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旨在为人文与社科领域内的学者介绍若干有关全球化与跨国民族主义研究的经典文论。自20世纪90年代初“苏东”（苏联、东欧）剧变，世界步入后冷战及全球化时代以来，西方、尤其是美国，涌现出大量与之相关的各类学术思潮。就意识形态而言，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之再创》（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及其弟子福山（Francis Fukuyama）《历史之终结和最后的人类》（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作为新保守主义代表作，可谓名噪一时；而凯普琳（Amy Kaplan）和匹斯（Donald E. Pease）主编的《美帝国主义的文化》（Cultures of United States Imperialism）当推为左翼自由派力作。其他各类与全球化研究相关的重要著述，更是不胜枚举。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Nye）提出的“软实力论”（Soft Power）即为一例。
对内，软实力体现在对国内社会的导向力、民心认同与亲和力；对外，则表现在对世界各国的吸引力和号召感。通俗说来，软实力之构成，分几个不同层次：其核心为价值体系，如意识形态、辨别判断力、宗教信仰；中层为维护核心价值之管理、法制观念；表面则为传播核心价值影响之通俗文化、流行艺术、生活习俗等。当然，约瑟夫·奈并非软实力论首创者，此前就已有不少学者提出过类似概念。笔者当年在哈佛大学就读时的导师之一、著名日裔学者入江昭教授（Akira Iriye），就曾在其名著《权力和文化：日本与美国的战争，1941—1945》（Power and Culture：The Japanese-American War，1941-1945）一书中，通过剖析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日美抗衡，提出“文化实力”（Cultural Power）这一理念；指出日本败于美国，并非完全因经济与军事实力不足，更是缺乏能与美国抗衡的价值体系与文化影响。尽管日本在明治维新后迅速崛起，成为唯一于欧、美之外的世界强国，但终因无相应的“文化实力”为后盾，最终负于美国。简言之，硬实力为看得见、摸得着的有形物质财富；软实力则是无形的文化影响、精神感染力。本书第三章作者哈特（Michael Hardt）在其与奈格尔（Antonio Negri）合著之名作《帝国》（Empire）一书中，也提出并发展了这一理论。
然就学术价值，尤以开拓性而言，依笔者愚见，“记忆的政治”（Politics of Memory）和“跨国民族主义”（transnationalism）当居西方，特别是美国近年来出现的各类颇具影响的学术思潮之首。前者论证了世界进入后冷战与全球化以来，国家及民族如何另辟蹊径，日趋依据和运用“选择性的记忆”这一特定文化模式，借助与本民族和国家相关的各类重大历史事件和文化遗产，而非仅凭意识形态和经济、法制管理体系，来重塑核心，超越各方歧见，团结人民，巩固社会，加强国家与民族之凝聚力。仅就美国而言，以“9/11”为题材之大量各类文学、艺术创作和媒体舆论等，均或明或隐地宣扬乃至强化人民大众对“美国例外论”（American Exceptionalism）这一代表美国独特文化传统之“集体记忆”，即为明证。世界其他各国与此相关的具体个案与事例，更比比皆是，无须在此赘叙。
同样，“跨国民族主义”既是世界进入全球化时代的必然产物，也是对传统的“国际主义”（internationalism）和国际化理论的挑战与发展。如果说“国际主义”（此概念有别于中国政治术语中常见的“国际主义”）着重于国家及与此相关的国际关系研究，偏重各国政府及官方组织和人士之间的交往；作为国际主义的对立体，跨国民族主义则强调非政府与民间人员的跨国行为；探讨随着世界进入后冷战和经济一体化，以及国际关系中的国际化为全球化所替代，非政府组织、包括跨国资本和各类民间团体与普通民众，日益活跃于商业、金融、文化、移民、学术、慈善等范围内的跨国交往，及其对全球化进程带来的重大现实影响和深远历史意义。在此类交往中，国家与政府已成“无关紧要”，不再担负关键甚至任何重要作用。有鉴于此，虽然跨国民族主义作为全球化范畴内的社会思潮、文化现象及交往模式早已存在，但正是在世界进入后冷战及高科技信息时代的今天，这一观念及其相关行为才变得更加切实可行并得以迅猛进展。