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和发展国家政治制度，必须注重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形式和内容有机统一。要坚持从国情出发、从实际出发，既要把握长期形成的历史传承，又要把握走过的发展道路、积累的政治经验、形成的政治原则，还要把握现实要求、着眼解决现实问题，不能割断历史，不能想象突然就搬来一座政治制度上的“飞来峰”。政治制度是用来调节政治关系、建立政治秩序、推动国家发展、维护国家稳定的，不可能脱离特定社会政治条件来抽象评判，不可能千篇一律、归于一尊。
——2014年9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西方宪政民主的本质是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权形式，是实现和保障资产阶级利益的制度形式。尽管西方的政治家、法律家们将他们的宪政民主奉为适用于全人类的“普世价值”，吹嘘为全世界普遍适用的制度，不断用自由、平等、人权、公正等各种美好的辞藻来掩盖其背后的阶级本质，并用这些抽象的政治价值将其包装起来用以攻击其他国家的政治制度，但终究难以掩盖其以私有制为基础的阶级剥削，无法掩盖其为特定利益集团服务的根本属性。
西方宪政民主在反封建的过程中乃至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具有一定的进步性，近代以来也曾给西方世界带来了文明和繁荣，但毕竟“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世界各国从来不存在完全相同的政治制度，也不存在适用于一切国家的政治制度模式。由于长期以来西方宪政民主在输出过程中给其他国家和民族带来了深重灾难，特别是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越来越不适应现代生产力发展和世界文明进步的要求，近年来其宪政民主呈现出的一系列新特征、新形态，使其鼓吹的自由、平等、人权等所谓“普世价值”的神秘面纱被彻底揭开，其服务于少数大资本家利益集团的阶级本质日益暴露。因此，我们必须对那些大肆鼓吹、大力宣扬照抄照搬西方宪政民主，鼓噪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社会思潮进行深刻批判和彻底摒弃，对那些所谓的“意见领袖”“学界大腕”保持高度警惕。
一、西方宪政民主思潮的新表现
西方宪政民主思潮的新式样和新特征，是通过一系列影响广泛的事件得以表现的。诸如2014年苏格兰独立公投、2015年美国最高法院宣判同性婚姻合法、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2017年法国总统大选，等等。上述事件的发生给经典的宪政民主思潮造成了巨大冲击，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以及宪政民主的“滑铁卢”[2]。正如美国政治学者福山所说，美国的政治体制确实变得功能失调；麻烦在于，特朗普和桑德斯这样的批评者并未找到问题的根源，也未能提供任何真正的解决方案。
（一）西方民主选举的变味
美国号称是“世界上最成熟的民主国家”[3]，尤以其民主选举制度为甚。美国先贤所设计的普选制意在达成两项目的：一是国家机构的主要高级官员的产生普遍实行选举制，议会议员、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或者国家其他部门的高级公职人员、地方行政首长基本都由选举产生；二是选民资格的普遍性，所有公民都具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普选制为公共权力机构的产生提供了制度保障，确立了“民意政治”和“责任政治”，有利于培养公民的参政意识和政治责任感。但是，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则呈现出新的变化：一方面，选举过程的不确定性增强。民意调查、民意测验应该反映出大致的选举走向，但特朗普却在民意测评不被看好的情况下，最终扭转局势，取得总统选举的胜利。另一方面，总统选举的标准变得模糊。早期美国当选总统都有具备明显说服力的“政治资本”，或者是战功显赫的将军，或者是拥有地方治理经验的州长和参议员，但当选为总统的特朗普却并无任何拿得出手的政治资本，所以，总统当选的资本变得不再清晰[4]。具体而言，西方民主选举制度在这次美国大选中呈现出的新特征表现在三个方面：
1.基于个人魅力的威权主义重现
西方宪政民主号称的最大优势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提出的建立在“理性精神”和“合理的分工、层级节制的权力体系、依照规章办事的流程”[5]基础之上的现代官僚制。它借助于法理型权威，不受个人超越常人的天赋和传统习俗的约束，仅仅依赖于法律规则之治。这是一种非人格化的统治，不具有人身专属性。但此次选举看重的并非是候选人的政治成熟度和政策有效性，而是重现了基于个人魅力的威权主义。特朗普以其“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竞选口号和口无遮拦的言说风格而赢得选举，这充分表明，以“非理性的自觉自愿行为去崇拜英雄式人物”[6]的克里斯马型统治类型正在美国复活。这恰恰反映出当下美国焦虑烦躁的社会心态，同时也给美国政治和美国社会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一方面，它进一步加深了美国选民对政治和官员的不信任。尽管特朗普作为美国的“政治新人”不像美国其他政客那样善于开出很多“空头支票”，但他也不得不一上台就背弃其在竞选过程中许下的将对希拉里及其支持者采取惩罚措施的承诺，反而向希拉里及其支持者示好，以缓解选举所造成的社会撕裂。另一方面，特朗普一反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依法理统治的常态，推动了美国政治复现个人威权主义统治的趋势。美国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博士研究生马修·马克威廉斯指出，渴望建立秩序和惧怕外来者的心理状态，会使选民指望强势的领袖承诺采取一切必要行动保护他们不受外来者的侵害。特朗普在竞选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简单、强势且苛刻的形象正好契合了美国人对威权政治的心理需求。
2.民主政治的企业化
民主选举应该是平等的、公正的、程序正当的。但在今天的美国，各个层级的选举都依赖于大量金钱的资助，财富与经济资源的投入将直接影响到选举的最终走向。在选举过程中，金钱的地位和价值犹如人类呼吸离不开的“氧气”[7]，民主选举不再表现得那么民主，反而使得民主变成了一种可以明码标价的商品被出售和被收买。金钱的输入使得原本应该民主的选举程序变得不再公平、公开，致使选举成为一个可操控的政治过程。金钱使得富人拥有一个可以表达自我选择的工具，但是穷人却没有这样的机会，因此，民主选举变成了富人与政客相互勾连的场阈。比如，大金主们会被许诺官位，小金主们能够获得和政要吃饭的机会等[8]。美国的政治精英和商业精英在许多观点上不谋而合，意识形态和阶级利益是如此一致，被历史学家博耶尔形象地称为“企业时代的政治”，或者如沃林所说的“民主公司”。
在这一过程中，民主和理性的政治变为了企业如何成功地营销和管理，变成了一个以现代商企为代表的“私人”治理系统。其最大特点是维持各种民主政治的表面形式，但在核心处保持彻底的非民主，即企业权力对公民参与的实质性取代。比如，特朗普在选举中，首先去筹钱，然后就是招募一支专业“竞选团队”（而非政治团队），由他们专业地进行各种策划：从定向选民的动员，到制造各种媒体“盛景”，再到制定宣传行销策略、疏通各种公共关系、处理各种危机公关。选举侧重点不再是政治政策、理念和方案，而是“政治领袖和经理们公开地、无羞耻地更关注直接的选举战术、人格的投射，更关注媒体呈现，而不是深思和倡导与长期社会需求相关的诸种理念和诸项政策”[9]。
