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从成立的第一天起，摆在全党面前的根本问题，首先是如何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特别是1927年，大革命遭到惨重失败以后，全党痛定思痛，不能不从失败的教训中认真探索中国革命究竟走什么道路的问题。是“走俄国人的路”，进行城市起义，还是另辟蹊径，寻找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道路，这期间党经历了三次左倾错误，付出了无数鲜血和生命的代价。毛泽东是中国革命道路最早也是最清醒的探索者，他集中全党的智慧，及时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和教训，勇敢地冲破了教条主义的束缚，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终于探索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这就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邓小平在谈到毛泽东的伟大功绩时说：“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
一、中国革命必须以长期的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
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如何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以什么斗争为主要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中没有现成答案。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原理，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创造性地正确解决了这个问题，这就是以长期的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
1.中国共产党对武装斗争极端重要性的认识过程
马克思主义认为，伴随人类文明社会的产生和各种社会形态的交替演变，暴力在其中起着极为显著的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对此作出如下说明：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是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列宁坚持了马克思暴力革命的原理，认为“资产阶级国家由无产阶级国家代替，不能通过‘自行消亡’，根据一般规律，只能通过暴力革命”。提出了“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的著名论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中暴力作用的一般规律。但具体运用于中国的特殊国情仍要经过艰难探索。中国共产党人对武装斗争重要性的认识，经过了一个曲折的过程。
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认识到暴力革命即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取得成功的道路，并且在党的一大纲领中明确规定：“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但是由于党当时对中国社会性质以及中国革命的特点尚缺乏深刻的认识，对武装斗争的重要性也缺乏深刻的认识。当时还是沿用国际共运已有的经验，将工作重点放在工人运动方面。1923年二七大罢工和1925年五卅运动的失败，使党的领导人开始认识到，单纯的工人运动和群众运动敌不过反动派的子弹。瞿秋白、周恩来、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都对武装斗争特别是建立农民武装问题作了论述。但由于从1924年开始中国共产党就和国民党实行了党内合作，对于在统一战线特别是在党内合作的条件下还要不要单独组织革命武装认识不清。指导中国革命的共产国际也指示中国共产党全力巩固统一战线。这就使武装斗争的问题再次被忽视。党的领导人陈独秀甚至提出，共产党人不要做官，不要掌握军队，因为做了官，掌握了军队，就容易腐化。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没有注意建立自己的武装和掌握军队，所以当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以后，党就没有革命的武装力量进行斗争，结果革命遭受了严重的挫折。
经过这次失败，中国共产党对武装斗争的重要性才有了刻骨铭心的认识。1927年8月1日，周恩来等领导发动了著名的南昌起义。8月7日，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毛泽东在发言中明确指出：“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唐都是拿枪杆子起的，我们独不管……湖南这次失败，可说完全由于书生主观的错误，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在秋收起义前夕，毛泽东又指出：“暴动的发展是要夺取政权，要夺取政权，没有兵力的拥卫去夺取，这是自欺的话。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在枪杆子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由于对武装斗争重要性有了深刻的认识，党的八七会议制定了开展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的总方针。从此，中国共产党发动了一次次武装起义，建立了由自己独立领导的革命军队，走上了独立开展武装斗争的革命道路。
经过武装斗争的实践，党对武装斗争的重要性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并从理论上作出了系统的总结。1938年11月，毛泽东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中指出：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的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任务。总之，经验告诉我们，中国的问题离开武装就不能解决。1939年10月，毛泽东进一步分析中国革命的特点，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指出中国主要的革命形式是武装斗争，认为这是中国革命的两个基本特点之一，并认为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他说：“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十八年来，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是在革命战争中进行的，没有武装斗争，就不会有今天的共产党。这个拿血换来的经验，全党同志都不要忘记。”1949年，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总结28年的经验时再次指出，由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三个主要武器之一。他的这些论述，都充分说明了武装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性。
2.中国革命必须以长期的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
