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所处的时代，正是战国中期，那是一个战乱不断的时代。乱世出英雄，乱世也出哲人，也正是在这样的时代，孟子与其他众多的思想者自由地表达着自己的主张。在诸侯攻伐的连绵战争中，思想者们也进行着热闹无比的言论与观点辩争。好辩、善辩的孟子，当时成为了“最张扬、最厉害”的辩手。那么孟子对这样的时代是如何看待的？为什么在孟子的时代，会出现言论自由、百家争鸣的局面呢？
孟子生活在战国中期，要对这个时代做一个全面的分析和描述可能比较困难。简而言之，孟子所处的战国中期有两副面孔，第一副面孔是：
杀伐征战，合纵连横。
司马迁在《史记》里给孟子作传的时候，有这么一段话：
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务于合从连横，以攻伐为贤。（《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他举了商鞅、吴起、孙武、田忌这四个人的例子，如果要对四人的身份进行描述的话，无非两个身份：一、改革家，二、军事家，好战之徒。他们不光在国内搞政治改革，而且带兵在国外打仗，战胜弱敌，富国强兵。所以司马迁最后总结说：当时全天下的人都在从事一件事，搞合纵连横。“合从”就是山东六国联合起来共同对付西边的秦国，“连横”就是秦国和山东六国里的某些国家联合起来，对其它国家各个击破。天下都在“合从连横”，比拼的不是道义，而是看谁能够在战场上战胜敌人。
所以为什么把这个时期称之为战国呢？战国者，能战之国。在那个时期，能够幸存下来的国家，都是能战的，而这些国家幸存下来之后，整天所干的事情也就是战。国与国之间的战争规模很大。孟子有这么几句话：
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章句上》）
为争夺土地而发生战争，杀死的人尸体堆满了整片原野；为争夺一个城池发生的战争，杀掉的人遗骸填满了整个城池。战争规模很大也很残酷。伤亡的规模，甚至让西方的学者怀疑《史记》中的记载是否属实：能死那么多人吗？但确实是如此，所以这是一个怎样残忍而又嗜血的时代啊！孟子对那个时候的诸侯们有怎样的评判呢？他说：
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孟子·梁惠王章句上》）
那时的诸侯已经不光是杀人了，而是“嗜杀人”！杀人变成了统治者的一种嗜好，那么老百姓的命运我们也就可想而知了。所以孟子又讲了另外一句话：
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于此时者也；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者也。（《孟子·公孙丑章句上》）
老百姓在暴虐的政治之下，受苦受难的程度，在历史上也没有比今天更严重的了。战国时代的这一副面孔，是嗜血者狞笑的嘴角淌出百姓的血与泪。
应该说战乱纷呈、攻伐不断是那个时代的无奈与悲哀。但是人们常说：乱世出英雄。在乱世之中，自然也会诞生众多伟大的哲人，孟子就是其中的一位。当时他那微弱却又无比冷峻的声音，正是在那样的时代得以自由的申张。
这个时代还有另外的一副面孔，那就是：
处士横议，众说纷纭。
“处士”就是有文化但没有出来做官的人。“横议”就是处士大胆议论政治；大胆批评当时的诸侯。而且处士们的思想都各有特色与主张、各有坚持与理想，所以是“众说纷纭”。用孟子自己的话来说：
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朱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滕文公章句下》）
因为天下没有了圣王，所以一帮诸侯都放荡不羁，残忍霸道。而且“处士横议”，天下人的思想都信奉杨朱和墨子，可是这两人的思想在孟子看来太糟糕了。在孟子看来，杨朱提倡“为我”，整天想着自己，不想着为国、为君，不就是无君吗？墨子提倡“兼爱”，平等地泛爱天下所有的人，爱自己的父亲和爱别人的父亲一样，那不就是没有自己的父亲了吗？所以他说：
杨朱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
