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阶段的总路线
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集中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在这些著作中，对革命的动力、革命的对象、革命的领导力量、革命的性质与前途问题都作了概括。在1939年12月，毛泽东提出：“所谓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后来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进一步发展，毛泽东在1948年4月1日的《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完整地概括了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不是任何别的革命，它只能是和必须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当前历史阶段的总路线和总政策。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
关于革命的对象与任务，毛泽东曾指出：“这个革命所要推翻的敌人，只是和必须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些敌人的集中表现，就是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分析这个问题，首先要与近代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联系起来，由于中国社会的这一性质，决定了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两个主要矛盾又决定了在中国的革命对象必然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既是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又是对内推翻封建地主压迫的民主革命。中国革命的两大任务，是互相关联的。如果不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就不能消灭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因为帝国主义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主要支持者。反之，因为封建地主阶级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主要社会基础，而农民则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如果不帮助农民推翻封建地主阶级，就不能组成中国革命的强大的队伍以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所以，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这样两个任务，是相互区别，又是互相统一的。并且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官僚资本主义也成为中国革命的对象之一。
1.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第一个和最凶恶的敌人
自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之日起，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就成为最主要的矛盾。帝国主义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对中国采用了一切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压迫手段，是中国一切灾难祸害的总根源。因此，中国革命要成功，一定要坚定地抵御帝国主义的侵略，才能解放人民，发展社会，国家才能富强。哪怕对帝国主义存在一丝的幻想，都是错误的。
2.封建主义是阻碍中国进步的反动势力之一
中国人民两千年来一直被封建统治者残酷的专制制度所迫害。当帝国主义列强入侵之时，他们又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主要支柱，对此，毛泽东指出：“地主阶级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主要的社会基础，是用封建制度剥削和压迫农民的阶级，是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阻碍中国社会前进而没有丝毫进步作用的阶级。”因此，只有消灭封建专制制度，才能解放生产力，促进中国政治经济的现代化发展。
3.官僚资本主义也是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对象之一
官僚资本主义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独特产物，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其主要代表。他们与帝国主义相勾结，与封建地主关系紧密，利用国家政权，垄断国家的经济命脉，具有买办性、垄断性、封建性。他们不仅剥削和压榨工人、农民，而且也压迫城市小资产阶级，排挤民族资产阶级，对中国政治经济的发展只有破坏作用，而无丝毫地促进作用。因此，消灭官僚资本主义与官僚资产阶级同样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任务。
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动力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动力，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总线路中所说的“人民大众”，包括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
1.农民是中国革命最广大的动力和主力军，是无产阶级天然和坚固的同盟军
在我国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农民问题成为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成了中国革命的主力军。这即是中国民族民主革命中的一个基本实践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作出了最为突出的贡献。在大革命时期，毛泽东曾说过：“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可以说农民问题乃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如果不起来参加国民革命，国民革命是不会成功的，所以农民运动不赶快地做起来，农民问题是不会解决的，农民也就不会拥护这个革命。后来，经过革命的实践，在古田会议中，毛泽东逐渐树立了在无产阶级领导下，主要依靠农民的力量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重要思想。到了抗日战争时期，这一思想得到更为深刻的阐明。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指出：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一文中，又明确作出了“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的论断。实际上，革命主力军由工人阶级向农民阶级转变的认识，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并且根据实际制定不同的方针，但主要是彻底消灭封建制度，把农民从封建土地关系中解放出来，才能为革命贡献最大力量以实现革命的成功。
城市小资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基本动力。包括小商人、小手工业者、自由职业者和知识分子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同样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大资产阶级的压迫，并且日益走向破产和没落的境地，因而只要能够克服他们的动摇性和革命不彻底性，他们也是革命的动力之一，是无产阶级可靠的同盟军。
2.民族资产阶级也是中国革命的动力之一
