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从中国特殊的国情出发，深刻研究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基本纲领等基本理论，正确地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中国革命是怎样的革命，如何进行革命，以及革命胜利后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等一系列基本问题。这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中产生的独创性的科学成果。
一、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1.认识中国特殊国情的重要性
认清近现代中国社会的性质，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最基本的根据。毛泽东在1939年明确指出：“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这些都是由于中国社会的特殊性质，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而发生的关于现阶段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转变。所以，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
毛泽东历来重视对国情的研究。早在1923年，毛泽东在《外力、军阀和革命》一文中就指出：“人民百分之九十几未受教育；除开沿江沿海沿铁路稍有点可怜的工商业外，全部都属于农业经济生活；人民的组织，除开沿江沿海沿铁路应乎他们经济的情形有一点微弱的组织，像工商、教职员、学生等团体外，几乎全是家族的农村的手工业的自足组织；蒙古、新疆、青海、西藏、陕西、甘肃、四川、贵州、广西各地至今无一寸铁路；全国无一个有三十万确实党员的政党；全国无一家销到二三十万份的报纸；全国无一种销到两三万份的杂志；而中国全体有人口四万万，有土地三千余万方里。”这是对中国国情的形象描述。
此后，毛泽东还通过多种方式进行调查研究，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情有了深刻的认识。他还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在1938年召开的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明确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而且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为了清除教条主义的影响，树立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在《整顿党的作风》、《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党八股》等报告中，深刻地批判了教条主义的作风，强调要认真研究中国的历史和现状，真正了解中国的实际，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正是本着这种工作方法，经过多次对国情的深入研究和调查，毛泽东在1939年写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对中国社会的性质有了全面系统的论述。他说：“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在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半封建的社会；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们又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
2.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主要特征
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侵入，中国社会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它既不同于鸦片战争前的封建社会，也不同于一般的资本主义社会，国内存在着错综复杂而又激烈尖锐的矛盾，孕育着极其严重的危机和巨大的变革要求。
首先，从社会政治结构来看，中国实质上丧失了从前完整的主权国和独立国的地位，但在形式上，它仍然保持着独立国的形式。
资本主义列强通过向中国进行多次侵略战争，迫使中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强迫占领或“租借”了中国一部分土地，破坏了中国的领土完整。他们还向中国勒索巨额的“战争赔款”。自鸦片战争至1911年，中国对外赔款已近13亿两白银。资本主义列强还获得了在中国领土上驻扎军队的特权和领事裁判权，即所有在华外国人之一切民事、刑事诉讼，“中国官员均不得过问”。即使外国人在中国违法做事，中国政府也无权干预。中国司法权被严重地破坏了。资本主义列强还控制了中国的海关，使中国丧失了海关自主权。中国不仅成为世界上税率最低的国家，而且英国人赫德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近50年之久。这就是说，中国海关不仅不能抵制外国商品倾销、保护民族经济，反而成为外国控制中国财政金融的重要通道。
除此之外，中国的经济命脉也被资本主义列强所控制，“帝国主义列强经过借款给中国政府，并在中国开设银行，垄断了中国的金融和财政”。他们还控制了中国的现代交通运输业。中国境内的铁路，绝大部分是由外国资本经营，远洋航运更几乎全部由外国资本垄断经营。可见，中国已经丧失了完整的主权，同时“帝国主义列强从中国的通商都市直至穷乡僻壤，造成了一个买办的和商业高利贷的剥削网，以便利其剥削广大的中国农民和其他人民大众。”“于买办阶级之外，帝国主义列强又使中国的封建地主阶级变为它们统治中国的支柱。”因此，清王朝以及后来的统治者尽管在不同程度上保持了自己的权位，但也不同程度成了资本主义列强的工具。这就说明，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主权独立的社会，而变为了半殖民地。
其次，从社会的经济结构来看，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民族资本主义有了某些发展，并在中国政治的、文化的生活中起了颇大的作用；但是，它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它的力量是很软弱的，它的大部分是对于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主义都有或多或少的联系的。”资本主义列强通过控制中国的通商口岸、海关，对外贸易和现代交通运输业，在中国倾销商品，掠夺原料，输出资本，设厂制造，以获取高额利润。而外来资本因素的输入，首先使中国传统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小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经济逐步被分解，使农业的商品化有所增长，为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工业的产生、发展提供了某些条件。其次，虽然民族资本主义企业比以前有了较快的发展，但是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民族工业进行直接的经济压迫，直接地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而且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仍然是广大农村生产关系的主要基础，这种落后的生产关系阻碍了民族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
同时，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输入，引发了具有中国特点的买办资本和官僚资本的两重化发展，最终形成了直接阻碍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垄断资本。这就是说，近代中国虽然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因素，而且也有了一定的发展，但居于绝对优势的仍然是地主经济和分散的农业小生产经济。从前一个角度讲，中国已不再是一个完全的封建社会，而是一个半封建社会，从后一个角度讲，中国也不是资本主义社会。
