、军事、海军的书籍；矿业、农业、畜牧、工程、政治、经济等类，占据了他的注意，而且细心和耐心地研究。”
孙中山理论思想的形成，实得益于他孜孜以求的广泛阅读，他一辈子可谓手不释卷。据有关研究资料统计，在已刊行的孙中山著作中，共涉及七十多个国家与地区，两千多个地名，古今中外人物一万多名，重要事件一百余件，各种主义、思想、学说、流派等一百五十多种。这些渊博的学识，实与他的考察游历、亲见亲闻以及虚心求学、潜心阅读密不可分。当然，他不只是机械被动地吸收，而是尽可能地化为自己的血肉，结合中国的实际，思考探索，“把各国政治的得失源流，拿来详细考察，预备日后革命成功，做我们建设的张本。”
1900年10月，孙中山吸取第一次暴动失败的教训，经过长时间的酝酿，利用八国联军侵华，清廷无暇南顾之机，乘势发动第二次革命——惠州起义。起义之初，势如破竹，参加义军的民众多达二万余人。此次起义虽坚持月余，结果仍因敌众我寡而归于失败。令孙中山稍感欣慰的是，上次广州起义失败，举国上下，都视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惠州起义失败，没有了“恶声相加”，有识之士还为之惋惜不已。可见孙中山从事的革命事业，已渐渐深入人心。
此后，孙中山又宣传、组织、发动了萍浏醴起义，广东潮州黄冈起义，广东惠州七女湖起义，广西防城起义，广西镇南关起义，广西钦、廉、上思起义，云南河口起义，广州黄花岗起义。于颠踬中爬起，于失望中振作，孙中山先后发动过十次大的武装起义，全部惨遭失败。直到1911年10月10日，湖北党人发动的武昌首义爆发，这才一举获得成功，完成了“驱逐鞑虏”的历史使命。
武昌起义于孙中山来说，有一个怎么也绕不过去的尴尬，那就是他与并未领导这次起义，并且事后才在美国得知。
应该说，辛亥革命成功，是中部同盟会的功劳。孙中山偏重华南起义，以为边陲地带远离清廷军枢重地，比内地容易突破，且进退有余。因此，虽多次失败，他也并未调整战略，仍着眼于再次发动南方边境起义，并将经费的筹措，视为起义成败的关键。而以谭人凤、赵声、宋教仁为首的同盟会员则鉴于过去失败的教训，在认识上与孙中山发生了严重分歧，自行成立了包括长江中下游各省在内的中部同盟会。在讨论起义战略问题时，宋教仁提出上、中、下三种方略：“在边地进行为下策，在长江流域进行为中策，在首都和北方进行为上策。”事实证明，下策行不通，而上策的条件又不成熟，所以“取中策为好”。
武昌首义正是中部同盟会在“取中策”的指导思想下运动新军而取得的硕果。武昌起义成功，革命党人纷纷赶赴武汉，黄兴以战时总司令身份率民军与清军作殊死之战，宋教仁起草《鄂州临时约法》，而孙中山率一行则在美国宣传演说、奔波筹款。10月11日，经过一番旅途劳顿，刚刚抵达科罗拉多州丹佛市的孙中山不顾疲劳，工作到深夜才上床休息。直到第二天上午十一点钟，孙中山才醒来用餐。经过回廊报馆时，他顺手买了一份报纸，进入饭堂翻阅，一行醒目的英文顿时跃入眼帘：“武昌为革命党占领。”
孙中山当时的惊喜之情可想而知，然而，他却没有及时回国领导这场轰轰烈烈推翻清廷的武装起义，而是取道芝加哥赴华盛顿与美国政府接触，又经纽约前往英国、法国。“吾当尽力于革命事业者，不在疆场之上，而在樽俎之间。”他的目的，一是争取西方列强的支持与承认，二是向西方国家的财团、银行借款，以资革命与建设。经费问题，一直困扰着孙中山，也被他视为革命的重中之重，以为只要拥有足够的资金，一切事情就可迎刃而解。他甚至于将某次起义失败的原因，直接归咎于筹集的款项不够。
赴欧活动的结果，是西方列强既不承认革命党人建立的政权为中国的合法政府，也未借到一分钱款。失望之余，孙中山不得不由法国马赛港启程回国，于1911年12月21日抵达香港。从美国到英国、法国，孙中山一路行来，费尽口舌，结果一无所获，白白浪费了两个多月的宝贵时间而已。如果他及时回国领导革命，武昌首义后的中国格局，肯定会是另一番光景，至少不会出现南方革命军互闹分裂，出现武昌、上海（南京）两个中心的局面。
由香港换船到达广州，孙中山又犯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错误：广东的胡汉民等革命党人力劝孙中山不要“北上“，而是“留粤”整顿军队，打好基础。胡汉民为他分析说，满清政府虽然人心已去，但袁世凯控制的数万北洋精兵仍在，这一势力不扫除，革命就谈不上彻底，民主政权就无从建立。如果孙中山赶赴沪宁，“必被推戴，幕府当在南京，而兵无可用，何以直捣黄龙？”因此，他建议孙中山留下来，“就粤军各军整理，可立得精兵数万，鼓行而前，始有胜算。”
胡汉民的分析，就此后的发展情形而言，确属真知灼见。而孙中山却认为“四方同志正引领瞩望”于他，不由得说道：“我若不至沪宁，则此一切对内对外大计主持，决非他人所能任。”而事实并非孙中山所言，他的“舍我其谁”多少带有盲目自信的味道。武昌首义后，未曾有人提出非由孙中山主政不可，除黄兴等忠心耿耿的同盟会员真正瞩望于他外，其他各光复省份的要员、原立宪派人士以及部分革命党人所瞩望的，却是手握北洋重兵的袁世凯，只要他反戈一击，推翻“贵族专制之满清”，“当奉为大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