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再度从马克思关于历史的那句名言——历史首先作为真实事件（événement authentique）发生，随后则如闹剧般重演——出发。我们可以据此将现代性设想为一场肇始于西欧的冒险和一出随后在全球范围内，在输入西方宗教的、科技的、经济的、政治的价值标准的所有地方不断重演的巨大闹剧。这种“狂欢化”（carnavalisation）经历了本身已经成为历史的基督教福音传播、殖民化、去殖民化和世界化阶段。我们较少注意到的是，与这种世界范围内的霸权地位和支配行为（其模式——不仅是科技和军事层面的，还有文化和意识形态层面的——似乎是难以抗拒的）相伴的，是一种奇特的返转（réversion）现象。在这种返转中，强权逐渐被其狂欢化的对象所削弱、吞食和“噬啮”（cannibalisé）。这种无声噬啮的原型，即其某种程度上的原始场景，或许是在16世纪的巴西累西腓[5]举行的那场盛大弥撒，当时从葡萄牙专程前来庆祝印第安人被动皈依基督教的主教们被印第安人所吞食，原因则是出于对基督福音的过度之爱（食人行为成了好客的一种极端形式）。作为这种伪善传教行为的早期受害者，印第安人本能地采取了极端和夸张的做法：他们要从肉体上吞并那些在精神上吞并自己的人。
伴随着我们的伦理价值观（人权、民主）、经济合理性（rationalité économique）原则、经济增长原则、绩效（performance）原则和景观[6]原则的输出，我们在世界范围内随处可见这一兼具狂欢和食人特征的形式产生的影响。无论何处，这些价值观和原则总是被所有与普世福音（bonne parole）脱节的、“落后”的并因此成为传教布道之地与被迫转向现代性之地的民族怀着或多或少的热情，却又完全含糊地加以复制。这些民族所遭受的远不只是剥削和压迫，他们被嘲笑，被用来表现白人的丑相，就像从前集贸市场里被装扮成将军模样给人看的猴子一样。
不过，他们像猴子般滑稽模仿的正是将他们视为猴子的白人。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将自己不断受到的嘲讽抛还给了令他们蒙受嘲讽之人，如哈哈镜一般成为对他们主人的一种现实的嘲讽，令白人陷入了自身滑稽镜像的陷阱。让·鲁什[7]的影片《疯狂的主人》（Ma?tres-Fous）便是对此最好的演绎。在这部影片中，在城里上班的黑人工人晚上聚集在森林里，在一种通灵状态下，滑稽地模仿他们的西方主人——老板、将军、公交车司机，为之驱魔（exorciser）。这不是一种政治行为，而是一种献祭式的角色扮演（acting-out）——为这种统治打上其本身的烙印。
但是我们可以想一想，老板、警察、将军这些“纯种”白人难道不已经是带着假面的角色吗？他们难道不已经是他们自己的丑相——与他们的面具混为一体——了吗？因此，早在向全世界输出一切以前，白人或许便已经自我狂欢，并因此而自我噬啮。这是一种深陷于手段的滥用之中并且无所不用其极的文化在大肆炫耀——对自我的吞食，其最具当下性的形象（figure）便是大众消费（consommation de masse）和对一切可能之财富的消耗。这出闹剧中还包含了瓦尔特·本雅明（W.Benjamin）提到的另一个维度，即人类今天已经成功地将自身最糟糕的异化变成一种审美和景观层面的享受。
经由这种大规模的群体秀（show collectif），西方不仅在其博物馆中，在其风尚和艺术中以其他一切文化的残骸装扮自己，也用自身文化的残骸妆点自身。艺术在这场冒险中充分发挥了作用——毕加索（Picasso）将“原始”艺术的精华化为己有，非洲艺术家今天则在国际化审美的范畴内复制毕加索的作品。
所有用白人世界的印记和各种外来技术装扮的民族，同时也是对这些印记和技术的现实拟仿（parodie）。这些民族之所以成为对它们的嘲讽，即在于这种嘲讽实在是微不足道，但我们已经看不到这一点。只有当普世价值观扩展到世界层面时，其欺骗性才会暴露出来。如果说现代性的源头事件历史上确实出现在西方，那么我们已经将其成果享受殆尽，而且对我们本身而言，现代性已经出现了一种致命的、闹剧式的转向。但是现代性的逻辑希望我们将其强加给整个世界，希望白人的命运（fatum）成为该隐族裔[8]的命运，希望一切都被纳入同质化进程和关于人种的骗局。
