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图未就之功，不如保已成之业；悔既往之失，不如防将来之非。
“译文”
与其谋划没有把握完成的功业，倒不如维护已经完成的事业；与其懊悔以前的过失，还不如预防未来可能发生的错误。
“解说”
中国文化极富同情心，尤其对于弱者、失败者，故项羽虽败，留盖世英名，刘邦虽胜，得奸滑之称。不过平心而论，不宜以成败论英雄。胡雪岩富拥半壁江山之钱业，一朝有变，烟消云散，然而高阳先生仍能公平持论，指出胡的优点在于不以私利伤蚕农，失败后态度光明磊落，不愧一“铁头”美称，虽败犹荣。
詹天佑（1861—1919），字眷诚，广东南海县人。同治十一年（1872），作为第一批官费留美学生随容闳到达美国康涅狄格州纽哈文城。光绪四年（1878）考入耶鲁大学雪费尔科学院土木工程科。在美期间，亲见大批华工遭受奴隶般待遇，闻听日本侵犯台湾、吞并琉球，詹天佑受到很大触动，他认识到祖国是由于贫弱才遭受到这种种不幸，立志学成回国，以自己的才智增进祖国的富强。
光绪七年（1881）容闳从耶鲁大学毕业，恰在这时清政府中止原定为期十五年的幼童留学计划，决定全部撤回官费留学生。同年秋，詹天佑等返回祖国。
回国后，詹天佑听说国内曾在上海与吴淞间修成一条长15公里的铁路，为英国商人擅自修筑的，不久即被政府赎回拆掉。而我国自建的第一条铁路—唐（山）胥（各庄）铁路即将竣工，但这条长仅十公里的铁路，虽由清政府筹资兴建，但测量、设计则由英籍工程师金达（C·W·Kinder）主持。作为中国第一个铁路专门人才，詹天佑早就坚定了为国修筑铁路的决心。但是他的一技之长没能得到应用，被派往福州船政局船政学堂学习驾驶，詹天佑只好等待时机发挥专长、为国效力。
光绪十四年（1888），詹天佑受聘担任中国铁路公司帮工程师，参与修筑（天）津（塘）沽铁路。这是詹天佑效力祖国铁路事业的开端。詹天佑作为分段工程师的助手，手持塘沽到天津段的铺轨工程，他仅用了八十天时间就指挥民工完成了五十余公里的铺轨任务，质量可靠，初步显示了他的专业才能。
三年后，清政府决定修筑关东铁路（含关内部分），詹天佑升任分段工程师，负责督修古冶至滦州段铁路。修至滦河时，总工程师金达让外籍工程师建铁道桥梁，但英日、德籍工程师相继失败，只好求助于詹天佑。詹天佑经过实地探测勘察，果断决定采用沉箱法构筑桥墩，终于建起了滦河铁桥，一时轰动国内外。詹天佑因此被英国土木工程师学会吸收为会员。后历任（天）泽卢（沟桥）铁路工程师、关外铁路山海关至锦州段总段工程师、萍（乡）醴（陵）铁路工程师。他还参与对俄外交交涉，接收关外段铁路，同年秋出任京汉路新（城）易（县）支线总工程师，仅四个月即圆满完成。后来他一度担任商办潮汕铁路有限公司顾问、商办沪杭铁路公司苏路段顾问工程师。在代表中国政府同英国公司就道（口）清（化）铁路进行核实估价时，他坚决维护了国家利益。
光绪三十年（1904）初，清政府宣布（北）京张（家口）铁路由国家筹款兴筑。次年五月成立京张铁路总局和工程局，詹天佑任总工程师兼会办（1907年升总办）。詹天佑上任之后，立即组建起一支由北洋武备学堂附设铁路工程班学员、山海关铁路学堂毕业生以及在关内外铁路同事多年的熟练工人等参加的工程技术队伍，并拟定了选线方案。经过实地踏勘、全面比较和选择，选定了铁路线。经测算，詹天佑认为，全路工程费用共约银七百二十九万一千八百六十两，而路成后收入仅货票、客票两项即可达银二百零五万九千二百两。因此他说此路早成一日，公家即早获一日之利益，商旅亦早享一日之便安，外人亦可早杜一日之觊觎”。詹天佑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出发，不仅看到了京张铁路的经济价值，而且更把经济与政治联系起来加以考虑，明确指出了自修铁路对维护国发愤图国强 克难筑铁路
“例解”
京张铁路选定通过南口关沟一线的消息传出后，在外国工程界引起了很大震动，他们怀疑中国人能否胜任如此艰苦的工程。有一位英国人竟在演说中认为“中国工程师能建筑铁路通过南口者，此人尚未出世”。詹天佑因此告诫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应奋发图强，“必欲显明其不仅已经去世，且现在存于世也”。为此，他还特别制定了《升转工程师品格、制度章程》，激励全体工作人员发奋自雄，效力铁路建设，也为大批工程技术人员的培养提供了依据。
