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力尖锐的人，总是比别人更容易获得成功的概率。李嘉诚在各种场合都能凭借敏锐的眼力去发现问题，从而制定一个个切实可行的商策。尤其是李嘉诚精于商道中的各种变化，力戒因自己不慎，出现闪失。
掌握“顺时而生、顺时而动”之策
李嘉诚做大生意的能力
“天时地利人和”是生财之道。能够根据这一点制定自己商策的人。叫智慧型商人。对李嘉诚来说，如何顺应时局是他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一个大商人虽然不一定介入政治，但是必须同时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必须具有高度的政治敏感。能够准确地预见政局的发展。因为政治风云的变幻。往往是经济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时的集中表现，而且一旦发生变化，就将左右时局，并给经济活动带采重大而带有全局性的影响。李嘉诚总是善于根据时局的变化来制订自己相应的决策，这叫顺时而生、顺时而动。
香港是一个弹丸小城，虽然百年来一直在英国的统治之下，可是摆脱不掉与大陆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不同主权国家和不同意识形态的矛盾中的香港，一个商人更加需要注意政治风向的变化。
自从大陆上开始了十年文革，直至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怀抱，香港的各行各业无不随大陆的政治风云而飘摇。在这个过程中，李嘉诚始终以一个商人兼政治家的眼光关注着大陆上的一切，并及时作出准确的预测，用以指导其商业决策。
1982年，世界性经济衰退，香港出口量减少，经济显示出其敏感而脆弱的一面。
9月22日，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赴北京，就香港前途问题与中国领导人会谈。股市是香港政治经济的晴雨表，消息传来，股市发生动荡，持续滑落，到年底，恒指跌幅676多点。
香港信心危机爆发，移民潮汹涌而起。不少国家伸出橄榄枝，欲将香港的阔佬和人才一网打尽。代办移民护照的机构与律师充斥港岛中区，赴美的黑市护照竟炒到50万美元一张。
香港原就有约10多万持外国护照的居民，他们非富即贵，几乎没一个升斗小民。他们如吃了定心丸，只差一张机票，随时可离开香港。倒是急煞了那些“没有先知之明”的富翁，他们急不可待斥资购买“太平门”的门票。
人走必财空，随之相伴的是走资潮。还有一些人，人不走财先走——早有护照在身，先将千笔资产转移到海外。
包玉刚、李嘉诚，在六七十年代就分别加入英国籍、新加坡籍。这两位华商翘楚，举手投足，全港瞩目。他们都曾发表声明，表示不会将家庭迁往海外，不会将资产转移海外，对香港的前景充满信心，也看好中国内地的改革开放。包李两人的声明，对稳定港人民心，起了较好的作用。
不少华商，正是趁当时的地产低潮，低价收购地皮物业，为市道转旺后的发展打下厚实的基础。
据港府公布的统计数据，80年代中，香港移居海外的人口每年约2—3万人；90年代初起，每年以6万人的速度外流。这其中，绝大部分是工商业者和专业人士。
国外并非都是移民想象的天堂，不少人坐满“移民监”（移民必须按该国的移民法，居住满数年的限期，方可享受本地居民赴境外工作或投资的权益），又打道回港，经商或任职，每年回家团聚几次，成为“太空人”（意指在空中飞来飞去）。
如古人所说“有人漏夜赶科场，有人辞官归故里”。百人有百念，不可强求划一。
对香港工商界震撼大的，还属迁册风。
迁册的始作俑者是西门？凯瑟克。
1984年3月28日，怡和董事局突然宣布：本集团基于香港前途问题迁册百慕大，股票将同时在伦敦、新加坡、澳洲挂牌上市。是日，香港工商界发生动荡，恒指急挫62点。
迁册风从此而刮起，加之移民潮推波助澜，愈演愈烈。在香港英国会所，英国人莫不脸呈焦灼之色，谈论着迁册问题。
和记黄埔行政总裁李察信，告辞了他的英自朋友，乘车急驶华人行，乘电梯奔上顶层长实与和黄主席李嘉诚的办公室，用急切的语气说：
“英中谈判北京方面的态度越来越强硬，共产党要全面接管香港，难道我们要做约翰？凯瑟克第二？”
约翰是西门的叔父，40年代任上海怡和洋行大班。怡和在远东的资产过半在中国内地。40年代末，内地解放，怡和不但人未撤，资产也未撤。约翰不遗余力为怡和在华的“合法权益”而奔波于京沪之间，直到1952年，才两手空空，灰溜溜离开中国内地。此事，曾是英国和香港商界的天大笑话，也使得凯瑟克家族对中国的一切神经过敏。
李嘉诚很清楚李察信的言下之意，他说：“不可能那样，我们长实集团不打算迁册。若论个人在公司的利益，我比你拥有的多，我是经过慎重考虑才说这种话的。现在中国政府欢迎海外企业家来华投资，也就根本不可能对香港私人资产采取行动。”