专家观点
美国政府被强势利益集团把持的问题是真实存在的，这也是美国腐朽政治体系的源头。因为政治体系问题的根本是在政治中掺杂了大量的金钱。
——[美]弗朗西斯·福山
3.作为无意识欲望的“快感政治”
民主选举理应是严谨和严肃的事情，其语言运用也应该是文明的，是我们所熟知的那种“刻板的政治正确的道理”。但是，特朗普却“口无遮拦”，将消极的语言演绎到了极致（特朗普曾长年主持电视真人秀，非常精于此道）。比如，他经常使用一系列非常出格的语言，体现出了语言上的“淫秽的快感”（obscene enjoyment），追求的是“话语的暴爽”。特朗普的选举获胜，也是因为提供了选民这样一种快感，它已经成为美国政治的一个重要组成因素。
快感政治致使选举过程变成了相互攻击、相互辱骂、相互诽谤中伤，而无视选举的实质内容和关键议题，为了获胜而置民主于不顾。快感政治的盛行离不开媒体的造势与炒作。大众传媒的介入，将此种荒谬和无聊的信息铺天盖地地传输给选民，并删减不利于自己的信息，以达到最大的效果。媒体将大选变为了一场哗众取宠的“表演秀”，它极具“快感性”特征。
（二）西方国家民粹主义的复燃
2009年美国茶党发动的全国性示威游行活动，2016年英国全民公投宣布脱离欧盟，2017年法国大选中以勒庞为代表的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实力的扩张，瑞典、芬兰等北欧国家近年来极右翼民族主义政党的崛起等，标志着西方国家民粹主义的死灰复燃，并且逐渐进入到国家政治的主流当中。民粹主义思潮的出现，是传统西方宪政民主制度无力解决当下国家内部的社会矛盾的集中体现，是其无法应对世界新秩序挑战和全球化负效应的集中反映。西方民粹主义思潮的出现对西方宪政民主和世界秩序产生了直接威胁：挑动极端民族主义，导致全球化退潮；冲击西方民主制度，导致民主劣质化；促使政策极端化，加大了发生国际冲突的风险[10]。西方民粹主义的兴起，如一股汹涌的浪潮深深地嵌入当代西方国家政治生态之中，对西方国家长久以来所形成的“共识政治”、多元社会造成了撕裂和不可挽回的严重破坏。
1.致使西方民主劣质化
“如果说极权主义是20世纪的政治之癌，那么民粹主义就是21世纪的政治祸害之一”[11]。民粹主义的典型特征是非理性、极端主义、极具破坏性、缺乏建设性，致使民主劣质化，政府无法在问题面前提出有效的对策，无法作出理性的政治选择，对西方宪政民主制度及多元文化价值观念构成巨大威胁，使宪政民主制度的功能被弱化，主流政党不断萎缩。比如，从2017年法国大选第一轮的投票情况可以看出，极右翼的勒庞以21.3%的得票居于第二，中间派独立候选人马克龙以24.01%位居第一。而传统的中右翼共和党候选人、前总理菲永的得票率为20.01%，位居第三，传统主流政党严重萎缩，导致民粹主义抬头[12]。民粹主义导致精英政治失灵、程序民主被削弱以及对政治正确的怀疑，致使强大的“民粹化”的民意架空政府，使其丧失自主性。具体表现为：一是政府无力将民众多样的利益表达整合为政策措施，决策效率低下甚至无法作出决策；二是为满足当下民众的非理性要求不得不作出短视抉择，最终导致治理失败；三是公投泛滥，政治精英为摆脱自身责任、为治理无能寻找借口，往往会将重大议题随意交付给全民公投，用简单粗暴的直接民主和公投代替代议制民主，肆意浪费社会资源，从而将国家和社会的命运引入不可控的境遇。
2.倒向多数暴政
民粹主义无法摆脱基层民众所挟带的“褊狭思想、一成不变的观点、肤浅的怀疑主义和表现得有些过分的自私”[13]，行事多以激情、盲从为主，进而绕过法律和规则之治，以占多数的“人民之意”侵犯个人权利和少数族裔的基本人权。民粹主义民主活生生地威胁到个人自由，对西方所钟爱的人权理念构成更为根本性的威胁。以“人民至上”为原则的民粹主义早在法国大革命过程中就展露出色彩浓厚的“多数暴政”，多数人不受限制地侵犯少数人的基本权利和合法权益。在民粹主义者看来，掌握公权力的是人民，而具有众多人数优势的“人民”具有天然和最高的合法性，没有任何机制能够监督制约人民，办事风格直接、简单，粗暴对待决策程序中的审慎和自我矫正。因此，民粹主义非但不能给人民带来自由和民主，反而会给个人的自由和权利、理性和秩序以及少数族裔的基本人权带来比君主和政治强人更大的危险和威胁。如果多数人想要侵犯少数人的权益，那是轻而易举的[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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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想者计划或追梦人计划，是奥巴马政府推动实施的旨在帮助那些未满16岁时非法入境美国的移民的计划。2012年，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签署了《童年入境者暂缓遣返行动》行政命令，容许在入境美国时尚未满16岁的非法移民申请可延期两年暂缓遣返，并容许他们申请工作许可。
3.逆全球化
随着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国家主义等这类逆全球化或反全球化的政治理念，成为西方世界主导人们进行政治思考的流行观念，自由贸易、民主发展、世界主义大有被人弃如敝屣之感。英国的脱欧公投是民粹主义复燃的典型表现，它让人们对欧洲联盟的前景颇不看好，致使欧洲因应全球化趋势采取的移民政策、难民政策备受指责。特朗普所实行的“旅行禁令”“美墨隔离墙”使得“美国梦”成为一场梦魇，使奥巴马政府的“梦想者计划”或“追梦人计划”成为废纸。对此，美国商会发表声明指出，特朗普的做法将会损害美国经济。登记在“追梦人计划”当中的每个人都是真心诚意的，而且深深扎根于美国的社区和国家经济当中。现在走回头路并且遣返这些人，抵触了基本的美国原则和美国的最佳利益，终止他们的就业资格也抵触了总统刺激美国经济增长的目标。
专家观点
国际主义和世界大同主义视民粹主义者为死对头，因为民粹主义者对所选择的人民边界之外的相关的人的态度是胆怯的。孤立主义和隔离主义自然倾向于民粹主义。这就是为什么民粹主义常常与种族民族主义和外交政策上的孤立主义联系在一起的原因。
——[英]保罗塔·塔格特
西方民粹主义的死灰复燃和抬头，是近年来西方经济社会内部矛盾和冲突的必然产物，是西方宪政民主内在本质和制度缺陷的集中表现，也是西方宪政民主制度难以回应全球化挑战的必然结果。
一方面，巨大的贫富差距是西方民粹主义复燃的直接动因。世界金融危机爆发、贫富两极分化，“使决策者总要面临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经济问题政治意识形态化的三大挑战”[15]。多年以来，新自由主义思潮所倡导的经济全球化给西方大资本家集团带来了巨大的收益，也造成了西方社会内部的巨大贫富差距，非普惠使普通人民群众在心理上产生了深深的不公平感和无力感。资本狂欢的背后是金融垄断资本对西方国家普通民众的剥削和掠夺，带有强烈的财富掠夺性。[16]在收入不平等加剧的情况下，美国社会出现的民粹主义就是美国普通民众的相对剥夺感、不满和愤恨情绪充斥整个社会的集中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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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衰败具体表现为政治体制越来越难以回应民众的诉求、金钱政治难以消除、政府行政成本过高、施政效率低下、社会共识度降低、利益集团林立、投票率低下、社会分享机制失效、社会内部的政治分歧加大等等。民粹主义似乎总是指向某种政治制度，尤其是西方现代政治制度失范所形成的乱象。