京张铁路工程最难处在关沟段工程，主要问题是铁路爬高和开凿越岭隧道。詹天佑在其他工程技术人员的配合下，精心设计和成功实施了一系列创造性筑路、开洞方案。如针对南口至八达岭高度相差六十米的情况，采用百分之三十三的爬高坡度，并设计了两辆机车推挽列车的配套方案，这样既减少了铁路长度和弯道，又保证了行车安全和速度；在八达岭设计了“人字形”（或称“之字拐”）展线方案，在原来回旋余地很有限的半山中把铁路大大抬高，也就把隧道大大抬高，减少了隧道的长度；开凿八达岭隧道时，他设计了中距离凿井、六个工作面同时开挖的方案，大大加快了工程进度，而且精确度很高，受到外籍工程师金达、柯克斯等人的高度评价。
宣统元年（1909）五月十七日，京张铁路全线告成。十月二日在南口车站举行通车典礼，前来祝贺、参观的中外人士无不对以詹天佑为代表的中国工程技术人员表示钦佩。还是在施工期间，詹天佑就意识到，京张铁路如果修筑失败，“不但是我的不幸，中国工程师的不幸，同时会带给中国很大的损失”，正是这种爱国主义精神激励着詹天佑和全体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同心协力、互相鼓励、求实创新，高速度、高质量、少损耗地完成了修路任务，这不仅是詹天佑的骄傲，中国工程师的骄傲，也是全体中国人民的骄傲。为表彰詹天佑的功绩，清政府授予他工科进士第一名，邮传部奏请以丞参候补。与此同时，美国工程师学会接纳詹天佑为会员。
此后，詹天佑还担任过张（家口）绥（远）铁路总工程师、川汉（成都至宜昌）铁路总工程师、河南铁路公司顾问工程师、粤汉铁路有限公司粤路段总理兼总工程师、粤汉铁路会办、汉粤川路督办等铁路修筑领导职务，对清末民初铁路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在当时中国修筑的几乎每一条重要铁路，都有他的足迹可寻。”中华民国成立后，詹天佑积极参与孙中山先生关于修建铁路的筹划，发起成立“中华工程师学会”，任会长。1919年耶鲁大学授予他荣誉硕士学位，香港大学授予他荣誉博士学位。1917年任交通部铁路技术委员会会长。1919 年四月二十四日因病于汉口逝世。主编有《京张铁路工程纪略》和《华英工学字汇》等。
心存志高远 不为富贵动
黄宗羲（1607-1695），字太冲，浙江余姚人，世称梨洲先生，是明清之际最有影响的知名学者，他创立了浙东学派，开创了学贵践履的经世致用的新学风，对明清之际学术及思想的嬗变与革新发生过深刻的影响。
黄宗羲的父亲黄尊素，是东林名士，被宦官魏忠贤奸党所害。黄宗羲十九岁时，为家主权的重大意义，这是詹天佑多年亲身体验的总结，表现了他作为一位杰出工程师和爱国者的识见和志向。
报父仇，袖长锥，草疏入京讼冤，追杀仇人，由此扬名天下。随后，他遵照父亲的遗命，师事当时的著名学者刘宗周，成为刘氏门下的高足弟子。在刘宗周的引导下，他潜心研究宋明理学，尤其对阳明学派的研究颇下功夫，这为他后来全面总结与批判宋明理学思想史，撰写《明儒学案》、《宋元学案》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清兵入关以后，黄宗羲积极参与反清斗争，并为南明福王政权出谋划策。明亡后，他感到以武装斗争反清复明的道路走不通，于是返归故里，毕力于著述与讲学，不仅写出了《明夷待访录》等重要著作，而且还培养了像万斯大、万斯同、全祖望等一大批学行卓越的学术人才，创立了与当时名儒顾炎武为代表的浙西学派相并恃的浙东学派，他的名气很大，学者奉为一代宗师。康熙十七年（1678）诏征博学鸿儒，后来又诏开明史馆，朝臣都举荐他，并令督抚礼持敦遣。然而黄宗羲高风亮节，坚辞不就，表现出坚定不移的民族气节。
在学术方面，黄宗羲博采百家之长，上至先秦诸子百家，下至宋明诸儒流派，天文地理、经史子集、典章制度等等，无不研究。在广博地学习与研究基础上，他对先秦以来的学术思想进行严肃的总结与批判，旨在廓清宋明理学空谈心性不务实际的空疏学风，继往开来，以经世致用的精神弘扬高尚传统，开创了学术界的新局面。
