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市私恩，不如扶公议；结新知，不如敦旧好；立荣名，不如种隐德；尚奇节，不如谨庸行。
“译文”
假如一个人施恩惠给别人是为了自己的私心，那还不如以光明磊落的态度去争取社会大众的公益；一个人与其结交很多不能劝善规过的新朋友，倒不如重修一下以前跟老朋友之间的旧交情；一个人与其沽名钓誉制造知名度，倒不如悄悄在暗中积一些阴德；一个人与其标新立异主动去制造自己的名节，倒不如平日谨言慎行多做一些平凡无养生者在日常行为上谨慎，是要维持自身与环境的和谐关系。因为，日常的行为都是一个人必须做的，是他为了养育生命而做的。他总是用日常行为去创造生活的必需物质。那么，只要在日常行为上谨慎，就不会给身体带来危害。但是，若是他偏去追求奇异的东西，做奇异的事情，那他就是在做害生的事。由于奇异的行为是违常的，因此，他就打破了与生存环境的和谐关系。或是满足某种心理嗜好，或是受某种心态的指使，这都反映出心理的偏颇特性，这样，他的行为将使其心性更为偏执。其原因是：追求奇节异行，是与生存环境相矛盾的行为。一个人每天面对的环境都处常态，他与环境彼此互相认可。他要追求奇节异行，就首先要违反自己生活的常规，因此他也违背了生活常规，而生活是人与生存环境的媒介。于是，他便将这种矛盾激化。他要抵御这种矛盾，就必须做出更偏激的事，这也导致了心性的偏执。
“例解”
赵襄子知盈虚之理
赵襄子命家臣新稚穆子攻打翟人，取得了胜利。新稚穆子还乘胜进占了友人和中人这两座城池，穆子派传递公文的人去向赵襄子报捷。此时正逢赵襄子在吃饭，听到捷报，脸上却露出了优虑之色。手下人见状，觉得大惑不解，忍不住开口问道：“一天工夫就攻取了两座城，这是人们听到都会高兴的事啊，怎么现在主公却面露忧色，这是为什么呢？”
赵襄子缓缓答道：“江河涨潮时，最多也不过三天就会退去，暴风骤雨不能整日里下个没完，日如中天到正午最旺时也不过停留片刻工夫。现在我们赵氏并没积下多少德行，却一天里攻下两城，只怕灾难就要快降临到我头上来啦。”
孔子闻听此事后就说：“赵氏要昌盛发达了。”
在日常行为上谨慎是成为兴旺昌盛的原因，追求奇节异行便种下了败亡的祸根。
北宋赵阅道 百姓父母官
赵（1008—1074）字阅道，号知非子，北宋衢州西安（今浙江衢县）人。
北宋仁宗景皊元年（1034年）赵 进士及第后，出任武安节度推官，自此踏入仕途，在他从政之初，就以恪守宪律而崭露头角。有个县民伪造印信，事情暴露后，经法吏审定判他死罪。赵 在审核案卷时发现印信是在颁布大赦令前伪造的，而使用是在赦之后。依据当时的法律，“赦前不用，赦后不造，不当死”，不能处以死刑，赵 不徇法吏之意，依法重新定案，从而避免了一桩冤案，官府上下都十分佩服他这种明察而严谨的断案态度。
翰林学士曾公亮虽从未见过赵，但听到赵 的政绩，立即推荐他到朝中做殿中侍御史。赵 任职中央，弹劾不避权幸。京师百姓送给他一个“铁面御史”的美誉。宰相奇的好事。
“解说”