以上这两个方面是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主要特征。
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还有其他的特征，如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表现出极端的不平衡性。毛泽东在1936年12月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就曾指出中国的特点是：“微弱的资本主义经济和严重的半封建经济同时存在，近代式的若干工商业都市和停滞着的广大农村同时存在，几百万产业工人和几万万旧制度统治下的农民和手工业工人同时存在，管理中央政府的大军阀和管理各省的小军阀同时存在，反动军队中有隶属蒋介石的所谓的中央军和隶属各省军阀的所谓杂牌军这样两部分军队同时存在，若干的铁路航路汽车路和普遍的独轮车路、只能用脚走的路和用脚还不好走的路同时存在。”更有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使“中国的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日益贫困化以至大批地破产，他们过着饥寒交迫的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
因此，在这种畸形社会结构中，各种革命因素都非常活跃，呈现出交叉性、复杂性、急变性和过渡性，它在客观上规定了当时中国的革命任务：一方面，反对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维护民族独立；另一方面，要求反对封建主义，建立民主国家。对此，毛泽东认识得十分深刻，他指出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以及这些矛盾的斗争及其尖锐化，造成了日益发展的革命运动。而且江泽民在中共十五大报告中也指出，近代中国鸦片战争后，中华民族面对着两大历史的革命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这两项任务的主题不一样，内容不一样，不能互相替代，但又息息相关，不能分离。前一个任务为后一个任务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是第一位的，是最紧迫的，这个问题不解决，后一个任务就无从谈起。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基本手段是革命，以此推翻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争取民族独立；推翻封建主义的阶级压迫，以争取人民民主。第一个任务的前者是民族革命，后者是阶级革命，二者相互关联，单纯地反帝和单纯地反封建，都是不能成功的。反帝反封建的双重任务，就成为了民族民主革命的全部内容。
二、近代中国民族民主革命
中国近代社会的性质和主要矛盾，不仅成为中国革命发生和发展的根本原因，同时也决定了近代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和性质。中国革命既是反帝的民族革命，又是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必须对外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对内推翻封建主义的统治，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走现代化的道路。为实现这两个目标，近代中国人民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以龚自珍、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地主阶级开明人士勇于揭露封建专制社会的黑暗与腐败，主张防御、抵制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侵略，提出向西方学习，对社会进行改革的要求，是近代中国了解西方、认识西方的先驱。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郭嵩焘为代表的洋务派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宗旨，主张“时务”、“洋务”，提出“自强”、“求富”的口号，置办军事装备，建立军事工业，训练新式军队和培养洋务人才，在客观上促进了新的生产力的形成，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以冯桂芬、王韬、薛福成、陈炽、马建忠、郑观应等人为代表的早期启蒙者，提出了进行社会方面和文化方面的改革要求，具有一定程度的反侵略的爱国主义的政治性质，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是近代中国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演变的形势下爆发的一场空前规模的农民革命，它沉重打击了清王朝的反动统治，严重动摇了中国几千年来封建专制制度的基础，捍卫了民族的尊严。义和团运动是一场震撼中外的以农民为主体的反帝爱国运动，显示了中国人民不可被征服的坚强意志和伟大力量。戊戌变法以挽救民族危亡和发展民族资本主义为两大中心目标，表现出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并大力宣传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介绍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学说，以此为武器猛烈抨击了中国传统的封建伦理纲常，发挥了重要的思想启蒙作用。这些斗争谱写了近代中国民族革命的不朽篇章。
1.辛亥革命是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革命
毛泽东指出：“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20世纪初，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登上了政治舞台。1894年1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联络20多名华侨成立了兴中会，兴中会是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它的宗旨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这也是第一次向中国人民揭示了推翻清朝专制统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政治目标。在国内，1904年2月，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等在长沙组织华兴会；7月，吕大森、刘静庵、张难先等在武昌成立了科学补习所；10月，蔡元培、章炳麟、陶成章在上海成立光复会；此外还有“同仇会”、“日知会”、“龙华会”等清末资产阶级革命团体。
孙中山积极联络华兴会、光复会、兴中会等团体，1905年在日本东京成立了中国同盟会——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它的宗旨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1906年孙中山在为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写的发刊词中，首次将同盟会的宗旨概括为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而且经过革命派以《民报》为主与改良派的《新民丛报》的辩论，明确了革命与改良的界线，提高了人们的民主主义觉悟，使一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走上民主革命的道路。发动了一系列反清武装起义，如1906年的萍浏醴起义，1907年的潮州黄冈起义，1911年4月的黄花岗起义等。并伴有全国人民的抗捐、抗税、抗粮及反清起义，以及抵制外货和收回权利的爱国运动。1911年清政府出卖铁路修筑权，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抗，四川、湖北、湖南、广东爆发了保路运动，成为辛亥革命的导火线。1911年（辛亥年）10月10日，武昌地区革命团体文学社、共进会在同盟会的影响和帮助下，共同发动武昌起义，成立了湖北军政府，各省纷纷响应。到11月中旬，湖北、湖南、陕西、江西、云南、浙江、江苏、贵州、安徽、广西、福建、广东、山西、四川等省先后宣布独立。孙中山被17省代表会议推举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不久，临时参议院组成，颁布了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及一系列有利于发展资本主义的法令。2月12日，清帝被迫宣告退位。但是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妥协性，帝国主义又支持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掌握军政大权。在1912年2月15日，南京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实。