在黑人试图漂白自己的皮肤时，他们只不过是从一开始就受自身统治地位蒙蔽的白人所经历之黑人化（négrification）的畸形镜像。因此，现代多种族文明的整个外在形象不过是一个带有蒙蔽性的世界，其间所有的种族、性别、文化特性都有可能掺杂了虚假成分，甚至干脆就是对这些特性本身的拟仿。
因此可以说整个人类种群都在通过殖民化和去殖民化，在一种仿真（simulation）的、模仿暴力[9]的巨大机制中自我拟仿和自我毁灭。在这一机制中，无论本土文化还是西方文化都损耗殆尽。因为无论就何种意义而言，西方文化都没有取胜——它早已在其间失去了灵魂（艾蕾·贝吉[10]）。它不但自我狂欢，还在其间做出可笑之举——花费很大代价来组织对其他所有文化光鲜亮丽之外表（oripeau）的世界性展示。
如果我们借用博尔赫斯（Borges）那个寓意深刻的关于“镜中民族”的寓言[11]——被征服者被流放至镜子的另一边，被迫与征服者保持相像，被迫成为征服者的映像……不过，博尔赫斯接着说道，渐渐地，被征服者开始越来越不像征服者，终归有一天，他们会重新跨越到镜子的这一边，终结帝国的霸权统治……因此，如果我们对全球性对抗中真正发生的一切做一番审视，我们就会看到，被奴役的民族深陷于受奴役状态中，非但没有越来越区别于他们的主人并为了解放自我而采取报复行动，反倒是与他们的主人越来越相像，以滑稽的方式模仿着他们的典范形象，同时提升自己受奴役身份标记的筹码。这是另一种报复方式——一种致命的策略，我们无法判断这一策略是否算是一种成功，因为它对双方而言都极具危害。
整个白人文明（blancheur）打着狂欢的幌子掩埋着黑人文明（négritude）。整个黑人文明则像食人族一样吞并着白人文明。一边是被吞食，一边是狂欢化——似乎在一种巨大的失控下，整个人类都在这场假面舞会中步入了歧途。
这便是普世价值观的悖论。黑人社会的所有社会运动、权力和反权力的各种丑态、西方资产阶级——在保持其“历史”连贯性（cohérence ?historique?）的同时，又差不多如新生事物般——的全部后遗症。总之，西方现代文化根本就不该走出其自身范畴，只有在这一范畴中，它才构成一种独特性。但它无法做到这一点，它无法摆脱暴力外扩（extrapolation violente）的趋势，因为其本身已经同时蕴含了对自身的否定和在普世范围内的肯定。这一大规模运动的影响正以普世价值加速解体的形式表现出来，而世界化正是这种解体即这场紧随历史之闹剧的舞台。
施瓦辛格[12]式的假面舞会可以为任何权力结构与政治运作本身提供阐释。我们可以将其当作民主的漫画像，即对权力的理性行使的一种滑稽模仿——它在揭穿民主真相的同时却给人以希望——来加以分析。但是，如果我们假设权力只能通过这种滑稽的仿真来维系，且权力在某种意义上是对社会的挑战而绝非对社会的代表，那么布什便是施瓦辛格的对等项。更确切地说，他们两人都完美地履行了各自的职责，他们是“恰当职位上的恰当人选”（the right men in the right place）。这并不是因为按照这种说法，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民族会拥有与之相配的领导人，而是因为领导人是世界强权真实面貌的反映。美国当下的政治结构完全符合其在世界范围内的霸权：布什领导美国的方式与美国在世界其他地方行使其霸权的方式是一样的，因此，毫无理由去设想会有另外一种选择（我们甚至可以确信，世界强权的统治地位即人类相对于其他物种所具有之绝对特权的反映）。
这便是权力的全部悖论所在。必须永远抛却让想象力或智力掌权（imagination ou intelligence au pouvoir）的幻想，这种幻想带有极其明显的“68年五月”[13]色彩，但归根结底是一种启蒙思想（我们可以反省一下68年出现的各种天真的乌托邦想法，既有“让想象力夺权！”，也有“把你的愿望当作现实！”“无约束地尽情享乐吧！”，所有这些都已经经由体制纯粹和简单的发展而“无约束地”变成现实，变成极其真切的现实）。