——吴晓明：《后真相与民粹主义：“坏的主观性”之必然结果》
另一方面，西方国家政治衰败是民粹主义产生的根本原因。多年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将宪政民主作为向全世界推销自己的价值观和政治制度、进行新的殖民主义的工具，而忽视本国国内的政治建设，忽视对自己政治制度的改革完善和转型升级，无视国内民众的合理诉求和民生关怀，逐渐走向政治衰败。精英化政治和各种利益集团的疯狂敛财，使得民众与精英之间的隔阂日益加深。民众发现，政治精英所代表的并非是民意本身，恰恰相反，它已经变成了精英牟取私利的工具；党派之间的明争暗斗，致使行政效率低下，许多惠民政策被束之高阁；所谓民主选举越来越成为精英政客们的名利场和作秀台，政治和政治家已经彻底失去了人民的热情和信任，政府真正陷入“塔西佗陷阱”之中，政府的公信力荡然无存。
（三）西方社会结构的极端化
宪政民主及其所宣称的自由、平等、人权，是西方国家引以为豪的制度优势和“普世价值”。但历史和现实的发展情况表明，所谓“普世价值”并不像他们所宣称的那样乐观，宪政民主制度也不像他们所宣扬的那样有效。在西方发达国家，伴随着宪政民主制度的往往是各国内部利益集团之间的彼此分裂、相互倾轧，社会阶级和阶层之间矛盾重重、冲突频仍，近年来社会结构更是趋向无序的“逆向运动”，长期以来令美国社会引以为豪的中产阶级在最近十年间发生了结构性异化，中产阶级的规模快速萎缩，整个社会结构呈现出两极化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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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学研究表明，中产阶级是一个国家社会稳定的中坚力量。如果一个国家有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在阶级分布上呈现一个纺锤形（中间大，两头小），那么它的政治系统就比较稳定，因为大部分人都会安居乐业。而如果这个中间阶层不稳，社会结构开始向金字塔转型的时候，那么其政治和社会稳定，甚至其民主制度就可能受到威胁。
一方面，社会分层呈两极化发展趋势。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社会阶级结构异化的表现大致包括：一是收入不平等现象越发严重，社会向两极化方向发展。例如，在1979—2011年间，最富有的美国人工资翻了一番，但普通工人却仅增加6%。1979—2013年间，最富有的1%的高收入家庭的税前收入占全美家庭总收入的比重在2014年约为23%，仅低于1928年的历史峰值一个百分点[17]。有人感叹，“在美国，财富集中于最上层的速度超过近代以来的任何一个时期，出现了一个超上层阶级”[18]。二是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作为支撑美国社会阶级结构、美国阶级利益的平衡轮和稳定器的中产阶级[19]，越来越走向滑坡，收入连连下降，生活越发不确定。“我们注意到了这一地区的极端分化开始出现。社会中的中产阶级……正在空洞化，真正的富人和穷人不会到别的地方去，但是白领阶层正在远离这个区域[20]。”失业率的上升也是直接导致中产阶级空洞的原因。中产阶级逐渐失去中产地位而沦落为“草根”底层。无论是从收入还是人口结构上，中产阶级的不断缩水致使美国社会的意识形态也发生了极端分化，引起了社会的撕裂。
另一方面，政治制度不断僵硬与政党呈极端化趋势。美国政党极化在进入21世纪后达到新的历史高点，并导致明显的政策僵局。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系列调查，在1994—2016年间，民主党变得极左、共和党变得极右：2014年，有92%的共和党人趋于极端，而1994年时这一比例为64%；民主党人中有94%趋于极端，1994年时为70%[21]。由此，美国两个主流党派——民主党和共和党——变得越发敌视和对立，互相不买对方的账。更有甚者，越来越多的人视另一政党为“国家福祉的威胁”：持这一观点的共和党人在2014—2016年间增长了8个百分点，而持这一观点的民主党人则增长了10个百分点。[22]比如，1994年，有74%的共和党人讨厌民主党人，只有21%的极度讨厌；到2016年，极度讨厌的比例上升到58%，总体上讨厌民主党的人达到了91%。民主党阵营也是如此，1994年16%的人极度讨厌共和党人，共计59%的人讨厌共和党人，到2016年这两个数字分别上升到了55%和86%[23]。
二、揭开西方宪政民主的虚伪面纱
西方宪政民主的新表现已经使其阶级本质暴露无遗，当今西方国家内部弊端丛生已经表明宪政民主颓势已成、积重难返。然而，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却更加热衷于对中国等第三世界国家输出他们的“宪政民主”，更加热衷于用他们的价值标准对他国说三道四、横加指责；另一方面，在国内，有些人仍然乐此不疲地大肆鼓吹和美化西方宪政民主，致使这股社会思潮大有泛滥之势。对此，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认真对待和高度警惕。我们必须在结合西方宪政民主新特征揭示其阶级本质的基础上，进一步认清西方国家向世界输出宪政民主的新方式及其危害，以清耳根、以正视听。
（一）西方宪政民主的新发展日益暴露其阶级本质和巨大弊端
多年以来，西方国家以其宪政民主作为人类的“普世价值”和制度典范大肆宣扬，并作为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的工具向全世界广泛推销，具有极大的迷惑性和欺骗性。但是，只要对西方宪政民主的历史有所了解的人都十分清楚，西方宪政民主的初衷是反民主的。
美国国父之一的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中露骨地指出：要用一切手段防止多数穷人侵犯少数资产者的利益，要做到这一点，最好的办法并非封建专制的方式，而是使“社会本身将分为如此之多的部分、利益集团和公民阶级”，“使全体中多数人的不合理联合即使不是办不到，也是极不可能”，要实现这一目的，“可用美利坚联邦共和国来作范例”。
在美国一些人看来，立宪和实行宪政就是为了防止和镇压“无财产”群众的“骚动”，阻止和避免多数穷人对少数富人的“暴政”，就是麦迪逊所说的“应该使少数阶级在政治上享受特殊的永久的地位”。因而，两党轮流执政、三权分立制衡等在形式上看起来是那么美好，但在实践中，多党制只能是每隔几年决定一次两大政党中由谁来代表大资本家集团统治与压迫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国会的“两院制”就是要在民意主导的众议院之上设置一个权力更大的“高贵人士”组成的参议院；“普选”不能由全体选民一人一票，总统只能通过所谓的“选举人票”选出来；联邦大法官们必须享有解释宪法、终身任职等特权；而政府领导人的定期更迭，必须配以实行公务员职务常任制，使“在政治上保持中立”的常任公务员队伍成为“永不变更的政府”；等等。由于美国制宪会议产生的宪法并不是如汉密尔顿所说的“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的产物，而是相互讨价还价、彼此妥协退让的结果，早期宪法中许多不民主乃至反民主的制度得以保留是顺理成章的，如承认奴隶制，剥夺妇女、非洲裔美国人和美洲原住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承认司法否决权制度等。尽管随着时代的变迁，美国也通过宪法修正案的形式增加了人权保障等新内容，以弥补原始宪法中存在的缺陷和不足，但终究无法改变其服务于少数人的资产阶级宪法的本质。近年来，随着西方经济危机的肆虐，西方国家正日益撕毁宪政民主温情脉脉的面纱，直接服务于资本的本质日益毫无遮掩、赤裸登场。