换个角度看这句话，既然天下的言论都归墨子、杨朱，孟子骂他们是禽兽，那不就是说天下人的思想都是禽兽的思想吗？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孟子对这个时代非常不满，他既对于诸侯放恣不满，也对处士横议不满。不过有一点他似乎忘了，他自己也是众多横议的处士中的一个，而且可以说他是这些横议的处士里面，最为张扬、最为跋扈，也最为哓哓善辩的一个。孟子当时善辩和好辩的名声很大，而且客观地讲，他有时候辩论的风度不是很好，譬如刚才举的例子，骂杨朱、墨翟无君、无父尚可说是善辩，骂人家是禽兽就很难称之为风度了。所以他好辩、善辩之名声很大，但同时也很招人反感。
他的一个学生就曾问过：老师，外面的人都在说你太好辩了，老是找人辩论，你为什么这样做呢？孟子说：难道我是好辩的人吗？我并不是没事找事，天天找别人辩论，我是不得已啊。
公都子曰：“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敢问何也？”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孟子·滕文公章句下》）
是什么让孟子不得已呢？第一、诸侯放恣。政治黑暗残暴，人民苦难重重。第二、处士横议。在孟子看来，天下人的思想都是禽兽的思想，这是价值观混乱而道德崩溃了。所以孟子面对着这个时代的两副面孔，他不得已又急切地提出自己的主张。
对于诸侯放恣这一点，他提倡仁政，提倡王道。对于“处士横议”这一点，他就力拒杨墨，鼓吹孔子的仁义学说。但是从现在的角度来看，第一点当然很糟糕，但是第二点处士横议，倒未必是坏事，因为这是思想和言论的自由。正因为有这种自由，我们才有先秦的思想大解放，我们也才能有孔子、孟子、老子、庄子这些思想家。如果这个时代没有“处士横议”这一面，连孟子本人也未必能出现。所以我们说，这个时代的第二副面孔——“处士横议”是思想自由的表现，实际上也是这个时代的正面。
孟子生活在“处士横议”的时代，而孟子自己也是一名处士。应该说在当时，像孟子一样的思想者有很多，于是观点纷呈、众说纷纭，在思想领域，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局面。为什么无权无势的士人能够自由地评论天下大势呢？在孟子的时代，处士有着哪些空前绝后的“特权”呢？
在后世的中国社会里面，假如没有官职的读书人，一定是没有地位，说话也没有份量，不受人尊重。但是在孟子的时代，却恰恰相反，正因为处士一无所有，反而他们地位很高，甚至可以笑傲王侯。
《战国策·齐策》上面记载了孟子同时代的一个故事：
齐宣王见颜斶，曰：“斶前！”斶亦曰：“王前！”宣王不悦。左右曰：“王，人君也。斶，人臣也。王曰：斶前！亦曰：王前！可乎？”斶对曰：“夫斶前为慕势，王前为趋士。与使斶为趋势，不如使王为趋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贵乎？士贵乎？”对曰：“士贵耳，王者不贵。”王曰：“有说乎？”
斶曰：“有。昔者秦攻齐，令曰：‘有敢去柳下季垄五十步而樵采者，死不赦。’令曰：‘有能得齐王头者，封万户侯，赐金千镒。’由是观之，生王之头曾不若死士之垄也。”宣王默然不悦。
……
宣王曰：“嗟乎，君子焉可侮哉！寡人自取病耳。及今闻君子之言，乃今闻细人之行。愿请受为弟子。且颜先生与寡人游，食必太牢，出必乘车，妻子衣服丽都。”颜斶辞去，曰：“夫玉生于山，制则破焉；非弗宝贵矣，然夫璞不完。士生乎鄙野，推选则禄焉；非不得尊遂也，然而形神不全。斶愿得归，晚食以当肉，安步以当车，无罪以当贵，清静贞正以自虞。制言者，王也；尽忠直言者，斶也。言要道已备矣，愿得赐归，安行而反臣之邑屋！”则再拜而辞去也。
斶知足矣，归反扑，则终身不辱也。
有一次，齐宣王要见一个叫颜斶的读书人。颜斶到了齐宣王的朝堂之上，站在离齐宣王很远的地方，他就不往前走了。为什么不走？他要等齐宣王下来请他。就这么一个无官无职的读书人，就有这么一个派头。
齐宣王看到颜斶不走了，就喊了一声，颜斶，你往前走一走。颜斶马上就说了，齐王，你往我这边走一走。齐宣王很不高兴，怎么跟我说话的？齐宣王左右的大臣也很不高兴，于是就对颜斶说，吾王是一国之君，你不过就是臣子而已。现在我们的王说要你往前走一走，你怎么也敢说要王也往前走一走！颜斶说，当然应该，必须这样。我一个无官无职的读书人，跑到齐王的面前去巴结讨好，我不就是趋炎附势吗？但如果齐王向我这边走一走，那是什么？是礼贤下士。如果我往前走，那么在齐国的朝廷之上就发生了一件趋炎附势的事情，可是如果齐王往我这边走一走，那就发生了一件礼贤下士的事情，性质将完全不同。你们看一看，发生哪件事情比较好啊？这话说得还真有道理。
