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駸駸乎三代之遗意。其治国崇让善俗，不尚武功，亦迥与诸国异。余尝见其画像，气貌雄毅绝伦，呜呼，可不谓人杰矣哉！米利坚，合众国以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
对民主制度及其代表人物的赞美与向往溢于言表，尽管只是当时极少数优秀代表人物的认识，但足以展示国人睁眼看世界之初的超迈情怀及所能达到的高度。
1998年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在6月29日的北京大学演讲中专门提及此碑此文，认为它是“一百五十年前美中两国关系沟通交往的见证”。
如果说林则徐、魏源、梁廷枬、徐继畬睁眼认识世界仅局限于国内，通过搜集资料与进入中国的外人了解世界，那么第一位真正走出国门与西方世界“接轨”的中国士大夫，便是长期遭人唾骂与误解的郭嵩焘。
作为中国第一位远赴欧洲的驻外使节，郭嵩焘在国内任职期间，便经常与外国人打交道，较系统地接触过西方事物。由对“日心说”的颇为怀疑过渡为豁然开朗，由对西方新奇之物的道听途说到前往上海洋泾浜亲眼目睹洋行洋楼、风雨表、双眼千里镜、火轮船等西方器物，对印刷机、碾麦的“火轮磨”和所谓“传书铁线”的电报，赞不绝口。
刚开始，郭嵩焘也只是相信、佩服西方的器物与技艺，认为只要稍加引进，与中国传统文化嫁接，就可收到事半功倍、一蹴而就之效。而国人半点也不肯开化的顽固守旧及洋务事业受到的阻挠与挫折，才使他对中国几千年的政教习俗、传统文化产生怀疑。他发现西方也有两千多年的悠久历史与灿烂文明，并非仅在器物、技艺方面优于中华。当然，他的这种超出同辈的认识在国内还较为模糊，当他出使英法观察西方社会的经济生活，对西方的政治制度、经济理论、法律文化等亲身了解、细加研究、认真考求之后，这才变得清晰与明确。
他看到了西方新闻报纸对政府的舆论监督作用，亲赴英国下议院旁听议员对政府的责难，通过英国的两党制体会到西方政体的开明，对西方的议院制更是感受强烈，认为英国的强盛在于议院制的设立，日本的繁荣也是因为仿效了西方议院制的缘故。经过一番比较，郭嵩焘深刻认识到中国与西方属于两种不同的政体：中国崇君，强调德治，皇帝总揽大权，机构的运转依赖有限的官僚体系；西方重民，推重法治，凡事以民为本，庶民可以参政议政……由此而得出的结论是西方的民主制度要远远优于中国的封建专制统治：“自汉以来，中国教化日益微灭，而政教风俗，欧洲各国乃独擅其胜。其视中国，亦犹三代盛时之视夷狄也，中国士大夫知此者尚无其人，伤哉！”尤为可贵的是，郭嵩焘还深层次地触及到了人的近代化这一命题，将改造国民性，提高民众的内在素质作为中国近代化转型与实现的一项重要探索内容。
郭嵩焘的见解不仅超越常人，即使与林则徐、魏源、梁廷枬、徐继畬等第一批开风气之先的中国知识分子相比，也走得更远，算得上一只名符其实的“早叫的公鸡”。比如开埠通商，于清廷而言，是鸦片战争失败之后的无奈之举。林则徐虽了解西方世界，但并未明确肯定西方文明，没有彻底摆脱华夷之辨、以华变夷的传统观念羁绊，对开埠通商持保留态度，并在福州神光寺事件中意志用事，给人以排外之嫌。徐继畬虽主张用外交手段解决争端，但其目的与林则徐一致，将英人驱除出城。
只有到了郭嵩焘，认识才有实质性的转变，他认为不准各国人民自由出入、游历交往是蔽于一隅的褊狭之见，一再批评各地利用民众狭隘的爱国心理组织所谓的反入城斗争，强调必须坚决劝导制止。他大胆提出与外人开埠通商的主张，在光绪八年（1882年）七月十八日的一道奏折中指出，古往今来治理国家，都要招徕商贾，多开放一个口岸只会对国家有利，这样就可就多一个口岸的税收。不仅如此，他还鼓励民间经商，呼吁撤销禁海令，保护商人利益，甚至主张让商人参政。一句话，他希望清廷全面引进、效法西方，大力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以求富国强民之效。这些超前认识哪怕在今天，也有着一定的现实意义。在一个暮气沉沉、风雨如磐的末世社会，可以想见的是，这种空谷足音不仅无法得到统治者的回响，即使在常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士大夫中间，也难以引起共鸣。