这一论断源自于正确认识中国资产阶级。毛泽东等人从中国的特殊国情出发，把中国资产阶级划分为大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个部分，指出他们具有不同程度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前者具有反动性，后者则带有两面性。一方面，民族资产阶级同样受到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封建主义的束缚，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有矛盾，因而具有一定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是革命的力量之一。另一方面，它们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没有彻底反帝反封建的勇气，易于同敌人妥协，这就决定了“他们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能够参加反帝国主义和反官僚军阀政府的革命，他们可以成为革命的一种力量。而在另一时期，就有跟在买办大资产阶级后面，作为反革命的助手的危险”。所以“民族资产阶级则是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的同盟军”。
总之，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应根据革命所处的不同阶段之不同需要，以及资产阶级自身不同的地位，对其采取不同的态度和政策，即总体来说是既联合又斗争的理论。而且在抗战胜利后，毛泽东在深刻分析蒋介石国民党政权的基础上，又提出了官僚资本和官僚资产阶级的新概念，从而完成了民主革命阶段对资产阶级的基本认识。毛泽东指出：“中国无产阶级应该懂得：他们自己虽然是一个最有觉悟性和最有组织性的阶级，但是如果单凭自己一个阶级的力量，是不能胜利的。而要胜利，他们就必须在各种不同的情形下团结一切可能的革命的阶级和阶层，组织革命的统一战线。在中国社会的各阶级中，农民是工人阶级的坚固的同盟军，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是可靠的同盟军，民族资产阶级则是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的同盟军，这是现代中国革命的历史所已经证明了的根本规律之一。”可以说，毛泽东的这一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四、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力量
区别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标志，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而不是由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对于革命的领导权问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核心，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总结中国革命斗争的实践经验，提出：“这个革命不能由任何别的政党充当领导者，只能和必须由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充当领导者。”这是完全正确的。
1.中国共产党对领导权的认识
从世界范围看，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大体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无产阶级只是初步发展，还没有形成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权完全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革命的结果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建立；第二阶段：无产阶级已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但还不够强大，它应该积极参加资产阶级革命，同时保持自己在政治上的独立性，这个革命的结果，仍然是资产阶级掌握政权；第三阶段：无产阶级已经足够强大，可以而且必须提出争取本阶级对民族民主革命的领导权的问题，以便在革命胜利之时建立工农民主专政，为社会主义开辟道路。因此，正确地认识中国无产阶级处于哪一个阶段，就会对领导权有正确的认识。在建党初期，中共认识到中国必须首先进行民主革命，于是积极投身于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活动，希望共同推动中国资产阶级的民主进程，从而解决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之间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然而由于当时的中央领导层未能认识到中国无产阶级已经具备了对革命的领导能力，一味放弃武装，最终导致大革命失败。但是，毛泽东等人在以后的革命斗争中不断总经验教训，系统阐述和发展了无产阶级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民族民主革命运动中的领导权理论。
2.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思想及其基本经验首先，中国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来领导，这是民主革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由中国无产阶级自身的特点和优越性所决定的。
近代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已经证明，农民阶级和资产阶级都不能担当起反帝反封建革命的领导任务。农民阶级由于其小生产者的阶级局限性，使它不可能提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而且帝国主义势力已不容许由资产阶级领导中国走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同时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过于软弱，它也没有能力领导人民进行彻底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此时“中国无产阶级，由于自己的长成和俄国革命的影响，已经迅速地完成了一个觉悟了的独立的政治力量了”，它能够领导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因为中国无产阶级虽然人数相对较少，但具有很强、很彻底的革命性；又由于无产阶级主要集中于沿海、沿江的中心城市的大企业中，这种情况有利于他们形成一支强大的力量；而且中国无产阶级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他们大多出身于破产的农民，和农民有一种天然联系，比较了解农民的痛苦与要求，能代表广大农民及其他被压迫群众的根本利益，使他们有可能将绝大多数人团结在自己的周围。毛泽东说过：“中国没有单独代表农民的政党，民族资产阶级的政党没有坚决的土地纲领，因此，只有制订和执行了坚决的土地纲领、为农民利益而认真奋斗、因而获得最广大农民群众作为自己伟大同盟军的中国共产党，成了农民和一切革命民主派的领导者。”
鉴于以上的认识，毛泽东明确指出：“因为半殖民地的中国的社会各阶层和各种政治集团中，只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才最没有狭隘性和自私自利性，最有远大的政治眼光和最有组织性，而且也最能虚心地接受世界上先进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经验而用之于自己的事业。因此，只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能够领导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克服农民与小资产阶级的狭隘性，克服失业者群的破坏性，并且还能够克服资产阶级的动摇和不彻底性（如果共产党的政策不犯错误的话），而使革命和战争走上胜利的道路。”可以说在五四运动中无产阶级的表现就充分说明了：在中国，无产阶级可以而且已经领导中国的革命运动了。