辛亥革命的伟大意义在于：第一，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辛亥革命时期，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正式步入中国政治斗争的舞台，建立了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提出了三民主义的革命纲领，制定和颁布了许多有利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法令、政策，使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第二，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反动统治，结束了长达两千余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使中国人民的反封建斗争跨出重大的一步，这是辛亥革命的最大功绩，也是辛亥革命成功和胜利的一面。而且辛亥革命所建立的南京临时政府和它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效法欧美资本主义，在中国确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国家制度，确认国家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人民有言论、信仰、集会等各种自由，使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民主主义觉悟，这是历史的巨大进步。第三，辛亥革命打击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尽管资产阶级革命派没有明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纲领，但从其发展国家经济的要求来看，作为民族资产阶级，他们对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同样具有反抗意识。虽然辛亥革命具有如此重大的意义，但是辛亥革命并未完成中国革命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从这一方面来讲辛亥革命是失败的。
2.资产阶级建国方案在中国的破产及其原因
辛亥革命的失败表明了当时一方面是由于中外反革命势力联合的力量远远大于革命力量，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由于这次革命的领导者中国资产阶级是一个在经济上、政治上十分软弱的阶级，这决定了他们政治上的不成熟及其软弱性、妥协性，使辛亥革命没有能够达到自己的既定目标。这再次证明中国的资产阶级由于缺乏坚强的经济基础与雄厚的物质力量，必定具有软弱性与妥协性，所以是提不出彻底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的，而且他们也缺乏人民的支持，更没有强大的武装力量为后盾，由他们领导的革命是不可能成功的。虽然辛亥革命以及辛亥革命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继续奋斗对中国的政治与经济发展有一定的进步作用，但是始终不能成功地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引导人民走向繁荣富强，这也进一步说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是行不通的。
第一，软弱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没有能力实现其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由于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夹击，决定了它在政治上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因此南京临时政府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两大基本任务方面是不坚决、不彻底的。它不仅没有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纲领和政策，而是幻想以承认清政府与各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外债、赔款及帝国主义在华特权，来换取列强的同情与支持；它更没有领导和发动农民推翻封建土地制度，没有实现同盟会纲领中“平均地权”的主张。辛亥革命失败的历史，也表明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没有能力领导民主革命取得胜利，无法真正实现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
第二，帝国主义列强和中国封建主义势力不容许在中国实行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由垄断代替了自由竞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在这种情况下，帝国主义列强是绝对不容许中国走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的，他们需要的只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商品市场和廉价原料。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样，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中国独立，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而中国封建主义势力更不容许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极力阻碍在中国实行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
第三，中国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不允许在中国实现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中国工人阶级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随着民族工业的发展，中国的工人阶级不仅在数量上增长迅速，而且在组织程度和政治觉悟上都有了明显提高，他们在斗争中逐步成长壮大，促使中国出现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到了20世纪初，世界已经进入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社会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中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必然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当然不容许在中国实现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而只能是领导中国人民大众为社会主义的理想而奋斗。辛亥革命成为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终结。