一切取决于我们对权力的看法。如果以智力掌权为前提，那么在权力执掌过程中反复出现甚至永久存在的愚蠢行为便难以解释（不过历史上少有的几个智力掌权的例子都表明，智力在绝大部分情况下会很快走上愚蠢之路）。这或许倒反过来证明了愚蠢在某些地方是权力的属性之一，是权力的一种职能性特长（privilège de fonction）。这种职能或许始于权力承受社会现象中受排斥的部分（la part maudite）——包括愚蠢在内——的古老职能，我们可以由此追溯到原始社会的“权力傀儡”（mannequins de pouvoir），这也解释了为何智力水平最低下和想象力最贫乏者掌权的时间最长。
这或许也可以说明为何民众整体上倾向于将他们的主权托付给他们同胞中那些最不具侵犯性和最缺乏头脑之人。这是一种邪恶精灵[14]，促使着人们选举出某个比自己更笨的人——既是为了提防一种一旦自上而下加诸己身便会成为怀疑对象的责任，也是为了享受旁观掌权者蠢言笨行和腐化堕落之表演的隐秘狂喜（jubilation secrète）。与启蒙时代的民主幻想相反，只有在做出超人努力（effort surhumain）的情况下，人们才会下定决心选出最优秀者，也正是因为这一点，特别是在动乱时期，公民会集体偏向不要求他们深思熟虑的人。这是政治领域内的一种无声的密谋，与艺术在别的领域中的阴谋相类。如此变换一种完全不同的视角来看问题，布什便履行了所有的职责。一方面，本·拉登（Ben Laden）宣布他需要布什先生的愚蠢，因此他希望布什能够连任；另一方面，绝大部分美国人希望入主白宫的是一个可以以其愚蠢和平庸为他们自己的因循守旧提供保证之人。这个人越愚蠢，他们就越不会觉得自己是个白痴。
在这一“愚蠢”的和世代相传的职能中，权力是一种虚拟结构（configuration virtuelle），出于利己的目的吸收一切元素，促使其新陈代谢。它可以由无数智能粒子（particules intelligentes）组成，这并不会为其不透明的结构带来任何改变，就像更换细胞的躯体依然是原来的躯体一样。如此，很快美利坚民族的每一个分子都会像经由输血一样来自他处。美国将变成黑人的美国、印第安人的美国、西班牙人的美国、波多黎各人的美国，却并不会因此而不再成其为美国。它甚至还会因为不再是“原初意义上”的美国而在虚像上表现得更为美国，会因为不再具有根基（尽管其从未有过，因为就连国父们也是来自别处）而变得更强调根源所在，会因为种族和文化多样的事实而变得更看重血缘与文化的正统，也会因为被奴隶的后代所领导而变得更加帝国主义。现实就是如此。这是一个悖论，但它推翻了想象力掌权的主张。
应当被废止的是权力本身，这一点不仅应当表现为拒绝受他人统治——这是所有传统斗争的核心所在——还要在与之相同的程度上，经由同样激烈的方式，表现为拒绝统治他人。因为统治行为涉及两方面，若是对统治他人行为的拒绝与对受他人统治的拒绝在激烈程度和抗争力度上相同，那么人们从很早开始就不会再向往革命。我们由此而理解了智力现在不能、以后也永远不能掌权的原因：智力正是由这种双重拒绝所构成。“如果我能够设想世界上还有一些没有任何权力的人，那我就会明白一切都还有希望。”（卡内蒂[15]）
随着阿诺德·施瓦辛格当选加利福尼亚州州长，我们彻底身处假面舞会之中，政治于其间不过是偶像与粉丝的游戏。这是朝代表机制（système représentatif）的终结迈出了巨大的一步。而这便是当代政治的一种必然性，即无论在何处，以表演作为赌注之人最终会因为这种表演而毁灭。这一点既适用于“公民”，也适用于政治人物。这是媒体的内在公正性。你想借助影像获取权力吗？那你会因为影像回放（retour-image）而毁灭。图像的狂欢也是经由图像吞噬自我（auto-cannibalisation）。
