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孟子生活的时代，各诸侯王以霸道称雄，孟子却旗帜鲜明地提出，天命在于民心，而不在于君主。若君主无道，人民便可推翻他，这是中国最早的革命学说。而我们知道，儒家的创始人孔子一直主张忠君，那么孟子这样的主张是否背离了儒家的传统呢？在与各国君王论战的过程中，孟子达到了他推行王道仁政的目的了吗？
在前面两章，实际上讲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从人性善的角度来讲，君主可以实行王道，因为君主本人人性也是善的。第二个问题，我们讲了在国家的政治理念里面，我们应该实行王道，因为人民是整个国家里面最为尊贵的。但是孟子证明了这两点之后，他还得要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假如有一个自私自利的统治者，他就便偏偏不实行王道，我们还有没有什么办法？孟子告诉我们的办法，实际上就是两个字——革命。
在《孟子》这一本著作里，我觉得孟子思想非常可贵的一点，就是孟子论证了人民永远都有革命的权利。在孟子的时期，邹国和鲁国发生了一次冲突，这场冲突的结果非常有意思，可以说是让人闻所未闻：邹国的军队里面，军官死了33个人，而士兵竟然一个都没有死。所以邹国的国君邹穆公非常恼火，他就拿这个问题来问孟子，你看看，我手下的军官死了33个人，可是现场有那么多百姓和那么多的普通士兵，他们却没有一个死掉的。他们眼睁睁看着他们的长官战死了，没有一个上去救的，这些老百姓太可恶了。我想惩罚他们，但法不责众，人数太多了，我不可能把他们都杀掉。可是如果不杀他们，这个国家以后还有规矩吗？邹穆公这一番话，如果让我们来听，会觉得这些老百姓确实有问题，可是孟子不这么看。
孟子说，请你反过来想一想。在凶年饥岁的时候，你的那些老百姓，年老体弱的在山沟里转来转去，寻找野菜野果吃，年轻力壮的全都逃荒到远方去了。可是，你的仓库里面却有那么多粮食，你的国库里面有那么多钱财。你手下的人，有没有把老百姓的灾情如实向你报告啊？没有。因为他们没有把灾情如实报告，所以你仓库里有那么多粮食，但是你没有开仓散粮，没有救助这些老百姓，这叫上慢而残下。
“上慢”就是政府不作为，“残下”，就是因为政府不作为，所以导致人民受苦受难。在人民受苦受难的时候，你的这些长官眼看着人民逃亡、饿死，不也是不作为吗？不也没有出手相救吗？今天老百姓看到你们这些人在战场上战死，他们不出手相救，不是活该吗？孟子引用了曾子的话：
戒之戒之！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
小心啊，小心啊！一定要引以为戒啊！你怎么对待别人，别人就会怎么对待你。你手下的这些长官们，这样对待老百姓，那老百姓就用这样的办法反过来对待你。今天你的军官战死了33个，而人民眼看着他们战死，不加以救助，这就是人民终于找到了一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机会。
邹与鲁哄。穆公问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诛之，则不可胜诛；不诛，则疾视其长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则可也？”孟子对曰：“凶年饥岁，君之民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而君之仓廪实，府库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残下也。曾于曰：‘戒之戒之！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夫民今而后得反之也。君无尤焉。君行仁政，斯民亲其上，死其长矣。”（《孟子·梁惠王章句下》）
面对同一个事实，邹穆公和孟子得出了不同的结论。邹穆公觉得民众就应该为君王卖命，而孟子反驳他，假如君王平时不关心民间疾苦，民众根本就没有义务为君王卖命。民忠君必须建立在军爱民的基础上。
齐宣王问卿。孟子曰：“王何卿之问也？”
王曰：“卿不同乎？”
曰：“不同；有贵戚之卿，有异姓之卿。”
王曰：“请问贵戚之卿。”