小贴士
“黑夜站立”是指由法国劳动法改革草案引发的示威活动。2016年3月，法国政府推出劳动法修改草案，旨在通过增加工作时长、赋予雇主更多用工自主权等措施刺激经济增长。3月7日法国各地发生抗议活动，3月28日在法国多地演变为严重暴力冲突，3月31日共有39万人参加抗议活动。抗议者认为法案威胁“工作安全”，损害劳工权益，要求法国政府撤回劳动法改革草案。
1.自我夸耀、相互诋毁登峰造极
自杰斐逊开始，美国的竞选就伴随着拉帮结派、自我夸耀、诋毁对方，暴露了两党政治斗争、权力争夺的厚颜无耻：要请客吃饭，要做文章；要宣传，不惜虚张声势；要诋毁，不惜歪曲事实；要充满人间烟火味儿。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中特朗普与希拉里两位总统候选人的对骂，则将美国总统大选的口水战推向了新的高度。
观点选萃
美国的政治体系已被颠覆为向主要政治捐助者提供回报的工具。
——美国前总统卡特
2.抗议示威接连不断
法国和美国向来以西方“民主典范”著称，历史上法国的《人权宣言》《美国宪法》以及以此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宪政民主”，成为西方世界津津乐道并大肆向全球推销的“普世价值”和“制度范本”。但2016年3月底4月初，法国和美国却接连爆发了“黑夜站立”“民主之春”等抗议示威活动，成千上万的民众涌向街头，向政府和社会表达自己的不满和愤怒。此次“黑夜站立”“民主之春”运动揭露的种种问题，充分暴露了西式自由、平等与“选举民主”、“宪政民主”的内在本质和虚伪性。正如列宁所指出的：“任何自由，如果它不服从于劳动摆脱资本压迫的利益，那就是骗人的东西。”[24]“不谈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自由和平等的口号就是资产阶级社会的谎话和伪善，因为资产阶级社会用形式上承认自由和平等来掩盖工人、全体受资本剥削的劳动者，即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中大多数居民在经济方面事实上的不自由和不平等。”[25]
3.金钱选举及其巨额回报毫不掩饰
2014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麦卡琴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的裁决又进一步取消了个人对候选人和政党的捐款上限，这就意味着企业、工会、大富豪、利益集团可以任意花费数量不限的资金间接甚至直接影响并操纵选举。2016年4月15日美国《华盛顿邮报》的报告显示，截至2016年2月底，美国大企业和富人阶层在此次大选中已向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捐款6亿美元。在这6亿美元捐款中，41%的款项来自50个超级富豪家族。2016年大选，包括总统选举和国会换届选举，初步估算仅在电视竞选广告上的花费就有44亿美元。美国选举俨然成了富人“烧钱”的游戏。利益集团和富豪愿意为选举掏腰包当然是为了获得巨额回报。据美国财经博客网披露，2007—2012年，在政治方面最为活跃的200家企业共耗费58亿美元用于联邦游说和竞选捐款，而它们则从联邦政府项目和支持中获得4.4万亿美元的回报。这就意味着，企业为影响美国政治的花费可以获取近760倍的回报。
4.言论新闻自由已脱去“客观公正”的外衣
所谓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也已揭开了遮羞布。西方媒体一贯标榜其作为所谓“社会公器”“公共领域的守望者”的责任，但由于西方主流媒体包括网络媒体大多掌握在私人手中，受资本的控制并按照商业模式运作，赚取利润是各类媒体创办和运营的首要目标，一旦报道对象涉及自身利益，便会毫不犹豫地将所谓客观、独立、公正等美丽说辞抛在一边，媒体的社会责任感便荡然无存。在“民主之春”运动中，美国主流媒体集体选择失声就充分暴露了西方媒体的本质。分析人士纷纷指出，美国主要新闻媒体已经被权贵政治拥有和控制，美国主流电视台对这一运动的集体“失语”，源于民众反“金钱政治”的抗议活动不符合这些主流电视台的利益。学者们认为，美国媒体可以宣称独立于政府、独立于政党，却不可能独立于资本。因为媒体实际上是一种产业，同其他任何追求利润、为了赚钱的产业没有本质区别。在金钱政治的逻辑下，媒体不过是资本大鳄们的“马前卒”，是美国资本利益与政治经济制度的鼓吹者和捍卫者。“华盛顿没有春天”，德国《青年世界报》2016年4月19日对美国的“民主之春”运动发出了这样的感慨。这一运动于4月18日在当局的打压和媒体的漠视中黯然结束。美国媒体对美国“民主之春”的集体失声，对于他们平时标榜的美国“新闻自由”又是一次沉重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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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4月，在美国发生了“民主之春”抗议活动。抗议者队伍从象征美国独立的费城独立钟出发，一路抵达华盛顿。从11日至18日，每天都有众多示威者因“非法示威、集会、妨碍司法”被逮捕。美国的警察抓捕了和平抗议的示威者1420人次，创下了华盛顿当地抓捕人数的历史纪录。
5.政治精英炫富明目张胆
在金钱为王的社会，美国的“政治精英”们很多出身富豪，如原国务卿克里便有2.38亿美元身家，曾经是美国最富有的参议员。据《福布斯》杂志的榜单，特朗普个人资产高达45亿美元（自己宣称100亿美元）。美国的立法机构中富人比例很高，69%是坐拥超过100万美元资产的人。马克思指出：“选举是一种政治形式……选举的性质并不取决于这些名称，而是取决于经济基础，取决于选民之间的经济联系。”[26]这段论述可谓一语中的。美国的选举问题说到底是由其经济基础决定的，是掌握大量社会财富的少数富豪和权贵势力运用金钱影响并操控选举的结果，目的是要确保自己的代理人稳居国家权力金字塔的顶端，是要防止占人口多数的下层民众靠选票实现对自己的“专政”。西方宪政的欺骗性在于，以表面上全民的自由民主掩盖其实质上只是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只是资产阶级的专政。“宪政民主”宣称的所谓主权在民、议会民主，实际上只不过是完全掌控在资产阶级手里的议会民主，所有参加选举的议员或官员必须得到大利益集团的支持才能当选。如果说早期西方宪政民主国家的选举还披上了一层自由、平等、民主的外衣的话，那么近年来的总统和议会大选中政治人物的公开炫富则进一步赤裸裸地暴露了其金钱政治的本质。
6.三权分立内斗加剧，效率低下
三权分立、互相制衡是为适应统治阶级内部力量不相上下的各大利益集团分享国家权力的要求的政治制度安排，是保障统治阶级内部不同利益集团之间既相互斗争又彼此妥协，以维护统治阶级根本利益和共同意志的政治博弈机制，最符合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与人民大众参与国家管理毫不相干。它的最大优势就是保证资产阶级内部各个利益集团能够分享统治权力，防止个人或者某一个政治派别独占统治权、滥用政治权力，侵害其他政治利益集团的利益，进而损害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危及资产阶级的政权。三大权力机关之间相互倾轧、互相扯皮、效率低下，是三权分立、权力制衡制度的痼疾和必然结果。近年来，西方政治体系内部斗争日益白热化，总统与国会之间或者议会两院之间往往公开相互谩骂、言语粗俗，相互指责、彼此推诿，难以形成政治共识，导致内耗严重、决策拖延；在野党公然扰乱公众视线、施加政治影响、设置人为障碍，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毫不遮掩。