话虽如此，却不可过快地从施瓦辛格的当选得出美国政治风尚败坏的结论。这场假面舞会的背后隐含着一种大规模的政治策略。这一策略毫无疑问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因为这需要极高的智力作为前提），却令人意想不到地否定了我们的批判分析（analyses critiques）和永恒的民主幻想。在选举施瓦辛格的同时（或者还可以举布什在2000年大选中违背民意当选[16]为例），在对所有代表机制的令人产生错觉的拟仿中，美国以自己的方式报复了它所受到的象征性藐视。它借此证明了自身的想象力，因为在民主的假面舞会这种铤而走险中，在比金融和军事领域更具虚无主义倾向的消解价值观和全面仿真的做法中，没有谁能望其项背，而且它还将长期保持很大程度上的领先。对价值观的嘲弄和玷污在经验与技术层面的极端形式、一个“有宗教信仰的”民族所表现出的这种彻底意淫和对自身信仰的全盘亵渎，这便是其世界霸权的秘诀所在。令所有人深感兴趣的正是这一点，而我们在对这种令人惊愕的粗鄙行为、这一最终被导向文化零度的（政治、电视）世界的拒斥与讽刺中领略到的也正是这一点。我这样说完全没有挖苦的意思，而是心怀赞叹——美国正是以这样的方式，即通过彻底的仿真来控制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和地区，充当它们的范例，同时也报复了这些在象征意义上远比它优越的国家。美国发起的挑战是其强加给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极端仿真和假面舞会，甚至是军事力量的极端拟像（simulacre）。这是权力的狂欢化。没有人能接受这一挑战——我们没有可以用以与之相对的终极性（finalité）或反终极性（contre-finalité）。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必要反省这一权力的世界性假面舞会依次经历的阶段。首先是更为宽泛概念上的西方，以普世性的名义，用其政治和经济模式及其技术理性原则挟裹全世界。但这并非这一毒化和统治（domination）过程的关键所在。在经济和政治范畴之外，今天世界强权的确立是在仿真——对一切价值观和文化的可操作性仿真（simulation opérationnelle）——的支配（emprise）中完成的。这一确立所依靠的不再是技术、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输出，而是在全球范围内扩散对这些价值标准的拟仿（民主以滑稽和嘲讽的形式被普世化——“欠发达”国家以发达与经济增长的拟像为榜样，身处消亡处境中的民族以自身文化傀儡式的、迪士尼化[17]的重建为榜样——他们都深受一种普世模式的吸引，美国虽然得以提前享受这一模式带来的利益，但同时也是其头号受害者）。
恐怖分子的最高代价是以生死做赌注。我们（西方）则坚决以一个人得以保留自己心目中某种价值的任何可能为牺牲对象。我们的夸富宴[18]，所夸之富是粗鄙、无耻、下流、堕落和卑劣。这是我们文化的全部运动——我们在其间付出了更高的代价。我们所说的真相总是带有揭露、去崇高化（désublimation）、简化式分析的色彩——是关于被压抑的真相，是被公布、被供认、被剥除一切的真相——任何事物，如果没有被去除神圣色彩，没有被客观化，没有被剥离光环，没有经过公开展示，就无真实可言。我们的夸富宴，所夸之富是冷漠——不光是对价值观的无区别对待，也是对我们自己的冷漠。我们之所以无法拿自己的生死做赌注，是因为我们已经死了。我们将这种冷漠和这种卑劣作为一种挑战抛给他者：自甘堕落以示回应的挑战、否定自身价值观的挑战、和盘托出的挑战、自我忏悔的挑战、坦白一切的挑战——简言之，以一种与我们同样的虚无主义态度做出回应的挑战。