本书第十一章作者萨森（Saskia Sassen）将此现象称之为另一形式的“第三空间”（Third Space），即有别于“领土疆界”（第一）和“政府权威”（第二）、随全球文化与经济一体化而兴起的“跨国民间交往权力和行为”及由此产生的一种跨越疆土、超越国家体系的新型民族主义情结。或者如萨森所言，这是一种由各类跨国民间力量及资本推动的“平面/环路模式”全球化，而非由政府、官方国际组织掌控、自上而下的“垂直/纵向体系”全球化。这一现象的产生和发展，不仅对后冷战时代世界格局形成持续的巨大影响，并且为全球化研究奠定了新课题。
行文至此，笔者不揣冒昧，将本书各章从全球化研究及跨国民族主义角度作一梳理与评论，以就教于国内外同仁及名家学者。
第一：概念化全球史
本书首章为全球化研究先驱学者、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历史讲座教授迈斯理施（Bruce Mazlish）之力作。作者首先探讨了世界近、现代史上几次重大全球化浪潮兴起背景、缘由、过程和影响及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变迁，进而指出如何解读当今全球化为21世纪社会进步与发展之关键，阐明了当代全球史研究之实质与时、空背景乃至地区和国家史之间的辩证关系，为定义和建构全球化历史研究这一史学新兴分支提供了主导概念、学术视野和文化意识。
作者强调，由于当今全球化各种新要素，尤其是互联网、高科技之普及和相互作用，民族国家这一传统历史研究主题正面临挑战。作为一种相传已久、广为有效的社会组织形式，民族国家虽将继续存在并发挥作用，但因受到有别于以往的当代全球化在政治、法律、文化、经济等领域的冲击，其赖以延续之坚实基础的各种民族主义要素，尤其是本土价值观念和民族文化传统，势必发生巨大变化。例如，借助电子信息在世界范围的即时传播，人权作为一种全球道德舆论力量已登上世界舞台，挑战了民族国家的文化版图、地缘政治、法规体系和语言流通等进程，为形成一种新的全球公民意识和身份认同感奠定了基础，其普世价值观可能影响人类如何理解自身历史及发展前景。就此而论，全球史这一新兴学科不仅对民族国家这一传统历史研究赋予了新课题，有助于深化解读当代全球化与历史现象之间的同与异，且将对全球化背景下的各国公共政策制定产生重大作用。值得一提的是，本文作于20世纪80年代末。作者在最新一波全球化浪潮尚未完全兴起之际，就已创见性地预言了其对历史研究及现实之影响。回顾近30年来世界惊人变化，令人感慨其先见之明。
第二：跨国美国研究与亚洲的交汇
本章为斯坦福大学人文学科讲座教授、美国研究学会前会长费雪金（Shelley Fisher Fishkin）在中国台湾地区之讲座，旨在通过对全球化视野下美国和亚洲各国文化交流的历史回顾与现状研讨，尤其是对大量作家、作品个案之具体分析，阐述跨国民族主义在美国研究学术领域内的重要历史地位及渐成当今主流课题之趋势。作者特别强调了美国与亚洲之间的移民、思想及文学艺术的多元互动，不但有助于挖掘和解读过去被忽略、边缘化乃至遗忘的若干重要作品及理念，且对如何重塑民族、种族和公民身份等美国研究话语中的重大主题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和作用。同样，探究那些具有跨国背景的亚洲和美国作家、艺术家、学者和跨疆界、地域与民族传统的文化交流，可以加深理解美国文化作为跨国交流产物之本质及其丰富和复杂的多重内涵，从而为推动全球化时代如何构建美国研究领域提供了新思维，并对跨国民族主义对美国历史和文化的影响作出了新诠注。简言之，如同美国诗人惠特曼所云，美国是一个由众多民族组成的国家（a teeming nation of nations）——美国研究必须而且实际也应重视跨国学术研究和对话。值得一提的是，作者以其外祖母虽为来自东欧之犹太移民，却钟爱中国麻将，以及日本建筑风格在美国的影响等个人经历和具体事例证明，就学术思维而言，“跨文化”与“比较文化”研究有所差别：前者侧重于考察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与交流，而后者偏注于比较两者之间的同与异。
第三：全球化思维中的“共有资源”