其次，中国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必须通过自己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才能得以实现。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近代社会经济、政治发展和思想演变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中国民族民主革命有了坚强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所以中国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必须通过这一优秀的政党来实现。毛泽东指出：“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没有一个革命的党，没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就不可能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而加强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是更好地实现无产阶级领导的重要前提。因为在中国近代社会的旧制度之下，即使无产阶级是一个先进阶级，也难免自己的内部参差不齐，不可能每个人都很先进，要使整个阶级达到应有的觉悟程度是不可能的，所以必须先有一个觉悟较高的领导集团用先进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广大的无产者，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团结他们，在斗争中领导他们，从而实现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要实现自己的领导权，必须具备政治上的正确性和思想上的统一性和纪律上的严格性等条件，因此中国共产党必须不断地加强自身的建设，完善自己的领导。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在这方面一直十分注意，我们可以看到在党内从来没有间断过自身的建设，无论是在战争时期，还是在相对和平的时代，这一点使中国共产党能够时时以一种崭新的姿态领导中国人民前进。
再次，毛泽东等人认为，无产阶级必须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
革命的领导权，也就是谁能成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领导者，是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的问题。无产阶级要成为领导者，就必须建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广泛的统一战线，这是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关键。因为只有建立这样的统一战线，无产阶级才能掌握对农民、小资产阶级的领导，才能争取资产阶级左派及一切中间努力，从而掌握统一战线的领导权。而且在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上，必须反对右的和“左”的错误倾向。毛泽东与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进行了激烈的斗争，无论是在大革命时期，还是在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都系统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不断地强调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左倾错误尤其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给中国革命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因此，在与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时，一定要保证无产阶级政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并具有与之联合和斗争的主动性，保证无产阶级始终具有独立的强大的革命武装力量。而且还必须保证无产阶级对军队的领导。可以说，统一战线理论和武装斗争理论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重要方针和策略。
通过以上分析，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结合中国革命实际而得出的正确结论。
五、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与前途
1.革命的性质
毛泽东指出：“现时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已不是旧式的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革命已经过时了，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我们称这种革命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新”表现在何处呢？毛泽东作了比较完备的理论回答：
第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阶级不同，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区别就在于领导阶级的不同。五四运动之前，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者是中国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此时的中国无产阶级是作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的参加者进入革命的。五四运动以后，中国民主革命的领导者，已经不再是中国的资产阶级，而是中国的无产阶级了。这是由于中国无产阶级自己的成长和十月革命的影响，已经迅速地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并登上了历史舞台，随后组建了自己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纲领，成为了中国民主革命的领导者。
第二，新民主主义革命发生的时代不同。它发生在十月革命之后，属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范畴。毛泽东认为，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发展方向，开始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在这样的时代，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如果发生反对帝国主义即反对国际资产阶级反对国际资本主义的革命，它就不再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革命的范畴，而是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范畴了。
第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指导思想不同。它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在五四运动前，中国所进行的革命、改良或其他形式反帝国主义侵略反封建的斗争的指导思想均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然而事实证明，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是不能成功指导处于特殊社会条件下的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人民从此找到了新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和方法论。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思想理论武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重要特点。