有人做过统计，从林则徐1841年编译《四洲志》开始，至1861年为止，二十年间共编撰有关世界地理著作二十二部。尽管观察与描述还比较肤浅，展示的世界也不甚清晰，但毕竟象征着中国人凿开了塞听闭目的混沌状态，传统的天下观开始有所突破，正逐步走向一个陌生而新奇的世界。然而，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却没有得到整个社会的广泛认同，向西方学习并未形成一种全社会的思潮。朝廷没有反应，普通民众也无知觉。中国传统行政以县治为独立单位，县下并无今日的乡村政权，县衙也只有为数不多的衙役皂吏以供驱使。社会底层、广大民众的治理与启动全靠当地士绅的自觉承担与调节。也就是说，士绅阶层在中国古代封建专制政体下对引进新观念，吸收新知识，改造旧社会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鸦片战争的教训，学习西方的号召并未在全国广大士绅阶层中形成紧迫的回响，他们在这一决定中华民族命运的生死关头，严重地失语、失职乃至失误。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已然麻木了他们的神经，封闭了他们走向世界的心灵，窒息了他们正确认知世界的能力。
当郭嵩焘抱着“通察洋情”的目的，不惜拼却身家名声，以年近六旬之病躯，勇敢地担当首任驻外公使之职，踏上七万里远程之时，朝廷内外竟然一片哗然，认为这是卑躬屈膝，“以夏委夷”，乾坤倒悬，丧失“国威”。他的家乡湖南士人更是猛烈抨击，参加乡试的考生集会玉泉山对他进行声讨，一把大火烧了与他相交友善的西枝和尚主持的上林寺。同乡兼好友王闿运更是为他叹息扼腕，说“湖南人至耻与为伍”。刘坤一质问他：“何面目以归湖南？更何以对天下后世？”更有家乡士人作联讥讽道：“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只有李鸿章一人理解并加以肯定：“七万里之行，似尚慷慨。”作为走在时代前列的精英分子——士人、大臣的认识仅只如此，遑论被皇帝、朝臣目为“愚民”的普通百姓？传统历史视野下的外交，就是其他国家的使者前来中国进贡，因此，华夷之间，要么征服，要么同化，就是没有平等交往，没有世界文明体系中的“外交”。其实，清朝决定派出使节，也并非出于自愿，而是西方压力与诱导的结果。在向欧洲派遣第一批外交官时，国内无一人应征，清廷不得不聘请美国退休外交官作为中国特使前往。
置身封闭的国内，囿于几千年的传统观念，士大夫的偏激与愤慨尚能理解，而走出国门亲眼目睹西方先进文明成果之后，仍然顽冥不化，就匪夷所思了。刘锡鸿便是这样的一个典型个例。作为与郭嵩焘一同出使英法的副使，近两年的欧洲生活经历，非但没有使他的思想认识发生变化，反而更加坚定了原来的国粹立场。出使期间，刘锡鸿每十天一次，就要将自己的日记寄回总署，汇报郭嵩焘的一举一动。有人说刘锡鸿专门打“小报告”是受人指使，是清廷顽固派有意安插在郭嵩焘身边的暗探与“定时炸弹”。这不过是一种臆测而已，并无足够的证据予以说明。刘锡鸿原为郭嵩焘任粤抚时的部下，且郭嵩焘曾有恩于他，赴英使馆谋职，完全出于刘锡鸿的个人自荐。刘锡鸿这样做，其实也是出于本心，他代表了中国士大夫的另一种类型，一种被传统文化中的负面元素严重扭曲后的本能反应与自卫。譬如他亲身感受到西方交通的便利之后，竟在清廷围绕建造铁路的利弊之争中呈交一份奏疏，列举二十三条理由，极力反对中国建造铁路。
面对与华夏文明完全不同的新奇社会，郭嵩焘产生的是一种强烈的紧迫感，如不学习就会被世界遗弃；刘锡鸿虽然也认为眼前所见优于华夏，但得出的结论则与郭嵩焘截然不同，认为是西方采纳了孔孟之道中“仁”与“义”的缘故，从而更加证实儒家传统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想之道。下面，我们将从他的《英轺私记》中引述一段相关文字，不仅可以反映他的认识与心态，也是所有顽固守旧士大夫的一面心灵之镜——当波斯藩王问及“中国何以不制火轮车”之时，刘锡鸿写道：