经典语录
我们在那里却看到两大帮政治投机家，他们轮流执掌政权，以最肮脏的手段用之于最肮脏的目的，而国民却无力对付这两大政客集团，这些人表面上是替国民服务，实际上却是对国民进行统治和掠夺。
——恩格斯
（二）利用宪政民主进行意识形态渗透花样翻新
意识形态的渗透实际上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长期以来，西方国家将向中国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推销其宪政民主作为针对中国等非西方国家“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他们或者直接宣称他们的宪政民主是世界的“普世价值”和现代化国家的唯一模式；或者通过各种基金会和其他形式的组织的赞助经费支持一批游离于这些国家体制外的自由职业者及一些大学、研究机构的“公知”“大V”，鼓吹西方宪政民主、帮人“维权”，企图通过意识形态渗透与和平演变，用西方的“宪政民主”代替各国自己的政治制度，让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崇尚西方经济、政治、文化制度和生活方式，进而学习模仿和复制他们的价值观念、政治制度和发展模式，以实现其控制第三世界国家发展或者颠覆其他国家政权，遏制第三世界国家现代化进程，掠夺别国资源，攫取新的殖民利益的目的。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中，在近些年一些国家发生的“颜色革命”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西方宪政民主作为和平演变的最重要的手段和武器之一，在推翻其他国家的国家政权乃至改变这些国家的社会制度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舆论压力和社会动员作用。总的来说，他们以这些国家人民普遍关注的国内问题和全球性问题制造话语工具，抢夺话语权，借机植入资本主义宪政民主的意识形态，作为其对他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与和平演变的基本手段，已经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随着旧话语的虚伪性被揭穿，他们的话语工具和对象、方式、手段等又不断花样翻新。近年来，随着美国等西方世界危机的加深与人们认识的深化，“自由”“民主”“人权”等西方政治符号式话语的虚伪性日益被人识破，西方发达国家又企图利用“生态”“反恐”“时尚”等日常生活性的新型话语工具，塑造所谓新的“全球共识”，诱使世界其他国家主动蹈循其发展模式，进而达到实现其经济、政治、文化利益的目的。特别是苏联解体以后，中国更是成为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成为其意识形态渗透与和平演变的最重要的目标国。为此，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一方面，要保持政治定力，坚决维护国家意识形态的核心利益，真正做到“千磨万击还坚韧，任尔东西南北风”；另一方面，着力提高对西方宪政民主新表现形式的意识形态的辨识力，及时掌握西方宪政民主意识形态渗透的新表现，深刻揭示其新的话语工具、方式、途径的阶级本质和险恶用心。
1.渗透对象年轻化
意识形态工作最突出和最核心的就是赢得青年，而青年网民群体是被西方敌对势力寄予希望的最大政治“变量”。网络虚拟世界中青年网民群体蕴含的巨大的政治能量，已然成为西方国家对“目标国”进行有针对性的意识形态渗透的重点人群。据估计，微信用户群体非常年轻，近一半低于26岁，近九成低于36岁；18—35岁中青年是微信用户的主要群体，比例高达86.2%。前几年，中东、北非地区国家相继出现的所谓“颜色革命”便是西方国家的得意之作，他们通过把网络作为策动街头政治的快捷工具，利用青年人对现行政府和生活现状的不满情绪，大肆宣扬西方宪政民主等价值观，使其成为对抗现政权的主要人群。在西方某些国家的策动下，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叙利亚等国家先后爆发了以青年“街头政治”运动为特点的政治动荡和社会骚乱，甚至爆发了内战。近年来，我国的青年网民也成为西方国家宪政民主意识形态网络渗透的重点人群。国内有些青年常年沉浸于网络生活，深为宪政民主等“普世价值”的网络宣传所迷惑，对中国出现的任何问题都习惯性地归因于体制，由批判体制的不完美进而攻击国家基本制度和根本制度。国内某些拥有众多粉丝的所谓“公知”、“大V”、网络写手等也“闻鸡起舞”，利用其网络影响力大肆鼓吹西方宪政民主如何“优越”，并以此攻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获取名利的敲门砖和加油站，对年轻人的思想认识和价值观造成极大的消极影响。
2.渗透手段信息化
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正在塑造着全新的社会生态，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虚拟而真实的网络空间、不断壮大的网络社会、日新月异的网络媒体，给我国的网络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带来了重大影响和挑战。互联网的蓬勃发展使得各种良莠不齐的海量信息无边界、无国界通行；基于移动客户端使用的各种网络即时通信工具更是给意识形态的渗透与攻击提供了极大便利；微博、微信等网络新媒体由于其便捷性、低门槛、去中心化、参与性、交互性、共享性等特性，完全改变了信息的产生、传播和交流方式，放大了网民群体和网络舆论的话语权及社会影响力，极易形成网络信息传播上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和蝴蝶效应，愈发凸显出独特的意识形态功能，为西方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提供了诸多方式和渠道。
2011年初，西方两家老牌媒体——英国广播公司（BBC）和美国之音（VOA）——先后宣布，将停播汉语普通话、粤语等一些非英语语种的对外广播。这并非如其所宣称的因“经济原因”进行的“业务瘦身”，而是标志着其将网络空间作为推行宪政民主等“普世价值”、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主战场和“新殖民地”，是将网络新媒体作为主要渗透手段和途径的一次“华丽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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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2019年2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4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8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8.29亿，互联网普及率为59.6%。QuestMobile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3月，国内移动互联网月度活跃用户数达到11.38亿。
专家观点
数字化世界是一个崭新的疆土，可以释放出难以形容的生产能量，但它也可能成为恐怖主义者和江湖巨骗的工具，或是弥天大谎和恶意中伤的大本营……它是一个虚拟的宣传工具，但却是施展阴谋的好地方。