陈执中不学无术，无力治理国家，政事多败，且行为乖戾，只知道逢迎宋仁宗。至和元年（1054）陈执中家女奴迎儿死，移尸开封府检视时发现有创痕，系被殴致死。一时间舆论大哗，“道路喧腾，群议各异。一云执中亲行杖楚，以致毙踣。一云嬖妄阿张酷虐用他物殴杀”。陈执中倚恃仁宗宠信拒绝与法司合作调查此案，企图逍遥法外，赵 屡次上疏弹劾此事，指出无论是陈执中殴杀迎儿或是嬖妄殴杀，陈执中都“不能无罪”。如果是“女使本有过犯，自当送官断遣，岂宜肆匹夫之暴，失大臣之体，违朝廷之法，立私门之威。果为阿张所杀，自当擒付所司，以正典刑，岂宜不恤人言，公为之庇。”因此赵 奏请仁宗治其罪，并援引前此仁宗片处笏以殴伤仆人的晏殊之事，希望仁宗不要轻忽天下之法。但仁宗听信近臣替陈执中开脱罪责之词，下诏罢狱。陈执中虽屡被弹劾，仁宗均不相信。赵 毫不气馁，第二年又上章指斥陈执中不学无术，错置颠倒，引用邪佞，招延卜祝，私仇嫌隙，排斥善良，狠愎任情，家声狼籍八大罪状，论奏陈执中必宜罢免，应早降黜，前后上章达二十余次，终于使陈执中罢去。
文帝晚年“用法益峻，帝即喜怒不恒，不复依准科律”，而偏有一些偏险小人“性爱深文，每随牙奏狱，能承顺意旨”，推波助澜，以求名逐利。身为大理少卿而又守法公正的赵绰自然成为某些别具用心的奸佞小人的眼中钉了。
大理掌固来旷虽说只是一个不入流品的杂役，但却很会嗅揣政治气候，迎合文帝用法苛严的心理，写了一封“言大理官司恩宽”的奏疏。文帝却认为他忠直体国，特旨恩准他早朝时站在五品大臣行列中参见。
尝到了甜头的来旷，还想继续飞黄腾达，竟诬奏大理少卿赵绰滥免徒囚。文帝指派亲信使臣推问核验，结果是赵绰根本没有一点阿曲亏法之处。文帝闻报，方知被来旷欺诈所骗，赫然震怒，当即要将他斩首。
赵绰并未因来旷无端讦告自己就听凭文帝违法乱杀，而是以德报怨，坚持依律办事，认为来旷罪不至死。赵绰如此举动，惹得文帝十分不痛快，转身悻悻地拂衣退入后殿。赵绰几次三番要入殿面陈此事，都被拒见。赵绰急中生智，谎称“臣更不理旷，自有他事未及奏闻”，文帝才命人将赵绰引入后殿进见。
见到仍旧怒气勃勃的文帝后，赵绰拜了又拜，口称臣有三大死罪。惹得文帝莫名其妙，急忙追问。赵绰这才说道：臣为大理少卿，不能教育自己的属下来旷，使他触犯了陛下大法，此其一；他不当死，而臣不能以死力争，此其二；臣本无他事，而假说有事请求接见，此其三。有此三条，难道还不构成死罪吗？
杨坚听了如此自责不已的陈奏，怒气消了许多，脸色也逐渐温和下来。恰巧独孤皇后在座，见状趁机说道，难为你如此忠贞坦荡。帝命赐赵绰二金癧酒，待赵绰一饮而尽后随即将金癧也一并赐给他。来旷因此免除了死刑，流放到广州去了。赵绰的诚挚正直，赢得了文帝的敬重。经常“引入阁中，或遇上与皇后同榻，即呼绰坐，评论得失，前后赏赐万计”。文帝经常开玩笑地对他说：“朕于卿无所爱惜，但卿骨相不当贵耳”。事至今日，掩卷沉想，妨碍赵绰升迁的果真是他的骨相吗？赵绰官位不达，或许是文帝骨子里不悦于绰的鲠直忤己，或许是文帝不愿因其升迁而使司法机构失掉一尊保护神？一代君王毕竟会有一代君王的襟怀，于绰个人讲殊为不公，于天下众生则喜出望外。仁寿（601—604）中，赵绰卒于任上。终年六十三岁。
清代乾隆年间，在宦浮沉的众相中，有一位特立独行的学政大人窦光鼐。他学识渊博，连乾隆本人也承认其“科分较深，学问亦佳。”但他一生中宦途多舛，官运一直不大好，多次被乾隆帝下谕旨训饬为“性情偏执，遇事辄挟私见”，“人本迂拙、不晓事体”，甚至认为他“竟系病疯，是以举动颠狂如此。”屡次被议罪夺职。透过这些极尽讥讽能事的形容词，我们体味出的并不是迂拙无能，而是一位不愿同流合污，不向恶势力低头的刚直之臣的鲜明个性。