目前，我们大清政府正计划在朝廷上制造大火车，这种大火车不用煤，不用铁轨，却能一日行驶数万里。那位波斯人正在迷惑不解时，刘锡鸿带着自信的微笑告诉他：根据我们中国圣人四书五经的教导，“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此行之最速，一日而数万里，无待于煤火轮铁者也。
对刘锡鸿这样的回复我们似乎并不陌生，因为这种精神的力量在“文革”时期经过改头换面，又一次发挥到了极致。
历史就是这样“换汤不换药”以似曾相识的方式不断地循环着，难怪克罗齐要说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的。
刘锡鸿将郭嵩焘在欧洲的行状整理成十大罪状，每条都有言之凿凿的所谓证据。其实这些所谓的罪状，什么“不分内外，诋毁时政”，“刻意模仿洋人，趋媚忘本”等，明眼人一看就知此类指责属“小题大做”、“上纲上线”的无稽之谈。那些为罪状而罗列的所谓证据，如学洋人用伞不用扇，学洋人听歌剧手捧节目单，参观炮台竟披洋人衣服，叫小妾学习外语四处应酬等等，今日看来，不过徒增笑料罢了。可这些罪状与证据，在当时不仅可以使郭嵩焘去职，还将遭受严重惩处。正副使的矛盾不可调和，而国内对郭嵩焘的攻诘更是一浪高过一浪。他遵总理衙门之命写就的《使西纪程》一书，因大力称赞西方政教修明，希望中国急起直追采纳学习，刚一刊刻，便遭翰林院编修何金寿及清流重臣李鸿藻、张佩伦的上奏攻击弹劾，《使西纪程》原版被彻底毁弃，严禁流行，作者本人也落了个“汉奸大佞”的骂名。
面对无法排解的内外交困，在任期还差一年零七个月之时，郭嵩焘不得不奏请撤差，遗憾地提前结束公使之职。回国后连正常的进京述职也没进行，便称病乞休，且很快就被诏允还乡。当他返回故乡湖南时，乘坐的西洋小火轮受到乡人拦阻，大街小巷贴满了辱骂他“勾通洋人”的标语。
1891年7月18日，郭嵩焘于湖南湘阴老家抱病而卒。临终前夕，尽管孤独郁闷，“谤毁遍天下”，但他相信，只要中国社会不断地向前发展，总有一天，人们会记得他的功绩，赞同他的识见，实践他的抱负，于是，悲怆的心胸不觉“泰然”，且涌出一股自信与豪迈，自题小像诗云：“流转百世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
“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仿佛为了印证郭嵩焘的预言，在他死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所遭受的仍是冷漠与不公。当时由王先谦等具奏，李鸿章代奏，请宣付国史馆给他立传并赐谥号，诏不准行。最令人痛心的是，在他死后九年，义和团运动风行，庚子年间京城搜杀“二毛子”时，还有京官奏上一本，请戮郭嵩焘之尸“以谢天下”。
难道真的要等到百年之后，走过一段反反复复的弯路，经历一番曲曲折折的磨难，人们才能重新打量、认识、评价他吗？
“早叫的公鸡”在刚发出几声长鸣之时，其悲剧性结局就已命中注定，要么自动闭嘴，要么遭人阉割，要么被人杀掉，这是古往今来无数先知先觉者难以逃脱的历史宿命。可民族的发展与前途，将由此而不得不付出沉痛的代价。
一个古老而封闭的民族在没有任何预感与思想准备的情况下被迫敞开大门，千年沉睡一旦醒来，方知天朝只是世界的一个部分，所谓的君临天下、统驭四方不过是局于一隅的自我陶醉。原先的优势仿佛一夜之间荡然无存，原有的文明体系开始崩溃坍塌，于是，失序与混乱、痛苦与磨难、失落与困惑紧紧地纠缠着这块土地上的广大民众。昔日的自豪与辉煌，竟成为不堪承受的沉重负担，那迈向未来的步履，是那样地蹒跚而彷徨，踉跄而颠踬，实在让人不忍注目与回望。
马克思当年评价封闭的大清王朝时写道：“一个人口几乎占世界三分之一的幅员广大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于世界联系的体系之外而孤立无倚，因此，极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在这样一场殊死决斗中死去。”
是的，一个老迈昏聩、日薄西山、风烛残年的老大帝国，除了凤凰涅槃、脱胎换骨、死而复生外，难道还有别的出路与选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