本章作者哈特（Michael Hardt）为美国杜克（Duke）大学文学讲座教授、新马克思主义研究学者，其与奈格尔（Antonio Negri）合著之《帝国》（Empire，2000）一书，已成当今全球化理论研究经典读物。作者首先将人类“共有资源”界定为既包括土地、矿藏、淡水和空气等有形物质资产，也涵盖语言、知识、观念、习俗、情感等人类特有之“文化无形资源”。随着全球市场一体化，文化遗产在跨国资本的运作下，经由各类文化节日、“申遗”等活动，转而从人类无形共有资源“升级”为资本或某些群体掌控下的有形财富。其结果是，这些人类原来的无形共有资源，虽能在短暂或特定时期内身价倍增，衍生利润；但长远而言，如同资本早期对矿藏和土地等有形自然资源掠夺一样，难以从原本人类自然共享状态下得到滋润与再生，从而导致损毁。作者认为，跨国资本对无形共有资源的掌控，类似于版权将人的精神思维变为法律保护下的私有产权，在营利之时限制了人类知识的更新与传播，从而阻碍了文明在全球范围的发展。就此而论，跨国资本及其新自由主义代言者对人类无形文化共有资源之规范，实质是借法律保护为幌，行强取豪夺之实，远恶劣于个人偷盗行为。因而全球化与可持续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就在于怎样才能使人类免费同享文化共有资源。作为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学派代表，作者在文章结尾断言，跨国资本对地方与民族文化资源垄断剧增之时，即为全球共产主义革命升温加热之际。这一对全球化前景的乐观瞻望，可谓神来之笔，令人忆及《共产党宣言》与《资本论》之结论。
第四：后殖民之无意识/区域研究之渴望
本章作者哈鲁图涅（H. D. Harootunian）为纽约大学讲座教授，旨在评述全球化时代后殖民研究及区域研究的学术范畴和理论构建。作者认为，尽管有着相似研究对象，两者都缺乏明确的学术主题，忽略了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整体作用。具体而论，美国的区域研究始源于欧洲，发展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繁荣于冷战。研究对象通常为非西方阵营某一国家或地域，注重实地调查，以期对当地文化获得感性认识和原始资料。受其背景和目标所限，区域研究在试图掌握当地知识时，忘却了知识本身之更新性，摈弃了理论总结与自我反思。这在美国对东亚、尤其是对中国与日本研究中尤为明显，反映了西方文化对世界居高临下的建构，因而常常落后于当地社会之发展；虽有对理论探讨之渴望，却无法彻底脱胎换骨。简言之，区域研究继承了早期欧洲殖民时代学术思维及为西方利益服务之宗旨，深陷于对某一特定对象及成果之追求，偏注于用西方术语阐释非西方实际，形成“（西方）主导话语、土著提供资料”（“master discourses”and “native informants”），难以产生与全球化发展相对称的研究理论。
与此同时，后殖民研究作为一种学术思维，源于萨义德（Edward Said）对“东方主义”之批判，将研究对象纳入对资本主义现代性及其变体的范畴中，挑战了区域研究为冷战服务之本质。这一改变有助于理论构建资本的全球角色及与日常生活和商品市场之间的关系；本可弥补区域研究的缺陷，但因偏重解构后殖民研究与西方传统学术之联系，忽略了区域研究的实地调查传统，从而割裂了资本发展的跨国规律，零碎了全球整体性，形成一种新的“我们与他们”——即将前殖民地与西方世界对立的新二元论，因此重蹈了区域研究的片面性。直言之，后殖民研究失败于尽管试图改变区域研究，实际却沿袭了区域研究体制的封闭性，分裂了世界的整体性和现代化的必然性，因而与本意分道扬镳，最终仅成为英语系解读文学文本的研究方法。总之，后殖民研究过于理论抽象，忽视实地考察；而区域研究则拘泥于具体，缺乏理论升华；如欲在全球化语境中发展，应该重新发掘两者之间既对立又相似的潜在联系，以区域研究对理论之“渴望”，弥补后殖民研究之“无意识”。唯如此，两者方能相补互益，超越历史局限，成为研究全球化时代文化之学术。此外，作者在文中辛辣地嘲讽了“东方主义”思潮在美国的亚洲研究中所扮演的角色。如美国学者常娶日本女性为妻，以炫耀其精通日本文化并曾亲赴日本调查之实，好似出国旅游带回的纪念品。令人读来忍俊不禁。作者同时将右翼学者专事揭发左派著述“抄袭”的新闻，斥之为“污水管道学术”（sewer-based scholarship）；并尖锐地质问，为何遭披露的总是左派学者，而右派却能幸免？
第五：海外移民与日本的全球化——流散于世界各地的日裔