我们尽可能从他们那里强行夺走一切，阿布·格莱布监狱里的廉耻心[19]、学校里穆斯林女性所带的面纱[20]，但这些尚不足以令我们对于自己的卑劣感到安慰，我们还需要他们对这一切的主动认同，需要他们将自己献祭于下流、透明（transparence）、淫秽（pornographie）和世界仿真的祭坛之上，需要他们失去象征性防卫，自发地走上属于自由主义范畴的、全面民主和内在表演（spectaculaire intégré）的道路。
世界对抗的关键问题即在于此：对所有差异间过度之互通有无（échange effréné）的煽动、在文化的贫瘠化（déculturation）方面与我们保持一致的挑战、价值观的堕落、对最现实之模式（modèles désenchantés）的信奉。
石油战略只是掩盖了更为严重的结构性破坏（déstructuration）。
世界强权是拟像的强权，是西方以自身的辱没和象征性自毁为代价，强加于他者的一种普世狂欢之下的强权。挑战与挑战相对。夸富宴与夸富宴亦相对？
以冷漠与受辱作为赌注是否等同于以死亡作为赌注呢？这种对抗有无终结之时？对抗双方中某一方的胜利会产生怎样的最终后果？
关于这一点，我完全赞同鲍里斯·格罗伊斯[21]提出的双重夸富宴（double potlatch）的假设[22]——以价值缺失（nullité）、自我堕落、羞耻与屈辱为炫耀对象的夸富宴同以死亡为炫耀对象的夸富宴相对。不过，这能算是对恐怖主义挑战的一种真正的象征性回应吗？不要谈战争或是“反抗恶的”斗争，谈这些等于承认毫无能力象征性地应对死亡的挑战。我们谈的是西方坚决牺牲其全部价值观，坚决牺牲一个人或一种文化得以保留自己心目中某种价值的任何可能。对基本尊严、廉耻心、荣誉感……的牺牲。[23]自我的虚无化（néantisation）、去魅、如同大规模威慑性武器般被抛到他者脸上的对自我的玷污（prostitution de soi）——以虚空（vide）为手段发起令人眩晕的诱惑，向他者（伊斯兰，但同时也包括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提出自我玷污（se prostituer）以示回应、自我揭示、吐露所有秘密以及失去一切主权的挑战——因此也是最好的死亡性武器。
这算是对自我的焚毁（autodafé）吗？如果是的话，那我们可以基于相互挑战这一理由而视之为一种象征性的回应。夸富宴与夸富宴相对——一方制衡着另一方？我们可以认为一方是过度的夸富宴（以死亡为炫耀对象），另一方则是缺陷的夸富宴（以自我嘲讽和羞耻为炫耀对象）。在此情况下，两者并非完全相对，因此实际上是一种非对称的夸富宴。抑或……抑或应当认为（并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认同鲍里斯·格罗伊斯的观点），归根结底，没有任何形式，包括以死亡为挑战的极端牺牲形式在内，可以被视为更具制胜力，因此，恐怖主义的挑战也并不比西方反过来的挑战更能制胜？不过，来自西方的挑战似乎无法——这也是夸富宴的规则所在——对等地以死亡来回应死亡，也无法提升筹码，以超越死亡的方式来做出回应——因为死亡之外还能有什么呢？但是我们可以设想，在终极层面上，在对抗达到顶点时，会出现一种更全面也更彻底的可逆性（réversibilité），这种可逆性会令哪怕是最终极的形式都无法摆脱交替往复、被另一种形式胜利取代的结局，就像在石头剪刀布的游戏中一样。哪怕是我们能够想到的最极端、最崇高的事物，都将被其他形式——甚至有可能是该事物的相反面或者歪曲面——所取代和超越。事实便是如此。这就是游戏。游戏永远不会结束。
话虽如此，设想一种毕竟表现为自我堕落和普世堕落的世界强权反而能够成为一种挑战的强权、一种对来自他者世界的挑战做出回应的强权，亦即一种根本意义上的象征性强权，这在我看来是一种令人痛苦的观念转变、一种对于我一直以来的看法的重判（这种想法的前景一直是“镜中民族”最终的反抗与胜利）。但是或许要决定接受这样的事实——即便是作为大规模诱惑武器的可逆性也并不是绝对制胜的武器，它会在我们从现在开始就能够隐约预见的作为终极远景的更为糟糕的情况中，直面某种不可逆之物。
（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