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开辟
马克思主义认为，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革命的普遍原理。但是这一原则需要同各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在实践中去探求适合本国国情的革命道路。由于中国共产党在建党后的一段时间内理论水平低，对中国国情缺乏认识，又教条式地理解俄国革命经验，因而影响着我党正确革命道路的确立。当时，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都认为从城市到农村的革命道路是普遍真理。因而，使得探索中国革命正确道路的征途充满艰辛和曲折。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革命到底应该走什么道路，全党特别是当时党的主要负责人陈独秀、张国焘等在很长时间内缺乏正确的认识。党成立后，从主观上说，对中国国情认识不够深刻，缺乏革命经验；从客观上说，受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中心城市起义模式的影响，因此，党在一段时间里没有意识到要探索结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只是机械地照搬法国和苏联的经验，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把工作重点放在城市，集中力量领导工人运动，试图走中心城市起义，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
大革命的失败，使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了武装斗争对中国革命的极端重要性。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屠杀政策作出的回答，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那样：“革命失败，得了惨痛的教训，于是有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进入了创造红军的新时期。”1927年8月1日，周恩来、朱德、叶挺、贺龙等人发动了南昌起义，打响了中国共产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南昌起义是我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和创建人民军队的开始。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会议纠正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错误，指出它的一味妥协退让，没有提出革命的行动政纲来解决土地问题是大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会议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当前党的主要任务。八七会议为党指明了革命斗争的新出路。中国共产党认识到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后，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到1930年，在全国各地领导了以三大起义为标志的一百多次武装起义。这些起义虽然大部分失败了，但都保存了一部分武装，为创建并壮大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创建和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打下了基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开始了武装夺取政权的伟大实践。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武装夺取政权应该走什么道路，是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又一大难题。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开辟后，中国革命究竟应该走什么道路的分歧依然存在。
1928年6月至7月，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总结了国民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特别是总结了八七会议以来的经验教训，确立了党在新形势下的方针和任务。大会正确肯定了中国社会的性质和革命性质，指出了当时的形势是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的低潮时期，党的任务不是进攻，不是普遍组织起义，而是争取群众，准备武装起义。党的六大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大会仍然把城市工作放在中心地位，没有认识到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没有认识到农村在中国革命中所具有的特殊地位，更没有认识到农村包围城市是中国革命的道路。周恩来在回顾六大的经验教训时实事求是地说：“依据当时的实际情况与理论水平，要求‘六大’产生一个以无产阶级为领导、以乡村作中心的思想是不可能的。当时虽然有了农民游击战争，但我们这种经验还不够，还在摸索。”
实践出真知。革命实践冲破了教条主义的束缚，使人们思想得到解放。在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斗争中，党的许多杰出领袖开始从中国特殊国情出发，逐步将所在地区党的工作重心向农村转移。毛泽东“是成功地把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入农村，在农村保存、恢复和发展革命力量的主要代表”。1927年9月，毛泽东领导湖南秋收起义受挫之后，他正确地分析了当时敌强我弱的形势，果断地决定放弃攻打长沙的计划，率领部队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湘赣边界罗霄山脉中段进军。起义部队于10月下旬到达井冈山地区，建立了全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它把革命的退却和革命的进攻有机地结合起来，成功地实现了中国革命的伟大战略转变；它开辟了在革命低潮形势下重新聚集力量，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道路。
二、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理论
1.“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形成
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中，斗争环境异常艰苦，处在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之中，又不断遭受强敌的“会剿”。在这种情况下，根据地内部产生了悲观思想，有些人怀疑红色政权能否存在与发展，多次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问题。当时的临时中央也对毛泽东“上山”表示不满，撤掉了他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和前委书记的职务。临时中央不顾敌我力量极其悬殊的实际，一味强调所谓的进攻路线，强行调动十分弱小的红军去攻打大城市。尽管毛泽东进行了抵制，但仍给红军和根据地造成了一定的损失。