本章译自斯坦福大学教授别府春海（Harumi Befu）为《新世界、新生活：全球化与美洲及拉美日裔后代在日本的经历》一书所著第1章。作者以全球化为主体学术构架，将日本在世界范围内的人口流散、即跨国移民定为切入点，重新审视和解读日本近、现代发展史；论证独特，颇具新意。日本虽为单一民族国家，但近代以来受全球化影响，从自身利益出发，注重国际关系，追随和模仿西方经济与社会发展模式，视领土扩张和海外移民为发展关键。从明治维新元年（1868）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全球化的主要特点为大力拓展世界贸易。在此期间，历届日本政府均将海外移民作为减缓人口压力之国策，其移民主要前往南、北美诸国以及日本在亚洲的殖民地和占领区。日本政府甚至将移民作为一种军事辅助手段予以支持和鼓励，试图在其殖民地和占领区建立日本民族与社会文化基础。至二战结束，已有累计逾600万日本人移居日本境外。二战之后，自20世纪50年代延续至今，日本向海外移民再成重点，然背景和目标与早年大相径庭。当代日本海外移民大体可分六类：“战后移民”、“战争新娘”、“跨国婚姻”、“跨国公司外派人员及家属”、“海外服务社区”、“离弃日本的人”等。随着当代日本经济走向全球化，日本海外移民也许将在亚洲和太平洋各地乃至中东地区持续进行下去。
第六：地方、地区、领土
本章译自全球化理论研究权威哈维教授（David Harvey）新著《世界主义与自由的地理》一书第5章。作者首先提出全球化学术研究主题之一是如何理解“地方”（place）与空间、地域、地区等全球化语境下其他概念之差异。作为一个范畴性概念，由于受其庸常性及通俗解读之累，“地方”的真实含义常被淹没和忽视。“地方”及其若干同义词，常常被迫在我们的著述、思考和行为中扮演重要但却隐形的角色。鉴于“地方”在全球化理论构建中的重要性，拟有必要将深藏于这一司空见惯概念中的多姿多彩且扑朔迷离之含意加以精确限定。作者随之探讨了下列主题：人们对地方的归属感和在具体地点中流动的情感、社会生活及世界主义思绪之间有何关联？地理差异和人们的地域身份在全球一体化中扮演了何种角色？倘若把这些真实存在的地方归属感和特有情感注入对世界之规划或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中，对全球化进程会产生何种效果？与此同时，虽然“地方的力量”，即所谓的“自决权”对于社会政治行为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盲目笃信这种力量（权力）有其危险，因为“地方”和反世界主义力量均不足以抗衡新自由主义剥削本质及其通过全球化进行的掠夺性资本积累。然就影响而言，“地方”独特的作用仍不可忽视。相互独立及彼此不同的各个“地方”之存在，能促使人们互动，由此衍生出“地方”之间的共同性与结盟关系，形成挑战全球化霸权之基础。有鉴于此，“我们可以动员人民加入与全球化有关之政治行动，并促使这些行动既超越狭隘的本土性，又可顾及参与者的具体地方利益。”作者还探讨了全球化视野下真理的普世价值与地方性，认为“普世性的道德判断若无地方根基，便有可能沦为空洞与虚假”（引自本书译文，略有修订，下同）。这一颇具创见之论断，令人忆及哈佛大学费正清教授（John K. Fairbank）的名言：“人权也许具有普世价值，但在不同文化中，可以由不同体制来体现。”（“Human rights may be a universal aspiration，but in different cultures，they may be institutionalized in different forms.”）
第七：超越全球化/反全球化
本章译自英国全球化理论研究学者赫尔德（David Held）与麦格鲁（Anthony McGrew）所作《全球化/反全球化：超越危机》一书第8章，旨在从不同层面和视角对当今全球化各种理论，包括支持者、反对派及持折中观点者加以剖析和梳理。作者首先将当代全球化从学术角度细加构建与拆解，认为当代全球化研究可分为理论、历史、体制、结构四大领域，分别关注世界范围内全球社会变革背景及经济与政治体制之演变，以及如何构建、拆解和重塑全球化进程等重要议题，从而体现了全球化与反对者之间各种争论的复杂性、多元化及其不同的思想体系，乃至全球化的规范性与话语权等各领域之间的密切关联。作者随之将全球化理论研究分为四个独立体系和分析模式：变革全球主义（transformationalists）、批判全球主义（critical globalists）、国家主义（statists）和全球地方主义（glocalists），并以这些模式解构全球化理论。其结论为：当今全球化思潮及话语权面临着随民族主义情感、族裔排他性、原教旨主义运动及地缘政治之重新高涨而形成的新挑战。简言之，作者通过剖析当代全球化各种典型特征，认为全球化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内的运作，缩小了民族国家内、外以及地方与全球之间的界限；全球信息瞬间之流通，日益浓缩了时间与空间之差距，加速了领土、市场、身份和国家之间的互动，并导致上述各种关系之重构。其结果是全球化产生了一系列超越主权与疆界之后果，挑战了民族国家价值观和其社会组成及运转之有效性。就此而论，全球化对世界范围内政治权力之重新构造和运作及各种全球化社会的出现有着重大影响和作用。