三、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的转变
1.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的条件
20世纪初，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剧烈变动，为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的转变创造了条件。
首先，在经济上，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有了长足的发展，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到来准备了社会经济条件。
辛亥革命虽然失败了，但是它推动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南京临时政府存在的时期，颁布了一些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法令，并鼓励民间兴办实业并实际帮助一些有困难的企业和公司，使民族近代工业获得显著的增长，推动了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展。而且辛亥革命有力地冲击了封建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地位，激发了他们投资设厂的热情，使中国的民族工业得到较快发展。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忙于相互间的厮杀，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殖民压迫，使中国民族工业获得发展的“黄金时期”。
其次，在政治上，中国工人阶级成长壮大和工人运动的发展，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到来准备了先进的阶级力量。
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暂时性的快速发展，不仅使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队伍有了较大增长，也使中国工人阶级得到迅速发展壮大，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已达200余万人。随着工人阶级队伍的扩大，工人运动也有了新发展，主要表现为：由分散的自发的斗争转为有组织有领导的斗争，而且罢工次数大为增加。这就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建立工人阶级的革命政党准备了阶级基础。
再次，在文化思想上，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到来准备了思想条件。
辛亥革命后，北洋军阀政府在思想文化领域里掀起一股尊孔复古的逆流，他们在“保存国粹”的名义下，加强旧思想势力对人们的控制，以抵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面对这股浊流与封建势力的反扑，除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继续奋斗外，一部分激进民主主义人士总结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在思想文化领域中发起了一场猛烈的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
1915年，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发起了一个以《新青年》杂志为阵地的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是提倡民主与科学。它高举民主和科学的大旗，提高了人民的民主主义觉悟，是一次重要的资产阶级思想启蒙运动，为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接受十月革命的影响，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然而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所使用的思想武器，仍然是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因此运动的性质仍然属于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的思想文化运动。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后，马克思主义学说进入了中国人的视野。事实上，还在新文化运动进行中，陈独秀、李大钊等就已经对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产生怀疑，因为在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文明的缺陷在现实中日益暴露，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在给全世界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同时，也把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矛盾暴露得淋漓尽致。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资本主义产生怀疑是很自然的。陈独秀曾经表示：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之后，“政治之不平等，一变而为社会之不平等；君主贵族之专制，一变而为资本家之压制，此近世文明之缺点，无庸讳言者也。”李大钊也指出：“此次战争使欧洲文明之权威大生疑念。欧人自己对于其文明之真价，不得不加以反省。”1917年俄国发生了十月革命，推翻了资产阶级统治，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十月革命的胜利对中国革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集中表现为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使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开始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来观察国家命运，从新的角度考虑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法。从1918年7月开始，李大钊连续发表了《中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使中国迅速出现了一股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热潮，不仅有宣传马列主义的进步刊物，而且还有专门研究与宣传马列主义的进步团体。正是因为有了迫切了解马列主义的愿望，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中的一部分翻译出版了。尤其是在各大学校，宣讲马列主义成为一种时尚，此时的青年学生们已受到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社会学等思想的影响，其中的积极分子正逐步从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此时期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人也实现了这一转变。
2.五四运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1919年的五四运动之后，新文化运动才发展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的思想文化运动。尽管如此，新文化运动仍然具有重要的历史进步作用。它是辛亥革命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反对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军阀统治破坏共和、图谋复辟的斗争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反映，是辛亥革命在文化领域的延续。这场运动在一定程度上破除了封建教条对人们思想的束缚，对中国人民的觉醒起了巨大的作用，是一场空前的民主主义的思想启蒙运动。这场运动推动他们去探索挽救中国危亡的新途径，并为他们以后接受马克思主义准备了条件。此外，中国人向西方学习屡遭失败的痛苦现实，也使先进的中国人对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的可行性产生怀疑，促使他们重新考虑更好的出路。