为了从理论上阐明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回答中国革命到底应该走什么道路的问题，指导根据地革命斗争胜利发展，1928年10月和11月，毛泽东连续写下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篇文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全面总结了井冈山和其他革命根据地的斗争经验，系统地论证了中国红色政权发生、发展的原因和条件。毛泽东指出：“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这种奇事的发生，有其独特的原因。而其存在和发展，亦必有相当的条件。”他科学地分析了中国的社会历史条件和革命的特点，深刻地阐明了红色政权长期存在与发展的原因和条件，指出了中国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可能性。这就是：
第一，中国是一个几个帝国主义国家间接统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所谓经济发展不平衡，就是指中国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是微弱的资本主义经济和严重的封建经济同时存在，近代式的若干工商业都市和停滞着的广大农村同时存在，几百万产业工人和几万万旧制度统治下的农民、手工业工人同时存在。自给自足的地方性的农业经济占优势。这种经济特点，就使农村可以不需要依赖城市而存在。在敌人经济封锁的条件下，也可以自力更生地长期在农村坚持革命斗争。所谓的政治发展不平衡，是指反动派的统治力量在全国不平衡不统一。中国是几个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半殖民地国家，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造成中国各派军阀的长期分裂和不统一。首先，由于帝国主义支持下各派军阀的矛盾和战争，一方面削弱了他们的力量，另一方面也形成了他们进攻革命的不一致，这就给红色政权的存在和发展造成了有利的条件。其次，由于敌人的反革命统治中心在城市，而广大农村敌人力量弱，封建压迫严重、社会矛盾尖锐，这就给革命造成了雄厚的群众基础。经济发展不平衡是政治发展不平衡的基础，反过来，政治发展不平衡又加深了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军阀相互割据的局面，妨碍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阻碍了全国经济的统一，微弱的资本主义经济和严重的封建经济同时存在的现象不可能很快改变，从而使革命根据地能够长期坚持下去。上述这些特殊的国情，是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原因。
第二，国民革命的影响。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国内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其影响广泛存在。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一些中心区域，例如：湖南、湖北、广东、江西等省，曾经有很广大的工会和农民协会的组织，有过工农阶级对地主豪绅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许多经济的政治的斗争。工农群众受过革命斗争的锻炼，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共产党在这些地区享有很高的威信并有很大的号召力。这些，为革命根据地的存在和发展准备了群众基础。因此，红色政权能够首先在这些地区存在和发展。
第三，全国革命形势是向前发展的。大革命失败后，引起中国革命的基本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加深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加强，这些矛盾还日益激化。在这种情况下，革命形势必将继续向前发展，星星之火必然形成燎原之势。毛泽东指出：现在中国革命形势是随着国内买办豪绅阶级和国际资产阶级的继续的分裂和战争，而继续地向前发展的。所以，不但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没有疑义，而且这些红色区域将继续发展，日渐接近于全国政权的取得。
第四，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这是革命根据地存在的必要条件。要创造并发展工农武装割据的局面，必须要有一支相当力量的红军。因为地方性质的赤卫队，只能对付小股的地主武装。只有正式的红军，才能对付正式的反动军队，保证根据地的土地革命和政权建设。因此，人民军队是红色政权的支柱，是农村革命根据地长期存在和发展的基本条件。
第五，共产党组织坚强有力和各项政策正确。这是农村革命根据地长期存在和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有许多客观条件，要把客观上的可能性变为现实性，需要主观条件。最根本的主观条件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毛泽东总结了湘赣边界割据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建立和发展红色政权的一系列正确政策。如：坚持和敌人斗争，反对逃跑主义；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军队党帮助地方党的发展，正规军队帮助地方武装的发展；集中兵力对付主要敌人，反对分散，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割据地区扩大，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等等。这些正确政策的实行，使井冈山根据地和其他根据地战胜了敌人的多次进攻，日益发展扩大。
毛泽东在回答了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发展的条件基础上，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工农武装割据”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以革命根据地为战略阵地三者密切结合的红色政权建设的总概念。武装斗争是“工农武装割据”的主要斗争形式。所谓割据，必须是武装的。不建立强大的红军和没有红军战争的胜利，土地革命就没有保障，农村革命根据地也不能存在和发展。土地革命是“工农武装割据”的中心内容。只有实行土地革命，才有可能把农民主力军充分发动起来，摧毁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阶级反动统治的基础，红军和红军战争才能得到广大农民支持，根据地才能得到巩固和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是“工农武装割据”的战略阵地。革命根据地是进行武装斗争和实行土地革命的依托。没有根据地，武装斗争就是流寇主义。没有根据地，土地革命就无法开展。因此，只有把农村建设成先进的、巩固的革命根据地，才能与占据着中心城市的敌人进行长期有效的斗争。以上三者，是相辅相成、紧密联系、缺一不可的。“‘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共产党和割据地方的工农群众必须充分具备的一个重要的思想。”
“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毛泽东集中了全党在这一时期艰苦探索的成果提出的，这一思想的形成，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理论方面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也为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提供了一个根本前提，成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2.毛泽东以乡村为中心的理论