——美国著名数字预言家埃瑟·戴森
3.借题发挥、火上浇油
近些年来，境外势力以网络媒体为工具，频频借用重大公共突发事件挑起、诱导和推动我国网络舆情走向，借机渗透、干扰和破坏我国的安全稳定。在诸如反PX项目示威游行、反垃圾焚烧项目、反发电工程扩建等群体性事件中，屡屡出现境外势力的踪影，他们往往采取借题发挥、煽风点火、推波助澜、火上浇油的方式，利用互联网煽动不明真相的基层群众，将舆情事件推向“街头政治”，进行“颜色革命”的预演。
4.培养“知识精英”为其所用
近些年，国家安全机关侦破的一批危害国家安全的间谍案件表明，境外情报组织正把年轻的知识精英和高校大学生作为网络策反的目标。他们往往利用青年大学生长时间“在网”状态与思想“活跃”而又涉世不深的特征，将其作为捕捉和锁定的策反目标；利用高校是我国科研活动、科技资源和科研成果聚集的场所，一些学生有便利渠道直接或间接接触和获取涉密科研资料和创新成果，大肆进行策反活动；利用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常态，学生的经济来源与就业前景存在一定压力，引诱大学生陷入其表面合法的高收入高回报的“兼职”圈套；利用我国高校国家安全保密教育以及网络安全教育等存在不足，大学生对网上意识形态斗争认识的警觉度不高、防范心理不强，大肆进行宣传策反。
阅读延伸
2014年3月1日，昆明发生暴力恐怖袭击事件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报道时将恐怖分子打上引号；《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将恐怖分子仅仅称为“攻击者”；美联社甚至选择性引用受访者的话，竟称“应让维吾尔人独立”。
阅读延伸
从近些年国家安全机关侦破的案件情况看，被境外间谍情报机关通过网络勾连渗透策反的人员中，涉世未深的年轻人居多，甚至不乏在校大学生。境外间谍情报机关人员伪装成军事爱好者、招聘猎头、社交达人等身份，广泛活跃于各类论坛、社交、求职等网站，利用网络聊天工具、校园论坛、招聘网站等渠道，打着招聘“调研员”、提供“兼职”等名义，以提供丰厚金钱和物质报酬为诱惑，“全面撒网，重点捕捉”，一步步将个别不明实情且鉴别力弱的网民发展成为“情报员”，利用其刺探、窃取涉及我国国家安全和军事利益的重要情报信息。
5.“唱黑”中国、唱衰中国，抹黑中国形象
近年来，西方国家对中国“捧杀”和“棒杀”并举，一方面声称中国已经是发达国家了，要求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义务和责任；另一方面又无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大肆“唱衰”中国。他们美化西方的价值观念、政治制度、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鼓吹西方的月亮比中国圆；他们挥舞“人权”大棒，对自身存在的严重人权问题视而不见，却对中国的人权保护横加指责；他们肆意炒作社会敏感事件，推动公民公开讨论、蓄意制造价值分裂，破坏中国的安全稳定；他们支持“台独”“港独”“疆独”“藏独”势力，制造民族矛盾，破坏民族团结，妄图分裂肢解中国；他们利用人民群众对腐败现象的痛恨，放大中国的腐败程度，妖魔化我们党和政府，煽动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对立情绪；他们借助公共舆论事件炒作、抹黑我们党和政府、丑化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丑化、矮化革命领袖和英雄人物，动摇中国人的理想信念，摧毁中国人的制度和文化自信心，分化中国人的价值共识等，形式多样、手段卑劣。
6.制作“时尚”模板，渗透方式娱乐化
近年来，西方国家热衷于借助电视、网络、杂志等文化传媒向中国和世界推销其“时尚”的生活方式，企图制定审美标准，影响和颠覆人们的审美观念和审美情趣，进而达到影响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的目的。从服装、日用品到电视、网络、杂志，从日常生活到精神消费，他们妄图在全球加速复制西方“模板”。美国的影视大片是其在文化全球化过程中推行“文化美国化”的重要工具，这些影视大片宣扬个人主义、拜金主义、消费主义、自由主义等西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传播美国文化、美国文明、美国价值，对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在“时尚王国”法国，林林总总的生活时尚流行趋势发布会不断粉墨登场，涉及服装、皮具、香水、化妆品、珠宝等方方面面，基本涵盖了人们穿衣打扮的相关产业。2013年，30家奢侈品牌公司的总营业额将近150亿欧元，87%的时尚产品出口到国外，亚洲高居进口额榜首。西方国家宣称，只要让中国等其他国家的青年向往他们的衣、食、住、行、娱乐和教育的方式，就成功了一半。由此可见，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尽力用物质来引诱和败坏中国和其他国家的青年，用所谓的自由、平等、人权蛊惑青年，鼓励他们藐视、鄙视并进一步公开反对其原来所受的思想教育，颠覆其荣辱观、美丑观；毁掉他们一直强调的刻苦耐劳精神，把青年人的注意力从国家引领的价值观中引开，使其头脑中充斥体育表演、色情书籍、享乐、游戏、犯罪性的电影以及宗教迷信；使他们摒弃本国的优良传统和主流文化价值观，崇尚投机、肤浅和虚荣。
综上所述，西方国家过去是靠战争、奴役、屠杀等暴力手段而起家，而今通过传统的暴力和战争征服殖民地的方式已经饱受诟病，并且越来越难以满足其贪婪本性，无法实现其主导世界、控制世界的政治目的了。那么，他们还有什么优势呢？除了所谓的宪政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抽象的美丽辞藻，还有什么呢？现在看来，所谓宪政民主的“普世价值”和“制度优势”在一定时期确实具有欺骗性；利用其经济和传媒的优势对他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在一些国家和地区也确实达到了颠覆他国政权、实行和平演变的目的，是成本低、范围广、见效快、效果好的买卖，因而也就成为多年来西方国家乐此不疲、竞相采用的方式。然而，“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回顾西方列强过去数百年在宪政民主和自由、平等、人权、博爱的幌子下，对中国等第三世界国家所实施的残暴、野蛮、肮脏的殖民史；面对当今美国等西方国家对那些被他们输入宪政民主的国家造成的巨大破坏，给这些国家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如今他们又以慈善家的面貌向我们推销所谓的宪政民主制度和自由、平等、人权的价值观，难道还不应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和坚决反对吗？
三、在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的对比中坚定制度自信
历史已经证明，“世界上不存在完全相同的政治制度，也不存在适用于一切国家的政治制度模式。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各国国情不同，每个国家的政治制度都是独特的，都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都是在这个国家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27]。当今西方世界，乱象丛生，经济危机长期难以复苏；主权债务危机频频使政府陷入信任危机，福利社会难以维系；难民问题常常引发社会冲突和政治危机；等等。在国内治理面临如此复杂多变的重重问题，已经陷入制度性困境的背景下，这些国家还热衷于将他们的宪政民主制度嫁接到其他国家，居心何在？近年来，多个国家的政治实践反复证明，西方宪政民主输入到哪个国家，就会导致哪个国家经济发展停滞、政治体制不顺、社会动荡不安、人民生活在苦难之中，扼杀人民对未来的希望和憧憬，与人民最初的期望大相径庭甚至是南辕北辙。