第八：国际组织与全球化之形成
本章译自哈佛大学历史讲座教授入江昭（Akira Iriye）《全球社会：国际组织在当代世界构成中的作用》一书第6章。作者认为，当代全球化进程的重要标志之一在于非政府国际组织的迅速增长。它们独立于各国官方机构之外，其理论、议程及目标却与跨国公司这一全球化另一“孪生现象”大相径庭。后者热衷经济全球化，反对各国官方或非营利团体对商业活动的“过度”限制。与此不同，非政府国际组织却致力推动思想、文化和人员之间的跨国交流，介入传统上由各国政府所控制的领域；在人道援助、环境保护、反对核武以及跨国教育交流等全球事务中，扮演了一种“非本土角色”，并开始渐具影响，有时甚至能发挥举足轻重之作用。其成就有助人们突破囿于地缘政治的传统思维，不再视国际关系单纯为世界各国之间的角逐，促进新的、广泛的全球意识之产生，即：世界事务中存在着一种超越领土疆界的跨国主题，能够影响各国人民，形成评判国家行为的普世标准。由于其特有的全球立场，这些非政府国际组织的合作和交流，借助于信息科技与实时通讯，推动了“全球共同体”之产生。然而，这一全球共同体的出现并非意味着世界文明之同质化。全球化进程的一个主要矛盾之处是，“其影响所及并未导致文明同质化，相反却使人们更加了解全球范围内的文化多元性以及地方文化的广泛性”。但这种多元化与广泛性有别于保守派学者指责的“全球化等于世界碎片化”这一概念。在全球共同体内，多元文化与全球身份感可以共生共荣。由于非政府国际组织自身有着超越狭隘国家政治议程和民族利益之特点，成员具有志愿奉献精神，它们可以在弥补不同文化与民族的分歧方面发挥作用，形成推动全球化的新动力。或如作者所言，导致一种“文化国际主义”（Cultural Internationalism）新思潮之问世。
第九：经济、文化和全球化政治
本章译自全球化文学理论研究学者保罗·杰（Paul Jay）新著《文学研究中的跨国民族主义转向》一书第3章。作者开宗明义地指出，由于全球化首先是一种经济现象，因此应当重视全球化经济进程对文学创作和研究的影响，尤其是经济和文化思潮之间相依和互补体系。鉴于经济一体化和文化传播具有密切的共生性，全球化文学研究中，任何关于主体性、社会关系以及文化模式之建构，都必须关注经济不平等和阶级关系在文本中的再现，以及物质条件何以能够促成文化产生。如作者所云，“后殖民精英学者比那些在西方都市从事体力劳动的贫穷移民，更易受全球化及其可能形成的文化杂糅之影响。”如果忽略经济和物质条件如何促进甚至决定文化机遇及其发展极限，就难以从根本理解全球化语境中的文化流通及影响。作者并从跨国民族主义角度出发，紧扣“民族认同”这一主题，探究全球化背景下当代英语文学与世界政治、历史及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强调全球化不应被简单视为西方化或美国化。全球文化在世界各国之传播乃至被接受和挪用中，与地方文化之间存在着一种复杂、双向的动态关系。由于全球化进程使地方和全球之间的差异变得更加复杂，因此在研究全球化文学时，需要抵制“简单的普世主义观及二元叙事论”，觉察全球化权力的多向流动和协商，提防将“地方”怀旧地神秘化为抵制全球化的解药与场所。换言之，全球化冲击下的文化变迁理论必须足够包容、复杂与多层。唯如此，方能有助于理解地方如何被西方文化产品及模式所改变，而地方又是如何在借用西方观念转变自身之时，改造作为舶来之品的西方文化。作者以英语文学为例，指出当代英语文学完全是一种混合产物，建基于不同文化传统之间错综微妙的交流。所以应该抛弃那些浪漫、错误的观点，认为世上存在着一种纯正、本土、永恒且尚未受到长期而多元的文化交流与不懈变革历史所浸染的地方文化社区。结论是，当代全球化文学研究中的跨国民族主义思潮具有文化主义导向，反映了人文和社科领域类似的整体转向；但这一转向应建立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即文化模式并非单纯的美学客体，而是根植于商品经济在全球化进程的生产之中。
第十：灵活的公民身份：跨国民族性的文化逻辑