斯大林指出：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中国人民为了反抗封建专制统治和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进行过各种形式的斗争，但最主要的形式是进行武装斗争。这是由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的：
首先，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点，规定了中国革命武装斗争具有特殊的重要性。毛泽东指出：中国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因此，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因此，这种特殊的国情，决定了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主要的和差不多开始就面对着的任务，是联合尽可能多的同盟军，组织武装斗争，依照情况，反对内部或外部的武装的反革命，为争取民族的和社会的解放而斗争。这就是说，在中国不是通过合法斗争以积蓄力量，而是在革命战争过程中积蓄和壮大力量。在中国，武装斗争是革命的主要形式，军队则是主要的组织形式。所以，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任务。
其次，中国革命的敌人异常强大和凶残，这又规定了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优点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毛泽东指出：在中国“由于封建的分割，地主或资产阶级的集团或政党，谁有枪谁就有势，谁枪多谁就势大”。因此，从北洋军阀到蒋介石，他们都爱兵如命，都懂得有军则有权，战争解决一切这个基本观点，他们对军权抓得很紧，不仅有庞大的军队，而且同帝国主义勾结起来，凭借着强大的反革命武装力量，对人民实行独裁恐怖统治，对中国革命实行武装镇压。面对着武装到牙齿的残暴敌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只能而且必须拿起枪杆子，以革命的暴力对付反革命的暴力，以革命的战争推翻强大残暴的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
再次，敌我力量的对比十分悬殊，以及帝国主义和国内各派军阀之间的矛盾、国内反动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状态，规定了中国革命的武装斗争将不可避免地要经历一个长期而曲折的过程。毛泽东强调指出：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中国革命的敌人不但有强大的帝国主义，而且有强大的封建势力，而且在一定的时期内还有勾结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以与人民为敌的资产阶级的反动派。因此，革命力量就非在长期间内不能聚积和锻炼成为一个足以最后地战胜敌人的力量。因为敌人对于中国革命的镇压是异常残酷的，革命力量就非磨练和发挥自己的顽强性不可，否则就不能坚持自己的阵地和夺取敌人的阵地。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经过几年的群众工作的准备以后，就参加了1925年至1927年的广东战争和北伐战争，又接连进行了十年国内革命战争、八年抗日战争和三年解放战争，连续打了23年的仗。可以说，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成立到1949年取得政权的28年间，差不多有23年是在战争中度过的。历史表明，长期的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
二、中国的武装斗争实质上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战争
1.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
中国社会性质决定封建压迫剥削是中国贫穷落后的一大根源。毛泽东从中国社会性质出发，不仅认为农民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而且指出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农民问题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对这个科学结论应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认识：
第一，这是中国民主革命的性质和任务决定的。中国民主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人民大众，在中国主要是广大农民。要完成民主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实现民族独立，就必须推翻和消灭帝国主义赖以统治中国的社会基础——封建主义。为了推翻封建统治，在政治上，就要实现人民民主，建立民主共和国；在经济上，就是要消灭封建的土地剥削制度，实现“耕者有其田”，使占全国百分之八十的农民从封建剥削下解放出来，发展农业生产，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提供充足的粮食、原料和广阔的市场，使生产力进一步发展。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农民问题或土地问题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中国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
第二，农民问题是实现无产阶级领导的中心内容，无产阶级是民主革命的领导者。但是，如果没有广大的同盟军，单靠无产阶级孤军奋战，无产阶级领导权就是一句空话，革命就不可能胜利。农民占全国人口的大多数，他们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主力军，因此，无产阶级同农民建立牢固的联盟，就成为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首要条件，没有工农联盟，就不会有伟大的革命力量，也不可能团结其他社会力量，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敌人，就不可能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在旧中国，广大农民和无产阶级都受着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和剥削，他们有着共同的命运，中国无产阶级又同农民有着天然的联系，这就为无产阶级实现对农民的领导提供了可能和十分有利的条件。资产阶级不能领导民主革命，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由于它不能领导农民，害怕甚至反对农民革命。而中国无产阶级是农民根本利益的代表者，只有它才能真正反映农民的要求，担负起领导农民的责任。