与西方世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持续改善，人民民主权利依法保障，文化事业繁荣发展，社会和谐稳定，生态文明建设成绩斐然。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集中体现，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之所以行得通、有生命力、有效率，就是因为它是从中国的社会土壤中生长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过去和现在一直生长在中国的社会土壤之中，未来要继续茁壮成长，也必须深深扎根于中国的社会土壤”。[28]因此，我们有理由坚持走自己的路，坚定自己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观点选萃
大多数美国人会认为，政府的政策是通过有条不紊、尊严而又合理的程序制定出来的。但是实际上我们发现其中存在着冲突和混乱。其实，政府决策不是一种严肃的过程，而是一条曲折的道路；不是井然有序，而是杂乱无章。
——肯尼迪总统任内的助理国务卿罗杰·希尔斯曼
有些人将我们党强调的依宪执政、依宪治国与西方宪政民主混为一谈，或者用西方宪政民主的理论和制度模式加以评判，对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不以为然、极力排斥，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贴上“人治”“专制”的标签加以反对，其实质是企图否定党对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坚强领导，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阻碍全面依法治国的进程，反对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或者企图用西方宪政民主理论和观点来“解读”依宪执政、依宪治国，其实质就是要用西方宪政民主价值观念和制度模式诠释、扭曲乃至取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宪法制度，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和宪法制度引入西方宪政民主的窠臼，引向歧途。
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证明，中国实行西方的宪政民主是行不通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从器物层面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但没能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面貌。日本宪政所取得的富国强兵成就，让康有为、梁启超等一批中国政治精英推崇民主制度，以建立君主立宪制作为维新变法的主要目标，但由于当时缺乏建立西方宪政民主的条件，这场改良运动以失败告终，使当时的先进分子认识到以改良方式建立近代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道路行不通，便发动了资产阶级革命。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结束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从“康梁变法”的君主立宪制到辛亥革命的总统共和制，这种嫁接的西方民主制度未能触动封建制度的根基——封建土地所有制，导致了此后持续了13年的军阀混战。南京国民政府虽然在形式上实现了国家统一，但始终无法走上西方的民主政治道路，最终无法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标志着中国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新阶段，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从此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第一次真正当家作主，成为国家的主人。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仅仅用了不到40年的时间，取得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数百年的现代化建设成就，领导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历史转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采取一系列重大举措，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团结带领全国人民朝着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飞跃，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力迈进。历史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制度、文化，是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选择和人民的选择，并且经过了100多年以来实践的反复检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以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以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出发点，以其民主的真实性、广泛性和现实性赢得了人民的广泛拥护和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在当代全球化和民主化浪潮中经受住了各种风险的严峻挑战，正日益彰显其制度优势，逐渐成为充满生机活力、特色鲜明和富有效率的政治制度，最适合中国的国情，具有无比的优越性。因此，中国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自信，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发展道路，绝不能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绝不能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专家观点
民主的真谛就是人民做决定。至于民主的具体程序和制度，每个国家可以有所不同。中国正在构建一个不同于西方的体系来实现民主。这种模式较之西方的民主拥有更加长远的目光。
——世界著名的未来学家、《大趋势》作者约翰·奈斯比特