窦光鼐（？——1795），字元调，山东诸诚人，乾隆七年（1742）进士，改庶吉士。至乾隆二十年（1755）被提拔为左副都御史，督浙江学政。但官运不好，七年后乾隆帝以其“识见迂拙，不克胜副都御史之任”，将他调离此任。至乾隆四十七年（1782）复督浙江学政。其间原因乾隆帝在一份谕旨中说到，“窦光鼐科分较深，学问亦佳，从前未经升用，即因其性情偏执，遇事辄挟私见，是以迟迟耳。近念其学问尚优，历俸最深，仍用至侍郎，留学政之任，理宜安分守职，承受朕恩。”但窦光鼐秉性难改，颇有些“死不改悔”的味道。
乾隆四十七年（1782），查办闽浙总督陈辉祖抽换侵吞原巡抚王蚮望被查抄没收金子的案件时，乾隆帝下旨清查各府州县仓库钱粮数目，当年就查出亏空100万两。虽然经乾隆帝多方敦促，但在通省大小官员的有意延宕抗违下，限期内难以全数补齐。乾隆五十一年二月，浙江巡抚福嵩报告四年来已弥补96万两，尚余33万余两，请求延缓期限上交。乾隆十分生气，下谕加以斥责，并宣布委派尚书曹文植、侍郎姜晟、巡抚伊龄阿前往浙省彻底清查。福嵩及布政使盛住被革职。曹文植等三钦差都是乾隆时著名的审案能臣，但在浙省长达两个月之久，不仅没有贯彻乾隆意旨，反而有将就了事之心，准备将浙省钱粮亏空案草草了结。但平地起风云的“不识退”的浙省学政窦光鼐竟使此案急转。窦光鼐参奏了浙江各省官员贪婪亏空且其数额远远超过三位钦差奏明皇帝的33万两。巡抚、布政使尚且因未能按期完纳 33万两旧欠而被革职，窦光鼐还说亏不止此数，这将置福嵩、盛住于何处？置府县于何处？如系属实，必将难脱革职，甚至诛戮发配的命运，势必遭到他们抵死反噬！更何况三位钦差已奏明浙省亏空只有33万两，窦光鼐此举使他们相当难堪，这不只是脸面的问题，更将犯有辜负任用，徇情失职之罪而遭严惩。因此他们也十分恼恨窦光鼐的多此一举。这可能就是他们一致讥讽的窦光鼐的“迂拙”吧！
但接到窦光鼐奏折的乾隆帝却没想这些，他下诏褒奖了浙江学政窦光鼐的如实参奏，训诫钦差大臣曹文植不要将就了事，责令他们彻底清查。乾隆十一年（1786）五月初，乾隆帝收到了曹植坚持己见，硬说没有亏空的奏报，所欠之数比福嵩呈报的还少，只欠27万2千两银。窦光鼐奏折中弹劾浙省永嘉知县席世维挪移粮谷以应对检查；平阳知县黄梅借补亏为名课派吏民，并且在母丧之日演戏，大伤化；仙居知县徐延翰殴毙临海县生员马蜫殊干法纪；以及市政使盛住上年进京，携过丰，颇招物议。看到他的奏折后，乾隆立即指令大学士阿桂急速赶往浙江审理，谁知阿桂审理后，汇报说“查明永嘉、平阳等县实无挪移勒派之事。平阳县知县黄梅丁忧演戏之事，查系该县为伊母庆九十公正而无私 立述的本色
阿桂、曹文植、伊龄阿等都是乾隆帝御前走红的心腹重臣，乾隆帝在奏折上曾公然地批示道：“朕之信窦光鼐，自不如信阿桂等。即令窦光鼐反躬自问，亦必不敢自以为在阿挂等上也。”因此，遭到这些人的联合攻击，使得窦光鼐陷入四面楚歌的困窘之境。他是学政，追查贪赃不属于他的职责范围，而且听信阿桂等诬陷的乾隆帝多次下谕旨训饬他“以无根之谈，冒昧陈奏，实属荒唐。”窦光鼐似乎应识些时务，或暂避一些风头了。