但是齐王这时很愤怒，脸色也很难看，他问了颜斶一个问题：那你告诉我，到底是一国之君尊贵，还是像你这样无官无职的读书人尊贵？这个问题问得很尖锐，而且齐王觉得答案很明显，肯定是一国之君尊贵。可是颜斶的回答也是斩钉截铁、毫不犹豫：
士贵耳，王者不贵。
读书人尊贵，国王不尊贵。这下齐王更加生气了，就问颜斶，你这样说话有根据吗？颜斶说，当然有，我给你讲一个事，你就明白了。以前秦国进攻齐国，秦国的国君下令，士兵有敢到齐国柳下季坟墓面前五十步远的地方去砍柴的，死不赦。柳下季是当时齐国已经去世了的一个读书人，也就是士。同时，秦国的国君还下了另外一条命令，如果哪个士兵能够杀掉齐国的国君，砍下脑袋，就封他为万户侯，并赐黄金千镒。颜斶讲完这个故事之后，做了一个比较：
生王之头曾不若死士之垄也。
活着的齐王的脑袋，还比不上一个已经死去的普通读书人的坟墓。
秦国的国君如此尊重一个死去的处士的坟墓，而对一个活着的齐国国王，他却要砍掉他的脑袋，可见士贵而王者不贵。
齐宣王听完无话应对，只好默然不悦。又经过一番交谈之后，齐宣王终于彻底认输了，对颜斶说：像你这样的君子，我刚才做法太没有礼貌了。所以你批评我，我虚心接受。从今天开始，我希望能够做你的弟子，我给你很好的待遇。“食必太牢，出必乘车，妻子衣服丽都”。齐王心想，这么好的待遇请你做我的家庭教师，你应该很高兴吧。可是颜斶毫不动心。他说，像我这样的人，生活在乡野里面，我很舒服。倘若我到你这来做官，可以拿到俸禄，但是我没有自由了。所以我现在要回到以前所住的乡野去。
晚食以当肉，安步以当车，无罪以当贵。
我晚点吃饭，可以吃得更香，就像有肉一样；我闲庭信步，可以走得悠闲，就像坐车一样；我从不犯法，可以过得自在，就像贵人一样。我清静、正派，自娱自乐，才不愿意到你这来做官，也不愿意教导你这样的学生。你有权势，可是我不慕权势，你有财富，可是我不贪财富，我所要的，是我的自由。
还有另一个故事。
子击逢文侯之师田子方於朝歌，引车避，下谒。田子方不为礼。子击因问曰：“富贵者骄人乎？且贫贱者骄人乎？”子方曰：“亦贫贱者骄人耳。夫诸侯而骄人则失其国，大夫而骄人则失其家。贫贱者，行不合，言不用，则去之楚、越，若脱屣然，柰何其同之哉！”子击不怿而去。（《史记·魏世家》）
魏国当时的国君是魏文侯。魏文侯为太子子击聘请了一个老师，叫田子方。有一天，子击的车队在大街上遇见了田子方的马车。按照中国的传统，两者马车在马路上相遇的时候，应该是贱者让开，让尊者先过去。子击是太子，是储君，除了国君以外应该本国第二尊贵的人了，而田子方只是一个读书人而已。所以照理田子方应该把马车赶到路边上，让太子的车子先过去。
可是子击非常尊重知识分子，他一看到田子方的车在前面，很主动地把自己的车队引到了马路旁边，不仅如此，他还从马车上下来，拱着手在旁边站着，等着田子方的车过去。可是田子方竟然不还礼，扬着头很傲然地就过去了。这下子击就想不通了：满大街都看着我，一个太子如此恭敬你，你怎么对我如此不礼貌呢？
子击就把田子方拦下来，问他一个问题：你这么傲慢，请你告诉我，是富贵者可以对人傲慢，还是贫贱者对人可以傲慢？田子方淡然一笑，告诉他，当然是贫贱者可以傲慢了。子击问为什么？田子方说，诸侯如果傲慢，他就会失去自己的国，大夫如果傲慢，就会失去自己的家，贫贱者傲慢没有关系，他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失去。在魏国，如果我的言行跟你们不合了，我说的话，你们也不听了，我拍拍屁股就走，我到楚国去、到越国去，我丢开魏国，就像丢下一双破鞋子一样。你能这样吗？一番话，把子击说得哑口无言。
通过上面的几个故事，尤其是田子方的故事，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在那个时代，为什么处士有这么高的地位。他们为什么敢于这么傲慢，可以傲视王侯呢？因为这些士有三个特点：
第一、无产。
第二、无国。
第三、有用。
无产所以没有牵挂和顾虑，无国所以可以自由来去，有用所以为人所重。有了这三点以后，那个时代的士获得了空前绝后的地位。战国四公子：齐国孟尝君、赵国平原君、楚国春申君、魏国信陵君皆养士三千，秦相吕不韦亦养士三千。
孟子究竟在这样大时代风气里面，形成了怎样的独特的人格呢？这种人格对他的一生、对于儒学，甚至对于我们的中华民族，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