“工农武装割据”的提出，不等于全部解决了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但“工农武装割据”是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基础和发展的必由之路。从“工农武装割据”到“以乡村为中心”是新的实践经验的理论升华，推动着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形成。1930年1月，毛泽东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著名通信。在这篇通信中，他总结了井冈山和赣南、闽西根据地斗争的实践经验，汲取了其他根据地的有益经验，阐明了中国必须而且只能走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不同的道路，突破了“城市中心论”的框框，明确提出了以乡村为中心的理论。
首先，批评了“城市中心论”的思想。毛泽东指出：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因为中国是一个由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在中国走城市武装起义的道路是行不通的。
其次，提出了一条红色政权巩固和扩大的路线。毛泽东指出：红色政权必须执行“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人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红色政权的发展才能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
再次，强调了坚持农村根据地斗争的意义。毛泽东认为：“必须这样，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如苏联之于全世界然。必须这样，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分解。也必须这样，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
上述这些论述，进一步发展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实际上否定了照搬外国经验的“城市中心论”，提出了“以乡村为中心”的思想。至此，标志着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路的理论基本形成，也标志着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开始形成。
1930年5月，毛泽东又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第一次明确地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并积极提倡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这表明，毛泽东从思想路线的高度为开创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指明了方向，并把这一道路的理论建立在坚实的唯物主义哲学基础之上。
3.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日趋成熟
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的初期，在中国共产党内盛行着一种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俄国革命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特别是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顽固地坚持“城市中心论”，反对毛泽东“以乡村为中心”、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排斥了毛泽东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失败，红军被迫转移，损失严重。1935年1月，遵义会议的召开，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长达四年之久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中央的正确领导，从而使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思想在全党的贯彻有了保证。遵义会议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
从1936年12月至1939年12月，毛泽东先后发表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新阶段》、《战争和战略问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共产党人〉发刊词》等文章，进一步从理论上系统地论述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标志着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再升华，形成了严整而完善的理论形态，成为全党的共识。它的主要内容是：
第一，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在国民党新军阀统治下，内部没有民主制度，受封建主义压迫；外部没有民族独立，受帝国主义压迫。因此，无产阶级政党不能像资本主义国家那样，可以组织工人进行罢工，可以利用议会的合法讲坛去揭露敌人，经过长期的合法斗争，最后像俄国十月革命那样，首先占领城市，然后夺取全国政权。中国的特殊国情，使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无议会可利用，无组织工人罢工的合法权利，全国人民还没有普通的民权，工人农民以至民权派的资产阶级，一概没有言论集会的权利，加入共产党是最大的犯罪。根本不存在经过长期合法斗争来积蓄革命力量的可能性。因此，“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农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
第二，大革命失败后，敌我力量对比极为悬殊，反革命力量大大超过革命力量。他们长期占据城市，使革命力量很难在城市首先发展起来。而广大农村，则是反动统治的薄弱环节。因此，如果无产阶级不愿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妥协，而要坚持革命，要积蓄和发展革命力量，并避免在自己力量不够时和强大的敌人决战，就必须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农村，“必须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造成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伟大的革命阵地，借以反对利用城市进攻农村区域的凶恶敌人，借以在长期战斗中逐步地争取革命的全部胜利。”
第三，根据中国在较长时期内敌强我弱的特点，把游击战提高到战略地位。指出在中国武装斗争的总概念，在目前就是游击战争。毛泽东把以往古今中外军事家们所不屑的、当做战术问题的游击战提高到战略地位的高度加以考察和利用，指出游击战和带游击战性质的运动战是中国革命战争在长期时间内的主要作战形式。
第四，明确提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并且指出：“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这就是三者的相互关系。”