但这位学政真是“拙迂”得可爱，不仅坚持己见，“再疏论梅事，言阿桂遣属吏诣平阳谘访，未得实，躬赴平阳覆察”，亲自赶赴平阳访查。乾隆帝对此极不理解，在奏折中批示道，“今窦光鼐之固执己见，哓哓不休者，以为尽职乎？以为效忠乎？且窦光鼐身任学政，校士是其专责？？平阳去省返往二千里，该学政必欲亲往访查，而置分内之事于不办，殊属轻重失当。且其固执辩论意在必伸其说，势必蹈明委科道盈廷争执，各挟私见，而不顾国是之陋习，不可不防其渐。窦光鼐著交部议处，并将此通谕知之。”刑部议以光鼐袒庇劣生、擅离职守，例应革职。尚不明乾隆帝底蕴的窦光鼐在这场力量对比极为悬殊的搏斗中，真是豁出去了。在平阳县调查时，一位名叫吴荣烈的人组织全县几百名秀才，联合写了一道呈文，递交给窦光鼐，用确凿的证据和大量的事实揭发了黄梅罪状，听了大家的控告，窦光鼐义愤填膺，立即拟写了一份奏折，列举了平阳知县黄梅敲诈勒索钱粮的罪行并指出“该县在任八年侵吞谷价与勒损之钱，计赃不下二十万。且于颁赏老民钱及廪生廪饩亦未给帖。至其母丧演戏，缘欲缓报丁忧，借演戏以便催粮，家人窃物外逃，事遂泄漏，邑人皆知。今将田单、印票、飞头、谷领、收帖、催帖、借票，各拣一纸进呈。”在从平阳返回省城时，窦光鼐对那些证人表示：“不欲作官，不要性命”，也要将此案追查到底。
但在窦光鼐的奏折到达之前，那些极力庇护下属的权臣们却抢先一步在乾隆帝处告了窦光鼐的状。和阿桂沆瀣一气的巡抚伊龄阿也趋炎附势地落井下石，先是上奏折诬蔑窦光鼐“未到平阳之先，差人招告；既到，则招集生童，发怒咆哮，用言恐吓，并勒写亲供，锁拿书役，用刑逼喝。”乾隆看罢奏本，认为窦光鼐举止乖张，应交刑部议罪，部议革职。但伊龄阿觉得处罚得还不够分量，继续诬奏窦光鼐在平阳县城隍庙多备刑具，追究书吏、生监、平民，一概命坐，及由平阳回省，携带多人，哓哓执辨。乾隆帝阅罢奏折，勃然大怒，下谕旨称：看来窦光鼐竟系病疯，是以举动颠狂如此？？如此乖张瞀乱，不但有乖大臣之体，且恐煽惑人心？？仅予革职，不足蔽辜，窦光鼐著拿交刑部治罪。”
咆哮发怒的乾隆帝发出谕旨后不久，态度有了急转而下的变化，原来他接到窦光鼐在平阳调查后写的奏折。乾隆帝发热的头脑冷静下来，他毕竟是一代英明之主，从有关天下吏治兴衰的角度，极力重视严惩贪官污吏。因此乾隆并未文过饰非，看到窦光鼐证据确凿的奏折后，认为黄梅确有勒派侵渔之事。窦光鼐呈阅的田单、印票、借票及收帖一半“钤有官印及伊私用图记，断非捏饰”，“确凿可据，岂可以人废言？”并且在谕旨中称“若朕唯阿桂、曹文植、伊龄阿之言是听，而置此疑案，不明白辨理，不但不足以服窦光鼐之心，且浙省现值乡试，生监云集，众口籍籍，将何以服天下舆论？此事关系重大，不可不彻底根究，从服众惩贪！”并认为伊龄阿等“不免为属员所欺矣”，表示“朕不回护，唯有大公至而已。”随即乾隆帝下旨让已经回京的阿桂再赴浙江秉公办案，并加派江苏巡抚生辰，于演戏之夜痰壅猝故。”而且指斥窦光鼐的奏折是无中生有、捕风捉影的无稽之谈。
曾经轰动京师及浙省的牵涉千万的贪赃案的查办并没能保障窦光鼐今后仕途的平坦。“人本迂拙，不识事体”的概念在乾隆帝头脑中已根深蒂固了。乾隆六十年（1795）窦光鼐被赏赐四品衔，回家赋闲养老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