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的结果大大出乎清朝统治者的意料之外，不仅没有收到禁烟之效，反而使得鸦片贸易合法化，带来了战争赔款、割让香港、开埠通商、自由传教、协商关税、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等一系列屈辱条款。
《南京条约》签了，西人堂而皇之地来了，战后清廷，不仅没有吸取半点教训，奋起直追，对外开放，对内搞活，而是更加顽固地坚持闭关自守的传统“国策”，一方面不得不在表面上恪守约定，另一方面则敷衍其事，尽可能地将洋人的活动范围与影响限制在五口通商之地。
尽管如此，铁板一块的中华帝国仍被大不列颠帝国凿开了六扇大大的窗口——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个通商口岸与割让的香港。洋人虽不能进入内地，却可在六地自由出入、自由贸易，最为关键的是，长期遭禁的基督教在这些划定的地盘取得了合法身份证，可以修建教堂、自由传教了。
经济与文化，就这样以一种缓慢而顽强的方式，开始一点点地蚕食、改变、重塑古老帝国那已然衰朽的肌体。
基督教曾三次较大规模地进入中国，自唐代初期的“大秦景教”，到元代的也里可温教，然后是明末清初的天主教，令无数基督教徒伤心欲绝的是，无论当时多么兴盛，最后都免不了以“笙歌散尽花落去”的结局而收煞。透过枪炮胁迫而签订的《南京条约》，虔诚的基督教徒仿佛看到天国那神圣的光芒，正照临在曾让他们黯然神伤的中华版图，他们眼前，出现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全新变局与有利机会。一时间，西方传教士纷纷涌入中国，以锲而不舍乃至舍生忘死的精神，加快传教步伐，尽可能地将影响深入内地。
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一位名叫洪秀全的落第书生在广州街头获得了一本传教士的布道读物《劝世良言》。正是这套基督教的通俗册子，不仅改变了一个书生的命运，而且改变了大清帝国的发展走向，加速了它的崩溃与灭亡，甚至差点改变了一个民族的命运。
洪秀全是在1836年第二次参加科举考试名落孙山后获赠《劝世良言》一书的。科考落第，本属正常，不少人从小考到老考了一辈子也没考中秀才，何况洪秀全当时还只二十二岁，这于一般士子而言，根本算不得什么，可对洪秀全来说，却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
洪氏世代务农，家境贫寒，洪秀全排行老幺，上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七岁即入村中私塾就读，除诵读科举考试不得不研习的四书五经外，还自个儿阅读了不少古代历史方面的书籍。据族弟洪仁玕回忆：“其天亶呈聪，目不再诵，十二三岁经史诗文，无不博览。”家人、塾师、族人都十分看好洪秀全，认为他前程无量，日后必将发达。“确信他将及时取得功名，甚至成为翰林……这样，整个家族也将因他的高位而得到荣耀。”因此之故，家人哪怕节衣缩食，省吃俭用，也要供他继续念书。特别是父亲洪镜扬，更是对幼子寄予无限希望，将他视为光耀门庭的骄傲。平时聊天，父亲总是喜欢以幼子为话题，每当听到别人对洪秀全的赞许之辞时，洪镜扬便高兴得眉飞色舞，有时还兴犹未尽地将对方邀至家中，继续围绕幼子的聪颖刻苦与美好前程谈论不休。
可以想见的是，在这种环境与氛围中长大成人的洪秀全，对科举的一再落第该是多么失望与沮丧。考中秀才、举人、进士，不仅是他个人的期待与光荣，也是整个家族的企盼与荣耀呵。