第五，指出根据地农村的武装斗争还要同其他各种必要的斗争形式相配合，“没有城市工作和其他农村工作，农村根据地就处于孤立，革命就会失败。而且革命的最后目的，是夺取作为敌人主要根据地的城市，没有充分的城市工作，就不能达此目的。”毛泽东这些新的论述，就使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更加完善了。
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上迅猛发展。抗战后期，华北、华中地区的广大乡村控制在抗日根据地军民的手中，日军只能占据少量的城市和交通线的点与线，充分显示了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巨大威力。解放战争后期，中国人民解放军按照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在全国逐步实现了分块分片完成农村包围城市并夺取城市的任务。在实践中，按照毛泽东提出的思想，大体上首先夺取敌人占领的小城市，接着夺取敌人占领的中等城市，最后夺取敌人占领的大城市。在夺取城市中，我党我军创造了天津和北平两种方式，即武装夺取和和平解放两种方式，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到1949年3月，人民解放军夺取城市已约占40%，解放了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此时，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从1927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了城市。到1949年底，人民解放军夺取的城市已约占98.1%。至此，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理论得到了完满的实现。
三、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理论的意义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理论，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冲破教条主义的束缚，不惜流血牺牲，经过艰辛探索出来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理论。这一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伟大创举，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学说和武装斗争理论的创造性发展。它对于历史和现实都具有伟大而深远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第一，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发展道路，是中国革命惟一正确的革命道路。历史证明：这条道路是中国共产党人经过20多年的流血牺牲，历经千辛万苦探索出来的，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革命道路。只有沿着这条道路前进，革命才能顺利地发展；如果背离了这条道路，中国革命就遭挫折或失败。回顾中国革命的历程，从土地革命时期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发展，到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发展，再到解放战争时期只用三年时间就打败了敌人800万军队，从农村走向城市，夺取全国胜利，哪一步都离不开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指引。
第二，农村包围城市革命发展道路的理论，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一切从实际出发，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带有强烈的求实和实践精神。它是马克思主义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这种求实和实践精神在我党的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是不可或缺的。
第三，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理论的产生、发展和完善，是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典范。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开辟了共产主义运动多元化的进程。俄国是世界上第一个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取得政权的国家，俄国革命的模式，长期以来一直是各国革命所效法的榜样。但是，世界上各个民族各个国家具有各自不同的国情，有着不同的具体革命实践，只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多元化的道路，才能够把共产主义运动推向深入。而打破僵局，冲破禁区，就是由中国共产党在革命道路问题的探索上开始的。它以新的结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武装夺取政权的学说，是毛泽东思想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宝库作出的独创性贡献，不仅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了彻底的胜利，也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进行革命夺取政权树立了榜样，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和启示。中国革命胜利的意义，不仅仅在于胜利的事实本身，同时也在于通向胜利的道路。
第四，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旗帜和锐利武器。但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只有同各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非常精通，而且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现状也有深切的了解，他们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深刻了解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现状，清楚农民的要求、农民的价值和农民对于中国革命的意义，从而正确解决了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这条革命发展道路的理论及其实现，自始至终贯穿的基本思想就是从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它对于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具有启迪意义。邓小平说：“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
总之，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创建，具有强烈的实践精神和探索精神，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就是在革命胜利多年后的今天，这条道路所蕴含的精神，还将激励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开拓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