本章译自伯克莱加州大学王爱华教授（Aihwa Ong）的同名专著之导论。作者运用文化人类学理念和研究方法，系统探讨了当代全球化语境下公民身份的灵活性和流动性，创见性地提出并解读了“灵活公民身份”（flexible citizenship）这一学术概念的理论建构。作者首先将“灵活公民身份”界定为各种跨国民族文化要素之核心，起源于主体（个人）因“跨国资本的积累、流通和移位，对于变化中的政治、经济条件做出灵活反应和适时变化之文化逻辑”。通过对香港回归中国前后华人社会各阶层移民家庭、跨国政治和泛宗教与民族主义话语进行的人类学研究，作者构建了跨越疆界和民族国家的文化逻辑形成之背景，并由此解读了“跨国民族性”、“分级主权”等全球化理论范畴内的话语概念，提出个人、国家和地域权力争斗与隶属关系中的文化逻辑。尤为重要的是，作者细致考察了文化如何参与晚期（当今）资本主义时代的主体行动和意义，以及晚期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和民族国家等要素又是怎样改造和重塑文化自身，由此令人信服地将人类文化实践和逻辑与跨国资本、信息和人口流动同置于全球化研究的主流核心之中。
值得强调的是，作者认为受后冷战时代全球一体化影响，晚期资本主义与此前不同，不再受思想意识形态束缚，投资目的更倾向于逐利而为，因而得以超越疆土、社会体系或政治阵营之间的界限。作者将此称为“灵活资本主义”（flexible capitalism），视其为当代全球化重要特点之一。此外，身为出生于马来西亚的华裔，作者重新定位华人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主体作用，论证了“中华性”的涵义和范畴；并通过研究华人世界主义者对全球化参与之个案，解构华人精英阶层的跨国民族主义实践，从而颠覆了民族主义的族裔绝对性，为全球化语境下的跨民族文化研究提供了独特的新视野。
第十一：全球化的场所与空间：分析领域之延伸
本章作者萨森（Saskia Sassen）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讲座教授、全球化理论研究著名学者。本文首先界定了全球化这一概念在社科领域内的确切含意，并进而延伸和拓展全球化理论的研究空间。作者指出，长期以来被表证和体验的“国家”，当今已偏离其历史建构意义，而全球化也已打破旧有民族国家的封闭性。但因全球化的具体结构存在于、且部分致力于历史所形成并体系化的民族国家中，全球化并非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有着明显的全球体系和去国家作用，而是具备从跨国家到次国家、本土等多重等级和多样形式的全球化。鉴于全球化的本土范围在不断扩大，位于主权国家内的全球化进程或实体发展，颠覆了早期表达国家权利和政治经济标准之等级秩序，势将在各种要素之间产生多元和多层次的新协商，由此造成国家内部特定的、通常高度专业化的体系制度之去国家化。如国家受制于世界贸易组织（WTO）规约下的贸易和金融法规及政策，即为此例。换言之，鉴于全球化是多等级的，所以次国家层面（全球城市）的发展同样为全球化的重要场所。
作者将全球化的具体内容和体系分为两类不同动态体：一类包括明显的全球化体系和进程的建立，如世界贸易组织、全球金融市场、世界货币基金组织、国际仲裁与审判法庭等。这类动态系统的运作和组织形式，构成了全球化典型的阶梯等级，是一种垂直形式的自世界（上）而国家（中）至城市（下）形式的全球化。另一类发生在国家之间甚至次国家（全球城市）层面。其所以成为全球化的一部分，是因为它涉及若干跨国网络环路连接、代表了多个超越本土或“国家”的进程和行动者，如频繁来往于国家或全球城市之间的劳工、移民、非政府团体和个人、跨国公司、各种文化要素等，为一种水平形式、循环流通的全球化。
此外，作者还系统剖析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三大特征。其一是全球化的地理方位在经济运作的协调、服务和融资等领域存在着中心与边缘之差异。全球金融模式显示，其重心偏向于连接北美与欧盟的北大西洋体系。这一体系占有2/3世界股市及80%合并收购额。在外贸、资产和雇员占企业总份额比率最大的100家全球顶尖跨国公司中，美国和欧盟占2/3。同时，这两个区域的大多数重要企业在国外拥有超过一半以上的资产、销售额和劳动力。其二是由全球化经济的管理模式和技术标准而界定。全球化经济促进了标准的统一。由于美国和欧盟庞大的经济比重，使其能将自身的法律、财会、反垄断和其他管理标准强加于全球市场，这是一种西方，尤其是美、英模式的全球化。