第四，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前途不同。它的前途是经过新民主主义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一般地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前途，应是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制度。但是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多次丧失了发展资本主义的机遇，所以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既不能走发展资本主义道路，也不可能立即建立社会主义，而必须是经过新民主主义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即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最终达到社会主义的目标。
毛泽东除了仔细分析“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新式”与“特殊”之外，还曾对这一革命的性质作过科学的界定和清晰的解释。他说：“中国革命的性质是什么？我们现在干的是什么革命呢？我们现在干的是资产阶级性的民主主义的革命，我们所做的一切，不超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围。”又说：“为什么把目前时代的革命叫做‘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这就是说，这个革命的对象不是一般的资产阶级，而是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这个革命的措施，不是一般地废除私有财产，而是一般地保护私有财产；这个革命的结果，将使工人阶级有可能聚集力量因而引导中国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仍将使资本主义获得适当的发展。”
也就是说，从革命的对象看，这个革命的基本任务是争取民族的统一和独立，实现民主制度的建立与国家的发展。而这一历史任务本应是资产阶级所完成的任务。列宁曾经指出：为了使商品生产获得完全胜利，资产阶级必须夺得国内市场，必须使具有同一种语言的人所居住的地域用国家形式统一起来。因此，建立最能满足现代资本主义这些要求的民族国家，是一切民族运动的趋势。可见，资产阶级争取民族的统一和独立是其得以建立国家政权的一个重要条件。而且列宁还指出：任何民族运动都只能是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因为落后国家的主要居民群众是农民，而农民是资本主义关系的体现者。因此，从这一点来说，即使是由无产阶级领导革命，也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并且从这个革命反封建的角度来看，它更应属于这一革命性质。因为资产阶级革命是不超出资产阶级的即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范围的革命。资产阶级革命反映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它不仅不会消灭资本主义的基础，反而会扩大并加深这种基础。这一点可以从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中得到论证。例如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等，都旨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有利于促进资本主义的生长。因此，这个革命的措施，不是一般地废除私有财产，而是“保障广大人民能够自由发展其在共同生活中的个性，能够自由发展那些不是‘操纵国民生计’而是有益于国民生计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保障一切正当的私有财产”。它不是以消灭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私有制度为目标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而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民族民主革命。
从以上方面看来，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虽然具有与旧民主主义革命不同的特点，但是从它的革命对象与革命的结果来看，它在本质上还是属于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范畴的。
2.革命的前途
毛泽东根据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认为中国革命必须分两个步骤走：第一步，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中国成为一个独立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就是一篇文章的上篇与下篇的关系，只有上篇做好，下篇才能做好。因此民主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革命的必然趋势。“只有认清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同时又认清二者的联系，才能正确地领导中国革命。”而且从革命的结果看，中国共产党虽然是无产阶级政党，但是它的活动必须从中国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实际出发，只有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才是最符合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革命。只有而且必须经过民主主义的革命阶级，才能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个方面为社会主义的发展开辟更广阔的道路，创造出后者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也就是说，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没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统一的国家，没有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的发展，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的发展，没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没有几万万人民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一句话，没有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彻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因此，要使中国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仍然需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使资本主义获得适当的发展。由此可以看出，这个革命的性质仍然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但是关于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问题，党内曾出现过两次错误倾向：一次是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把中国革命过程中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这两个紧密联系的阶段割裂开来，只看到两者之间的区别，没有看到两者之间的联系，将资产阶级专政的和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放入两个阶段之间；另一次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主张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于一次完成，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企图把两种不同性质的革命阶段并作一步走，这种观点只看到两者之间的联系，而忽视了两者之间的区别。它们都违背了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而中国革命两步走的思想，才是深刻揭示了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揭示了中国革命的前途，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