曰：“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
王勃然变乎色。
曰：“王勿异也。王问臣，臣不敢不以正对。”
王色定，然后问异姓之卿。
曰：“君有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去。”（《万章下》）
还有一次，齐宣王问孟子一个问题，在国家体制里面，从周王朝下来就有卿这么一个爵位，孟先生你能不能够谈一谈，卿这个爵位到底是怎么回事？它有什么样的职能？孟子就反问他了，你问的到底是哪一类的卿？齐宣王有一点糊涂，卿还有不同吗？孟子说当然不同了。有贵戚之卿，有异姓之卿。
“贵戚之卿”就是跟国王有共同血统的，“异姓之卿”就像孟子这样的，他在齐国也做卿，但是他跟齐王之间没有血缘上的关系。齐宣王说，你先给我谈一谈，贵戚之卿有什么样的权利？在国家政治里，他们起什么样的作用？孟子说，贵戚之卿在国家政治里，如果国君有大的过错，他们有权劝说你，有权给你提出批评。如果他们提出批评以后，国君反复不听，反复跟你提建议，反复跟你提警告，如果国君还不听，那么这些贵戚之卿有一个权利，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
他们有权把国君拉下宝座，换一个人上去。齐宣王一听，脸色一下子就变掉了。他突然发现，假如这些贵戚之卿给我提建议，我不听，他们还有权把我换掉，他非常紧张。孟子一看齐宣王脸色都变了，就说你也不要紧张，不要有什么想不开的。今天，可不是我来找你的麻烦的，是你主动找我的。你既然这样问我，我总不能骗你。
其实，孟子的政治哲学是围绕人的本性的。他提倡君王要仁，实行仁爱，推己及人，这就是忠恕之道。王道就是君王实行仁爱的结果，也是君王实行忠恕之道的结果。君臣关系如此，君民关系也是如此。反之，君王面对的只会是离心、反抗和暴力的革命。
孟子有一次对齐宣王说的话非常严厉，孟子说：
孟子告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
王曰：“礼，为旧君有服，何如斯可为服矣？”曰：“谏行言听，膏泽下于民；有故而去，则君使人导之出疆，又先于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后收其田里。此之谓三有礼焉。如此，则为之服矣。
今也为臣，谏则不行，言则不听，膏泽不下于民；有故而去，则君搏执之，又极之于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谓寇雠。寇雠，何服之有？”（《孟子·离娄章句下》）
如果国君爱护你的臣民，就像爱护自己的手足一样，那么你的臣民也就把你看作腹心，也爱护你、敬重你。但是，如果一个国君把他的臣民看作牛马一样，任意使唤，那么臣民有权利把国君看作一般的人，我没有义务忠于你，没有义务保护你。还有更严重的，假如国君把他的臣民都看作像土、草一样低贱，任意践踏他们，那么臣民就可以把国君看作是他的仇人，臣民就有权利杀掉你。这话说得非常严厉。可以说，孟子之前之后，再没有一个人敢用这样的口气跟国君讲话。
而且在孟子的眼里面，不存在什么国家问题。
无罪而杀士，则大夫可以去！无罪而戮民，则士可以徙！（《孟子·离娄章句下》）
一个国家的国君，如果杀掉无辜的知识分子，那么这个国家的大夫就可以离开这个国家。他叛逃到盟国，没有叛国罪。一个国君假如无罪杀害人民，这个国家里所有的士，就可以迁徙到别国去，他没有义务死守着这一个国家，没有义务愚忠于一个暴君。
在当时，孟子这样的言论无疑是激进的。齐宣王有肚量听，也实属难得。不过君权在握的人，最不喜欢听的，自然是民众造自己的反。面对孟子的激进言论，齐宣王试图用儒家传统的忠君思想，与孟子辩论。孟子的言论是否背离了儒家传统？齐宣王与孟子辩论的结果，又会如何？
孟子说得最好的、论证最为充分的革命理论，是他和齐宣王的一次对话。
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
齐宣王问孟子一个既是现实又是历史的政治问题：历史上商汤把夏桀流放了，周武王讨伐了商纣王，有这样的事吗？孟子不但说有，还说历史上白纸黑字斑斑记录在案，你为什么对这个事情有怀疑啊？齐宣王接着就问了，臣民杀掉他们的国君，这难道是可以的吗？因为商汤在流放夏桀的时候，商汤是臣子，夏桀是天子。周武王在讨伐商纣王的时候，商纣王是天子，周武王是臣子。如果我们赞成这两个人的做法，那不就肯定了民可以弒君吗？这可是一个大问题啊。