（一）坚持制度自信必须坚持党的领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点和优势。它是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等各个领域形成的一整套相互衔接、相互联系的制度体系。坚持制度自信，就是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符合我国国情，顺应时代潮流，能够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坚强制度保证。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必须首先坚信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必须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必须坚决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完善党的领导的体制机制，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高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和定力；必须确保党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
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必须把党的领导贯彻落实到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提高全民族法治素养和道德素质。
资料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条
（二）坚定制度自信必须坚持和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由宪法所规定的民主政治的基本制度、法律制度和体制机制构成的相互衔接、彼此协调、充满活力、有机统一的制度体系。坚持制度自信就是要毫不动摇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基本制度。我国民主政治的基本制度就是围绕保证人民当家作主这一民主政治的核心内涵所构建起来的基本制度体系。坚持制度自信，必须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永无止境。”坚持制度自信，必须要坚持改革和创新，深化各领域体制机制改革，不断破除制约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发挥的体制机制弊端，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制度。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坚定信心，凝聚共识，统筹谋划，协同推进，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坚决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努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加广阔的前景。”
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仅是一个不断发展和完善的体系，还是一个高度开放、兼容包蓄的体系。坚持制度自信还要大胆学习和借鉴人类一切有益的制度文明成果，凡是能够为我所用，有利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成果，都可吸收借鉴。
（三）坚持制度自信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发展道路
坚持制度自信，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发展道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一要坚持厉行法治，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二要坚持党对法治中国建设的统一领导。三要完善以宪法为中心的法律体系，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维护宪法权威，以良法促进发展、保障善治。四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建设法治政府，推进依法行政。五要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六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推进法治社会建设，树立宪法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理念。七要坚持和改善党对法治工作的领导，坚持依法执政，加强党内法规建设，保证党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绝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逐利违法、徇私枉法。
原声再现
紧紧围绕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3年11月12日）
原声再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长期奋斗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的必然结果，是坚持党的本质属性、践行党的根本宗旨的必然要求。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政治制度模式，政治制度不能脱离特定社会政治条件和历史文化传统来抽象评判，不能定于一尊，不能生搬硬套外国政治制度模式。
——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坚持制度自信，还要坚决抵制西方“宪政民主”“三权分立”“司法独立”等错误思潮的影响，旗帜鲜明，敢于亮剑；要坚决同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诋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治道路、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错误言行作斗争；决不能落入西方错误思想和司法独立的“陷阱”，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治道路。
拓展阅读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
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6日。
习近平：《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2年12月5日。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
（执笔人：刘旺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