就洪秀全的现存诗文及人生谋略而言，平心而论，他并非那种有着特殊天赋的奇才。只是他所出生的那个村子十分偏僻，人口也不多，约三百村民，作为其中的佼佼者，洪秀全的确当之无愧。然而，若在更大范围内进行比较，别说在中国古代科举史上，即使与当时的风云人物相比，他在才华上也要略逊一筹。洪秀全的落第，虽有几分遗憾，也并非特别冤。然而，封闭环境的长期生活，乡民“歌功颂德”的氛围熏陶，族人殷切期望的特殊影响，使得洪秀全不可能客观而真实地认识自己、评价自己，他不仅对功名利禄过于敏感，也形成了自视其高的傲慢与狂悖。
第二次科举落第，洪秀全十分郁闷、痛苦而失望，连个秀才都考不上，更不用说什么举人、进士了。不能高中，又如何能够发迹高升、光宗耀祖？他感到无颜见江东父老，不禁徘徊在广州街头，迟迟不肯回到约九十华里之外的故乡——广东省花县（今广州市花都区）官禄土布村。踯躅之际，他在龙藏街遇见了一名传教士，不由得驻足听了一会儿布道。根本就没有听出什么内容，不过觉得有趣，便稍加关注而已。第二天，惘然而失落的他，仿佛一种神秘力量的牵引，又不知不觉踱到那儿，并且得到了那位传教士赠送的《劝世良言》。
在广州逗留一段时间后，洪秀全强打精神回到家中，他决心继续攻读四书五经，以参加下次科考。整理行李时，自然翻出了那套《劝世良言》，他稍作浏览，便搁在了一个木箱之中。
一年后，洪秀全第三次来到广州应试，依然榜上无名，当即病倒在床。友人只好雇了一乘轿子，请了几名轿夫，准备将他抬回花县老家。返乡途中，洪秀全的意识尚较清醒，他吟诗一首道：“龙潜海角恐惊天，暂且偷间跃在渊；等待风云整聚会，飞腾六合定乾坤。”洪秀全对自己的期望相当之高，而现实却如冰窖般冷酷无情，他怎么也接受不了这一连串的科举落第打击，不得不逃避现实，躲在自己构筑的虚幻世界中做着鹤唳冲天、风卷残云、唯我独尊的迷梦。回到家中，病情不仅没有好转，反而愈加沉重，进入谵妄与梦魇状态。
他梦见自己飘升云天被人剖开肚腹换了五脏六腑，然后去见一位头披金发、身穿黑袍的老人。老人端坐在宝座之上，自称世间人类由他生育，亲手交他一柄斩妖宝剑，嘱他扫除妖魔，但不得妄杀兄弟姐妹；又赐他一块玉玺，此乃帝王权力的象征；同时，老人又回头呵斥站在一旁的孔子，说他撰述的典籍并未清楚地阐述人间真理，孔子唯诺认错不已……长期卧病期间，洪秀全神志不清，梦幻不断，他还梦见一位称作“长兄”的中年人助他杀妖。于是，病中的洪秀全，在现实中的举止便显得十分怪异，他时而歌唱，时而训人，时而高呼“斩！斩”，并从病床下跳下直扑房门口，摘下插在门墙上的菖蒲当作宝剑，挥舞跳跃，作出击斩杀状……偶尔清醒之时，洪秀全不禁悲观到了极点，以为不久于人世，而他念念不忘的，一是父母含辛茹苦供他念书的大恩大德无以回报，二恨自己不能一举成名天下知晓。于是，家人以为他真的快要病死了，而乡人则认为村里出了一名神经失常的疯子。
没有想到的是，四十多天后，洪秀全的病情竟慢慢好转并彻底痊愈。就现有资料来看，洪秀全病重期间，家人的精心照料自不待言，却无延医服药的文字记载，仿佛于不知不觉间，他的病说好就好了。
大病之后的洪秀全，性格发生了明显变化，善于健谈、喜形于色的他，一时间变得内敛收缩、不露声色，由过去外向型的活泼诙谐转为内向型的沉静庄严。尽管如此，他对科举仍未死心。科考是古代知识分子的唯一出路，洪秀全虽然在病中出现了无数怪诞奇异，日后被认为是神启的幻象，他的眼前却并未显现一条有别于科举的新路。只要还存有一丝希望，洪秀全就不想放弃。于是，在故乡与邻村继续担任塾师的同时，他仍全力准备着参加下次科考。