换言之，全球经济一体化中，起作用的并非仅为生产过程和产地不同，更重要的是功能有别，而占主导的是美、英法律和标准。由国际标准组织（ISO）印发的管理标准在全球商贸之通行，即为明证。与此相似，虽然国际贸易仲裁体系植根于欧洲大陆，尤其是法国和瑞士的法理传统，美、英法律在国际贸易仲裁中的主导地位却不断加强。在全球经济法规的制订中，不仅非西方国家，甚至欧盟，均已渐失话语权，成为美、英统领下的全球化。第三，全球化策略性布局，部分内嵌于次国家层面，即全球城市中。由于全球化环路流通和交叉，这些城市处在若干跨国区域关键结构中，并且不同结构通常均有不同的范围、实践和行动者。因此，一些全球城市之间的联系，如洛杉矶与墨西哥的城市、广州和香港之间，要比与各自国家内的其他城市更为密切。这些新出现的全球城市地缘格局之发展，开始成为多种全球化以及去国家化的新载体。国家内部的这些特定转变尚处于早期阶段，并非全面，但却具战略性，相应地论证了随全球化之发展，其特定的作用和能力将推动去国家化这一观点。
第十二：现代主义与反极权主义
本章译自哈佛大学讲座教授、族裔文学研究大师索罗斯（Werner Sollors）近著《族裔现代主义》一书第15章。作者首先剖析了现代派（主义）为何能自20世纪30年代起，渐领美国文艺创作之先，以及在文艺领域因“派”划“线”之荒诞。现代主义在美国“走红”，既有本土因素，即美国独有之社会基础和文化特色；也具全球背景，得益于全球范围内美国与极权政体意识形态之抗衡。以前者而言，现代主义之开放、抽象和包容，使得世界主义者、移民与少数族裔，尤其是黑人作家和艺术家能积极参与这一变革潮流，促进多元文化和都市意识在美国之传播，因而独领风骚；法兰克福学派和纽约都市文人因反对种族主义而结盟，对现代主义达成共识、联手推广，更使其风行至美国流行文化的方方面面。就后者而论，纳粹德国对现代主义的打击及对犹太作家、艺术家之迫害和苏俄对前卫艺术和爵士乐的排斥与批判，导致美国政府对现代主义从漠视转而成大力扶持，将其视为美国民主制度在全球文艺领域之重要表现形式。
作者进而探讨了为何政治立场水火不容的纳粹德国与苏俄均视现代主义为异端，个中缘由大相径庭。前者出于种族主义和对犹太人迫害之故。纳粹官方严禁现代主义的法令很大程度是出于种族仇恨。如诺尔德（Emil Nolde）的名画《混血儿》（The Mulatto）因其现代派风格和主题，惨遭打着维护“种族纯洁”旗号的纳粹分子查禁；而爵士音乐和现代派文学作品则被蔑之为“种族低等、病态和犹太布尔什维主义艺术”而被纳粹排斥和取缔。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奉行斯大林主义的苏俄，则因对社会现实主义之推崇和接踵而来的官方排他性审美宣传，视现代主义为“资产阶级的腐朽”而加以摒弃。然对于苏俄领袖来说，先锋文学和实验艺术等现代主义重要流派的最大麻烦也许并非在于其批判性，或“幼稚混乱的急进主义倾向”，而是因其难以被注入有用的宣传成分。当然，苏俄文艺大佬高尔基对现代主义之偏见也在作祟。例如，高尔基将现代派音乐斥之为“剥削阶级、粗俗、淫秽、肉欲和堕落的音乐”。在他笔下，爵士乐队演奏“如同猪呼哧呼哧的鼻息声、驴子的哀号、发情的巨蛙呱呱嚎叫，混杂成一片噪音。……令人情不自禁地想象着在挥舞着巨大生殖器的种马指挥下，一群好色的疯子在狂嚎。”
此外，作者揭示了德国和苏俄都曾风行过现代主义，而若干现代主义者也曾有过反犹情绪，并非民主斗士之事实，以及美国政府在冷战高潮中，如何因现代主义可成抵抗极权政体的“美国”艺术并能兼顾资本主义消费文化之需而大力赞助，将其塑造成具有抵抗法西斯和斯大林主义的美国文化民主招牌。由于冷战格局能使现代派艺术家和文人在意识形态对抗中发挥作用，美国官方甚至不惜将现代派作家著述翻译推销到海外。然而，美国现代派艺术家和文人这种深受官方支持的地位随着冷战结束，已一去不复返。作者由此尖锐地指出，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在全球范围内之对立，并非纯属艺术家个人和偶然行为。两种文艺流派并无实质对抗性，更多则是由于国家审美选择的政治化。换言之，现实主义和极权主义之相得益彰仅为权宜之计，并非两者间有着必然内在的姻亲关联；而反极权主义的现代派“传奇”似乎忽略甚至掩饰了其曾出现过向新现实主义转向之趋势和对社会现实的关顾。作者出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成长于冷战中的西柏林，任教于美国哈佛大学，特有的个人经历和跨国背景使其能够摆脱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二元对立思维与流派之争，展示出文艺领域因“派”划“线”之误，以及文学艺术一旦被纳入官方轨道和意识形态斗争之苦果。文章观点犀利，确为大家手笔。笔者当年就读于哈佛时，曾选修其文学理论研讨课，对先生论述之精辟，至今记忆犹新。