李嘉诚把他赴内地参观的观感，及海内外舆论的评论，讲予李察信听。他无法说服李察信，两人分歧颇大，以致无法协调工作。1984年8月，李察信辞职。
接替李察信的仍是一个英国人马世民。马世民未正式加盟前，李嘉诚就与他在“看好香港前途问题”上形成共识。这成了马世民在长实系青云直上、权势赫赫的主要原因之一。
1984年，国务院总理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北京签订了《中英联合声明》，香港投资环境变得明朗，迁册风有所遏制。其后，中英谈判出现多次波折，谈判将是个漫长的过程。
册迁风卷土而来，在这种大气候下，李嘉诚发表声明：长江集团决不会迁册，将一如既往立足香港发展，不仅自己不存迁册念头，还说服了集团内的“主迁派”，难能可贵。
不久，李嘉诚开始大举向海外扩张，他频频接触加拿大政府官员，引起香港工商界的不安。李嘉诚表示，投资加拿大仅是本集团投资计划的一部分，本集团仍以香港为主要基地，海外投资只占一成多，至多不会过三成。
舆论界仍将信将疑。
1987年1月1日，李嘉诚与合和主席胡应湘，赫然推出“西部海港一大屿山战略发展计划”，立即轰动全港，亦引起港府的高度重视——此乃香港开埠以来与地铁相当的浩大工程。
该计划提出由长实合和为核心的私人财团，投资250亿港元，在香港岛西部海湾的大屿山东角，移山填海兴建双跑道国际机场及西部海港。并开发工业区、住宅区，兴建多条跨海大桥及海底隧道，使机场新区与港岛、九龙连接。另追加投资兴建联系香港、广州、澳门的广深珠高速公路。
李嘉诚再一次显示出超人气魄，与立足香港的信心。
1月3日《明报》刊文评论道：
“即使在现阶段，这已是一个令人鼓舞的消息。对本港的长线投资，是香港前途之所系，一直十分为市民关注。本地财团提出这样庞大的计划去发展香港，使人感到他们对香港足具信心，愿意为香港的将来作承担。”
这个计划虽然被否定，但对稳定香港人心和经济，都起到了很大作用。
据1990年12月18日香港《明报》、《东方日报》报道，到该年11月底止，“香港已有77间上市公司迁册海外”，“占本港上市公司总数的1／3”，“现时在香港四大财团中，只有李嘉诚的长实系集团和施怀雅的太古洋行集团尚在香港注册”。
“吴光正（包玉刚女婿）接掌的隆丰系集团，则有一家连卡佛于1990年5月迁册于百慕大”。
1989年北京风波，信心危机在香港再次爆发，恒指于开市首日，狂泻580多点。迁册流言四起，华商都看李嘉诚的——他是香港首富，长实系在港上市公司占总市值的10％强。长实系在加拿大等国有大量投资，他会不会借此作为迁册的前哨站？
在这种形势下，李嘉诚不得不站出来说话。11月20日的香港报章，发表了他的长篇言论，核心内容是：他相信香港1997年后仍会继续繁荣，香港是个充满活力的城市，也是一个赚钱的好地方。
1990年中，迁册风再次震荡。舆论盛传，香港最大财团汇丰银行，将借收购英国米特兰银行之机，变相迁册伦敦。合并及迁册花费了两年时间完成。汇丰在香港地位举足轻重，工商界深为不安。汇丰大班浦伟士发表讲话，言称汇丰仍保留香港第一上市地位，业务仍以香港为最大基地。
汇丰完成迁册不久，李嘉诚毅然宣布辞去汇丰董事局非执行副主席职位。据传，李嘉诚对汇丰迁册持反对意见，他的意见未被董事局采纳，最后导致这一结果。
舆论认为，汇丰迁册，还只是出于买政治保险，以获得外国驻港公司的特殊地位，就目前来看，汇丰会兑现“迁册留港”的诺言，它如何舍得割弃令其发迹并无限膨胀的香港？
而怡和的迁册，一切都予人“迁册离港”的感觉。郑德良先生在《现代香港经济》一书谈到：“1991年3月21日，怡和又将第一上市地位迁往伦敦（香港改为第二上市地点）。大概在目前近100家迁册公司中，怡和可算其中最老谋深算的一家了。”
在长达十余年的迁册风中，上市公司迁册，有精确的统计。未上市公司迁册几何？未见港府公布数据。有人言称：大概有1000家以上。对于这股此起彼伏的黑色浪潮，李嘉诚虽无法遏制，但他在“迁册问题”上的坚决态度，稳住了相当～大批华商的阵脚，被人称作立足香港的中流砥柱。这种政治上的预见力和影响力，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李嘉诚的反对册迁还使他避免了迁册可能带来的巨大损失，一直处于良好的经营状态中，而那些已经迁册的公司，则不能不大叹失策。例如怡和系，到1994年12月30日，该公司在香港第二上市的地位取消了，在怡和旗帜徐落之际，全系公司市值暴跌37％。更严重的是，怡和四大公司仍在香港经营，可是由于已经迁册，怡和首脑们，处于弃之可惜、留之不安的尴尬境地。
从李嘉诚的经历可以看出，商业与政治虽然是两个领域，但是二者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商业上的风云与政治上的变幻相比，后者的影响往往更大，更有全局性，因此更值得注意。李嘉诚的成功之处，在于他善于把握政治风向的变化，并据以作出正确的经济决策。