1843年，洪秀全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赶赴广州参加秀才考试。面对又一次落第，他虽然悻悻不已，当时并无什么过激的反应与表现。回到家中，他将所有用于科考的儒家典籍全部弃掷在地脱口而道：“还是等我自己开科，来取天下之士吧！”
科举可以不参加，但日子却不能不过。于是，洪秀全只得重操旧业，设馆于三十里外的莲花塘继母侄子、表兄李敬芳家，以教书为生。一日，读过几年私塾的表兄李敬芳与洪秀全聊天，发现了那套《劝世良言》，借去一阅后，反过来极力向洪秀全推荐。直到此时，放在箱底搁置长达七年之久的《劝世良言》，才引起洪秀全的足够留意与真正重视。
《劝世良言》是一部由中国人编写的基督传教丛书，作者梁发（亦称梁亚发），在洋人开办的印刷厂里当过雕版工人，是基督教在中国的第一位华人牧师。面对基督教及《圣经》难以为中国人接受的事实，梁发从《新约》、《旧约》中精选六十多段文字，编写完成了约九万字的《劝世良言》。该书于1832年初刊，共计九卷，分订九册。若由今日眼光视之，《劝世良言》语句多处不通，内容也十分浅薄。但它援引儒家典籍阐释国人陌生的概念名称、神迹故事等基督教义，不时穿插一些本土风情的描述，十分切合中国人的生活习惯、思维特点与欣赏口味，深得普通百姓的理解与接受。
《劝世良言》的主要观点有三：一、尊上帝为唯一真神，其余全是必须打倒的邪神、妖魔与鬼怪；二、世间之人都是上帝子女，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三、忍耐保守，逆来顺受。前两种观点，十分契合洪秀全当时心理，科举考试的连续失意使他对儒教深恶痛绝，必欲打倒而后快；洪秀全出身贫寒，对社会的贫富、贵贱尤为敏感，一直遭受不平等待遇的他，只觉得人人平等的口号就是他的心声；第三种观点，要求人们逆来顺受，他认为“殊不适用于今时，盖将无以管镇邪恶之世也”。
在对《劝世良言》经过一番认真研读之后，洪秀全发现书中所述内容，竟与第三次科场失意后大病中的幻觉十分吻合。那仿佛死水一潭的内心深处不禁涌起了阵阵波澜，因科举受挫长期压抑苦闷的心情顿时豁然开朗，平淡的人生由此峰回路转，进入一个全新的领域与境地。对此，瑞士传教士韩山文在《太平天国起义记》中写道：“这时他才明白，那位端坐在宝座之上，为世人所当敬拜者即天父上帝，助他杀妖的中年人即救世主耶稣，魔鬼即偶像，所谓兄弟姐妹即世间人类。”断续的梦境得到明确的印证与清晰的阐释，由此，洪秀全不得不“深信梦兆与该书都是可信的，而他便是由上帝指派让天下（即中国）重新奉真神上帝的人”。
表面看来，洪秀全的梦境显得十分神秘而巧合，神奇而怪诞，其实，只要我们稍加分析，就不难看出外国传教士的布道演说与第一次粗粗翻阅《劝世良言》，在他的潜意识里留下了深深的印痕。与其说是他的梦境证实了《劝世良言》，不如说是《劝世良言》诱发了那些看似荒诞而实有所指的幻像。《劝世良言》是因，梦境是果；当洪秀全再次细阅研读《劝世良言》之后，这一因果关系却完全给颠倒过来了。也正是这一误读、梦境及其获得的自信，支撑着洪秀全建立起一个影响深远的太平天国。
由随意浏览，到心理暗示，而梦境幻像，再到现实世界，洪秀全再次认真研讨《劝世良言》，一个最大的收获，就是“觉已获得上天堂之真路，与及永生快乐之希望，甚为欢喜”。在一种强烈使命感的驱使下，洪秀全决心皈依上帝，传播真理，唤醒世人，清除邪恶，还世界以清平。
洪秀全最早的传教对象，就是表兄李敬芳。两人惺惺相惜，一拍即合，并根据自己的理解，举行了独特的施洗仪式：相互在对方头上洒上一些清水，表示“洗除罪恶，去旧从新”；然后对天跪拜，祈祷不已，发誓今后独尊上帝，不信邪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