我们知道“弒”这个字是非常有意思的。“弒”有杀的意思，可是比杀的意思更丰富一点。“杀”是一个动词，没有具体的道德判断，我们杀人也是杀，杀猪也是杀，在战场上奋勇杀敌也可用这个“杀”。但是“弒”不仅是一个行为，还包含了对这个行为的判决。臣民杀害国君，子女杀害父母，在孔子看来这是不可以的，所以他专门发明了一个字，就叫做“弒”。所以这个字不仅表明着一种行为，而且还表示了一个大逆不道的罪行。所以齐宣王问孟子的这个问题，实际上很难回答。如果孟子说臣子可以弒君，孟子就反对孔子了。但是如果说臣子不能弒君，那你又如何解释商汤灭了夏桀，周武王灭掉了商纣王呢？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政治问题。
孟子把这个问题解决得非常好。他首先在理论上确定，当所谓的天子不仁不义的时候，他就是贼，就是残。残贼的人叫“一夫”。商纣王也好，夏桀也好，他们都是不仁不义之人，不但不能够统领天下人，他连朋友都没有，连亲人都没有，他就是一个人。孟子说他们不是天子，是一夫，一夫就是独夫。到了这个时候，虽然他还在天子的位置上，但是他已经失去了天子的资格了。因此商汤灭掉夏桀，周武王灭掉商纣，他们不是灭掉了一个天子，他们不是弒君，而是杀掉了一个人而已，而且这个人还是不仁不义之人。
这么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孟子解决得非常好。说人能弒君那肯定不对，因为天下将没有秩序了。但说人不能弒君也不可以，因为不管是多么残暴的君王，我们都必须要忠于他，那人类还能进步吗？政治还可以改善吗？所以赞成弒君是错误的，不赞成弒君也是错误的。孟子在这两者之间，找到了一个中间的道路。他首先论证，假如一个天子不仁不义之后，他已经在道德上失去了做天子的资格。他不是我们的君了，却偏偏站在君的位置上，他就是一个僭位者，那我们当然要把他杀掉。这个论证非常有名，如此重要的政治问题，孟子这么简单就把它解决了，这是大智慧，也是大良知。
在中国的历史上，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我们常说汤武革命，孔子和孟子都是特别推崇商汤和周武，在孔子和孟子的眼里所推崇的圣王都是革命的王，造反的王，对残暴的政治说不的王。因此也可以说，孔孟之道，和后来经过叔孙通、董仲舒，经过程朱改造后变得趋炎附势、奴颜媚骨了的儒家有一个非常大的不同，就是赞成革命，是革命之道。所以陈胜起义的时候，孔子的后代——第九代孙孔甲，就投奔了陈胜，最后甚至跟陈胜一同战死。
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陈涉之王也，而鲁诸儒持孔氏之礼器往归陈王。于是孔甲为陈涉博士，卒与涉俱死。陈涉起匹夫，驱瓦合适戍，旬月以王楚，不满半岁竟灭亡，其事至微浅，然而缙绅先生之徒负孔子礼器往委质为臣者，何也？以秦焚其业，积怨而发愤于陈王也。（《史记·儒林列传》）
陈胜反暴秦，儒委质为臣，不惜俱死。
刘邦大兵压境，儒坦然自若，视若无物。
这，就是孔孟之儒的精神气质！
中华民族历来就是一个敢于革命的民族，毛泽东有一句名言，“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正是因为有这样的革命精神，有这样的革命传统，有这样的革命勇气，所以毛泽东才能够带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没有革命的理论，我们民族怎么可能进步呢？
孟子是一个大丈夫，他咄咄逼人，但是他逼的不是一般人，而是当时的诸侯；他出语惊人，惊的也不是一般人，也是当时的诸侯；他威胁恐吓，他威胁恐吓的也不是一般人，也是当时诸侯。好在当时的诸侯都不和他计较。他骂梁惠王，梁惠王也认了，他骂齐宣王，齐宣王也听了。他说人民有革命的权利，君主如果搞得不好，我可以推翻你，无论是梁惠王也好，还是齐宣王也好，他们也不和他计较了。孟子生活在一个好时代，但是孟子的这些在后世看来大逆不道的思想，在中国后来漫长的封建社会里面，会得到一个什么样的评价和遭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