第三，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又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内容之一。只有彻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变封建土地所有制为农民土地所有制，才能充分调动农民的革命积极性，才能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我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所进行的革命斗争与农民所迫切要求解决的土地问题是始终密切结合着的。1927年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就正式通过了实行土地改革的决议。在这以前，毛泽东在湖南，彭湃在广东以及其他同志就已领导农民、组织农民进行过一系列的反封建的斗争。1927年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党在农村建立了广大的革命根据地，实行了“工农武装割据”，进行了整整十年的土地革命运动。抗日战争时期，在1亿以上人口的农村建立了19个解放区，领导广大农民进行抗日战争，实行了减租减息的政策。解放战争时期，党将减租减息的政策改变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进行了激烈的反封建的土地改革斗争，调动了广大农民积极支援解放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工人阶级领导农民继续完成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在全国范围内的广大农村中实行土地改革，将数千年来压迫和剥削农民的封建地主阶级消灭了，无地或少地的农民都分得了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由此可见，党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以及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头几年中，始终一贯地领导农民进行了反封建的土地革命，这种工人阶级领导农民进行反封建的土地革命，正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础和内容。所以说，农民问题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
2.中国的武装斗争实质上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战争
中国共产党的武装斗争，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战争。这是因为：
第一，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是中国革命的最广大的动力，是中国革命队伍的主力军。毛泽东说：“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说‘实质上’，就是说基本上”，“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这是小学生的常识。因此农民问题，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农民是封建势力的主要压榨对象和帝国主义者的主要掠夺对象，因而，他们是中国革命的最广大的动力。
第二，农民是中国革命军队的主要来源。中国革命战争，在不同时期的中国人民的武装力量——红军、八路军和新四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绝大部分是穿着军装的农民。
第三，中国革命进行长期的武装斗争，主要的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农民游击战争。广大农民所在的广大农村，是中国民主革命走向胜利的主要的战略基地。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是：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敌人异常强大；红军相对弱小。强大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反动同盟军，总是长期地占据着中国的中心城市。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为着革命的最后胜利，要准备积蓄和锻炼自己的力量，避免在力量不够的时候和强大的敌人作决定胜负的战斗，那就必须到落后的农村去创建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依靠广大农民，开展游击战，把农村造成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伟大的革命阵地，借以反对利用城市进攻农村区域的凶恶敌人，借以在长期战斗中逐步地争取革命的全部胜利。所以，毛泽东强调指出：游击战争是什么呢？它就是在落后国家中，在半殖民地的大国中，在长时期内，人民武装队伍为了战胜武装的敌人、创造自己的阵地所必须依靠的因而也是最好的斗争形式。
三、武装斗争与其他斗争形式的相互配合
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也是异常凶狠的，这就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但是，着重武装斗争，不是说可以放弃其他形式的斗争；相反，没有武装斗争以外的各种形式的斗争相配合，武装斗争就不可能取得胜利。
毛泽东十分重视武装斗争与其他斗争形式的相互配合。他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中指出：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其他一切，例如民众的组织和民众的斗争等等，都是非常重要的，都是一定不可少，一定不可忽视，但都是为着战争的。要取得武装斗争的胜利，就需要把广大的人民群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支援前线，从而充分保证战争中人力、物力的需要。如在解放战争的头三个月，各解放区就有30多万青年走上前线，仅山东解放区，在一个晚上报名参军的青年就能编成50个团。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期间，各地支前民工达539万人，担架10万多副，大车38万多辆，牲畜100多万头。
武装斗争以外的各种形式的斗争，内容极为广泛。它既包括解放区人民所进行的各种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方面的斗争，更包括敌占区人民的各种形式的斗争。因此，毛泽东说：“我们党已经能够把武装斗争这个主要斗争形式同其他许多的必要的斗争形式直接或间接地配合起来，就是说，把武装斗争同工人的斗争，同农民的斗争（这是主要的），同青年的、妇女的、一切人民的斗争，同政权的斗争，同经济战线上的斗争，锄奸战线上的斗争，思想战线上的斗争，等等斗争形式，在全国范围内或者直接地或者间接地配合起来。”
在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中，中国共产党曾经成功地领导了各个历史阶段的各条战线的多种斗争形式。如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国民党统治区成功地团结了以鲁迅为代表的进步文化界人士，建立了左翼文艺界的统一战线，发动了揭露和鞭挞国民党政权的左翼文艺运动，在思想战线上与国民党展开了一场尖锐的斗争，对于苏区人民的反“围剿”斗争起到了极大的声援作用。毛泽东曾把参加这种斗争的人们称作“文化军队”，他说：“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就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抗日战争时期，党发动与领导了遍及各地的群众性救亡运动。解放战争时期，又在国统区发动和领导了广泛的爱国民主运动，形成了反对蒋介石反动统治的第二条战线。第二条战线的斗争包括国统区农民的抗租、抗捐、反抓丁、反恶霸斗争；城市学生和工人群众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爱国民主运动；知识界、文化界的反对美蒋勾结压迫中国人民的斗争等等。这些斗争有力地配合了全国的解放战争。
总之，这些斗争形式与武装斗争相配合，就使得武装斗争具有最广泛的人民性，从而达到了壮大人民力量，最大限度打击与削弱敌人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