辛亥革命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壮大，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十月革命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的初步传播，为中国革命的转变，准备了经济、政治、思想方面的条件。五四运动则是实现革命转变的重要标志。
1919年中国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五四爱国运动。运动爆发的直接导火线是在“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5月4日，北京大学等13所学校的青年学生上街游行，抗议中国政府代表在“巴黎和会”上对帝国主义国家共同瓜分中国的态度，并反对在“和约”上签字。而北洋政府却出动军队镇压学生，致使运动转入低潮。6月5日，上海工人阶级举行大罢工，支援学生的反帝爱国运动。在上海工人的带动下，全国各地都掀起了罢工风潮。面对全国人民特别是工人阶级罢工斗争的强大压力，北洋政府释放了被捕学生，并撤销了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个亲日派卖国贼的职务，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也没有在“和约”上签字。至此五四运动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五四运动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统治，显示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坚强意志和巨大力量，并且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这是因为：五四运动发生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五四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以独立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并对运动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五四运动中，作为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虽未诞生，但是已经有一批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们以马克思主义为武器，在运动中发挥了领导和骨干作用。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中国工人阶级在五四爱国运动中的迅速成长，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奠定了思想基础和阶级基础。五四运动后，出现了一批宣传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思想的报刊；出现了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开始比较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而且先进的知识分子以马克思主义为武器同各种反动的、错误的思想开展斗争，巩固与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阵地和影响，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扫除了思想障碍。其次，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工人阶级的成长和工人运动的发展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阶级基础。五四运动后，中国工人运动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工人的罢工次数增加，斗争的内容也从经济斗争转向政治斗争，工人要求保障工人人格和从事社会活动的权利。五四运动时期，中国无产阶级开始了从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的转变，表明无产阶级建立自己政党的条件趋于成熟。再次，经过五四运动，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成长起来，他们开始到工人群众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在这个基础上建立共产主义小组，进一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的结合，为正式建立中国共产党做好了准备。最后，外部条件主要是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从各方面给予帮助，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3.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从1920年8月起，先后在上海、北京、武汉、山东、广州、巴黎、东京等地成立了共产党小组。它们成立后，在工人中做了大量的工作，开展了许多活动。他们通过创办通俗刊物，对工人进行阶级教育，并开办夜校，以提高工人的文化素质和阶级觉悟，还帮助工人组织工会，领导工人进行罢工斗争。这些工作使马列主义与工人运动日渐结合起来，为成立全国性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准备了条件。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近代社会经济、政治发展和思想演变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从此，中国革命面目就焕然一新了。
第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中国人民有了可以依赖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中国革命从此在无产阶级领导下，不断向前发展，由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推进。
第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中国革命有了科学的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政党，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制定了正确的革命纲领和斗争策略，为中国人民指明了斗争的目标和走向胜利的道路。
第三，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中国革命有了新的革命方法，并沟通了中国革命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之间的联系，为中国革命获得广泛的国际援助和避免资本主义的前途提供了客观性。
在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确定了党的名称与性质，指出党的奋斗目标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废除资本私有制。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就提出了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初步解决了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问题，中国革命由此实现了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