在明末，阳明学派由于跟不上时代的发展，加之内部分化瓦解，自立门户，相互水火，其流弊百端，几乎丧失了阳明学的生命力。刘宗周作为阳明学的继承人，力图矫正阳明学派末流的流弊，恢复阳明学的战斗精神，他提出以“慎独”为宗，主张以道德自律刷新阳明学和通过道德修养改变士林人格。黄宗羲受刘宗周的这些思想影响较深，在继续阐发师说的同时，着重对阳明学派思想源流及其利弊得失进行系统总结，从而使得他成为明末阳明学修正派的重要代表人物。
黄宗羲对阳明学的修正，不仅对阳明学有重要贡献，而且开创了一代新的学术风气。其门人全祖望说：“自明中叶以后，讲学之风，已为极敝，高谈性命，束书不观，其稍平者则为学究，皆无根之徒耳。先生始谓学必本源于经术，而后不为蹈虚，必证明于史籍，而后足以应务。原原本本，可据可依。前此讲堂痼疾为之一变。”黄宗羲为矫正明末空疏学风，首倡以经术为本和经史结合以“应务”的经史实学风气，在客观上起了转变学风的作用。
为矫正当时学风的虚妄流弊，黄宗羲极力提倡“务博综”、“尚实证”。他指出，学者应以博杂多方之学，融成精洁纯粹之知，并以广博的知识造就完整的人格和培养多方面的治世才能，而不应当把精力放在“牛毛茧丝”无不辨析的无用功上，因为“学问之事，析之者愈精，而逃之者愈巧，”愈不切人伦世事。宋明以来的儒者有以文苑为业的，只知辞章；称理学者，其所读之书不过是经生章句；为心学者，则无事于读书穷理，空谈无根；读书人封己守残，寻章摘名，全然不知学为何用。至明末，“天崩地解，落然无与吾事。犹且说同道异，自附于所谓学者，岂非逃之者之愈巧乎？”他以为学者不能“博综”，不能求“实证”，非但不能以其学术才能有益于世用，相反却以门户之见，相互残害，以致“一旦有大夫之忧，当报国之日，则蒙然张口，如坐云雾，世道以是潦倒泥腐”。有鉴如此，黄宗羲提倡学者博综经史，一改以“语录”为“学问”和藉“阔论”沽名钓誉的陋习。他指出学者必先究经以立学问之体，但不拘执经术，不要为经术而弃应用；弃实用则成迂儒。故此经术之习必兼读历史，以求“明体达用”。倡导经史实用之学，由黄宗羲开端，并由其黄宗羲不仅倡导经史实学，在理论上阐述了学贵实用的为学旨趣，而且他身体方行，继往开来，在总结与批判先儒的民本思想的基础上，结合经史的“体”、“用”，提出了具有反封建的朴素民主政治主张。反映这一思想的代表作，是《明夷待访录》。
《明夷待访录》系统考察了上古以来的历史，广泛论述了历代封建王朝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学校、、官吏、军事、制度等等得失，猛烈抨击了封建专制统治的罪恶，一针见血地指出，祸害天下国家的罪恶之源是封建专制，罪魁正是独裁专制的君主。因为封建专制以“人治”取代了“法治”天下臣民只是一姓帝王之家的奴仆，封建君主不仅任意驱使和压迫人民，而且以“利欲之私”坏法，以“利欲之私”坏国家之法，“固足以害天下”。有“人治”而无“法治”，君主独裁愈演愈烈，天下国家积贫积弱，以致国亡民困，世道潦倒泥腐不堪。由此，他极力主张“法治”取代“人治”。
为了实现法治，黄宗羲一宗儒家的民本思想，并考证大量的史实，提出把学校建成议政机关，让学术领导政治，和让知识阶层参政议政等方式来限制君主独裁，以实现法治的民主政治主张。他说：“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无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是非，而公其是非于学校。”黄宗羲还继承儒家政教合一的思想，认为上至朝廷，下至府州县，及至于乡，都应设有各级学校，使学校不仅是造就国家治政人才的场所，更重要的是成为了各级政府的议政监政机关；上自天子，下至府州县官，都必须接受学校的监督，学校有权干预和评判朝政及各级政府的政治得失，使国家实现法治与民主的有机结合，可以制约君主独裁和各级官吏的专横跋扈。也只有这样，才能使天下读书人从空谈性命义理的空疏学风中解放出来，切实从经史之学中养成“务博综”“尚证实”风气，并培养出治国平天下的才能。黄宗羲的这些思想，尽管富于幻想，但它开启了近代民主政治思想的先河，对清末资产阶级维新派颇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