在成熟之时迅速出手
李嘉诚做大生意的能力
对商人来说，最宝贵的是时机。失去时机等于失去财富，反之，就意味着占有财富。在李嘉诚的眼中，在成熟之时迅速作出投资决策则至关重要。我们知道。投资是一项带有严密的科学性的智慧活动。因为投资必须考虑到投资环境合适与否。李嘉诚深知投资环境如果还不成熟，一旦投资。就会造成进不能进。退不能退的尴尬局面，因此对于投资环境的选择十分审慎。一直把它作为战略决策的重要前提。李嘉诚可谓成熟的投资专家！
李嘉诚坚决迁册海外，在长达十余年的册迁风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但是在投资内地问题上，却显得十分保守，甚至明显落伍，与他在海外的投资不成比例。然而1992年以后，他在大陆的投资却一发而不可收，滔滔如长江之势，后劲无穷，后来居上。这种对比和变化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一时还成为人们议论的焦点之一。
李嘉诚为什么会这样？出于他对投资环境的什么看法？
曾经有记记者问李嘉诚：“为什么你在1992年前，只在中国内地大笔捐赠公益事业，而基本上没有投资？”
李嘉诚说：“我们一直在部署，到1992年，大陆的投资条件才成熟。”
李嘉诚的看法，应该有其自己的理由。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中国政府积极推行对外开放政策，开始大力引进外资。
从20世纪80年代初起，港资投资内地，渐成风起云涌之势。在这股投资潮流中，绝大部分是中小企业主，他们多是在珠江三角洲开办劳动密集型加工业，因为这类企业易进易退，风险很小，而且利润也不低。
而最令人注目的是，不少香港大财团开始参与投资内地的基本建设。
1979年，霍英东参与投资广州当时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白天鹅宾馆建设；与此同时，包玉刚投资改建宁波北仑港；利氏家族兴建五星级的广州花园酒店。从1983年起，郭鹤年先后在内地兴建了北京香格里拉、杭州香格里拉、北京中国国际贸易中心等10多幢大型物业。胡应湘则牵头兴建了广州中国大酒店、深圳沙角发电厂B厂、广深珠高速公路等数项大型工程。
在这股港资大举进军内地的大潮中，李嘉诚明显地落伍了。
李嘉诚虽然也参与了内地少量项目的投资，但这与他控有的香港最大财团、投资海外的大手笔相比，显得极不相称。他频频往返于欧美与香港之间，也频频往返于香港与内地之间，但是在内地人们的眼中，他只是一个慷慨大度的慈善家，而不是一个大刀阔斧的投资家。
内地的投资条件真的不成熟？在内地，对改革开放出现的一些新事物，姓社姓资的大讨论就持续了10年余之久仍在激烈地进行。到内地投资，曾有不少框框和禁区。海南省政府搞了个洋浦开发区，一时嘘声四起，唾沫都要把省政府官员淹死。
李嘉诚不去冒这个险，并非不看好中国的前景。
《加拿大财经时报》记者曾这样说，李嘉诚等香港大富豪，拿出盈余的很小一部分去中国内地作令内地人非常吃惊的慈善，目的是购买政治保险，维护家族在港的利益不出问题，所以他们宁可不远万里来加拿大投资，而不敢进香港的后院中国内地投资。
这只能是该记者按照自己的逻辑，作出的臆断。
根据李嘉诚一贯的作风，他素来不喜欢抢“头唆汤”。假如过一条冰河，李嘉诚绝不会率先走过去，他要亲眼看到体重比他重的人安然无恙走过，他才会放心跟着走。“稳健中寻求发展，发展中不忘稳健”，这是他经商的信条。过花甲之年后的李嘉诚，稳健还趋于保守，闯劲似乎不足。
然而，李嘉诚闯劲不足后劲足，有口皆碑。在战后崛起的华人财团中，李嘉诚不是率先跨国化的，但他在加拿大的投资，没有一个华人巨富可与他论伯仲。李嘉诚在内地的投资，亦是如此。
当然，前提是他看准了形势，认为时机已到。
1992年春，邓小平南巡。他的一系列讲话公布之后，被海内外舆论誉为中国改革开放第二声春雷，其意义不亚于三中全会。股票热、房地产热、开发区热、引进外资热，一些过去不敢想象，且被人为贴上“资本主义”标签的事物，在华夏大地蓬勃兴起。
香港的经济，与内地的政治气候和经济形势密不可分。香港经济的晴雨表即是恒生指数，恒指扶摇直上，到1993年12月4日，首次突破了10000点大关。
1992年4月27日，李嘉诚分别受到江泽民、杨尚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从北京带回了“尚方宝剑”。
形势变得明朗起来，李嘉诚于是开始了在内地的大规模投资。
香港与大陆的关系虽然血浓于水，在行政与经济上毕竟还有一定距离，而一旦投资内地，就完全置于内地的管理之下，而没有回旋的余地了。商人毕竟还是普通老百姓，古人说“民不与官争”，不是要不要争的问题，而是能否取得争的胜利的问题，如果无法取得胜利，就不如避免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