第十三：全球化与文化分析
本章为英国全球化文化研究学者汤林森（John Tomlinson）所著。作者首先道明并精辟地剖析了“全球化”这一流行术语在界定当今文化研究、描绘并理解文化现象时呈现的四大缺憾。第一，“它用词夸张，流露出一种笼统化、取代一切的倾向”。其次，“它所概括的现象，尽管范围广阔，严格说来却并非是全球性的”。第三，它似乎“散布或加强以西方为主导的话语权”。最后，它已沦为“自我成功之牺牲品——现在人人都在高谈全球化，这使得全球化在成为畅销话语之时，很快变为过时的口头禅”。其后果是，如今批评家们在探讨全球化意义时，更加热衷于批判全球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但作者却因此而另辟蹊径，将全球化定义为世界范围内“复杂的连结”，导致国与国之间形成一种“快速发展、持续密集、相互联系和依存的网络体系”，并以一种新的视角——文化分析的“厚描”方法来审视全球化的文化维度、全球化与本土化之关系、解域在全球化过程中的力量、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政治、现代性与身份认同体系及全球文化语境下的普世观和特殊性。他认为全球化确实已成制造和传播文化身份最重要的力量，而非像人们所设想的那样化解了文化认同感，并由此讥讽了那种悲天悯人式的文化怀旧之情。在以奥翟（Marc Auge）为代表的一些全球化研究学者眼中，“节奏缓慢的法国外省小城镇”是有着足够的、相互作用的场所之典型：“那些地方在教堂的台阶上、市政厅前、咖啡馆柜台、甚至在面包店的走廊里随意的几句交谈，马上可以令人忘却孤独。”当今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使这样的文化场地所剩无几，因而令人伤感。但作者却指出，全球化变革之本质其实更加微妙。“例如，超市、购物中心、机场、加油站、影城、银行大厅等这些安装了自动取款机的‘无特定性场所’”，乍看之下显示着一种“抽象、无人情味甚至异化，但这些地点同时却也不可避免地引发、或者膺服于自身文化的相互作用。超市收款台不仅是交易地点，而且也是闲聊、幽默、观察、玩笑和争论的场所。如果旅行路线相交叉，熟人们也会约定在候机厅共度难捱的等待时光。”简言之，全球化就其实质与进程而言，是一件比人们所设想的更加复杂且模棱两可之事，全球化文化研究不应低估本土文化蕴含的自适性和抵抗性资源。鉴于全球化对世界各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产生了深刻影响，文学作为时代生活的审美表现，理应责无旁贷地对当代全球化进程做出反应。
第十四：文化中国：边缘成为中心
本章译自哈佛大学讲座教授、海外“新儒家”学说主要代表杜维明（Tu Weiming）为《生命之树：当代华人身份的转化》一书所著导言，旨在反思“中华性”（Chineseness）和探索华人身份变化之含意。作者首先根据中国大陆与台湾、香港、新加坡等“边缘”华人区域之间的辩证关系，创见性提出“文化中国”三分法，并进而剖析了三者在全球化影响下的现状和发展趋势。作者认为，文化中国大致可分为三个连续互动的“象征世界”。首先是由中国大陆（中心）、台湾、香港和新加坡等以华人文化和族裔为绝对主体之社会组成的第一象征世界；其次是由遍及全球各地的流散华人和华裔社区组成的第二象征世界；第三象征世界则分布于世界各国，尤其是由美国和日本从事中国研究的非华裔学者、教师、记者、商人、作家等形成。这一群体虽无华人血统，但因专业或兴趣缘故，试图从思想、文化、社会、经济等各方面理解中国，并在其各自语言社区内解读自己关于中国的研究理念。现实中，“边缘”（第二、第三以及第一象征世界里的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似乎难以从根本改变“中心”。但由于后冷战时期全球化之影响，“中心”已发生巨大变化，因而“边缘”在重塑未来文化中国的知识话语权和构建文化中国的活力等领域内，作用将会逐渐增强。此外，作者结合历史、地理、经济、政治等文化要素，深刻解构了“中华性”与现代性、全球化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他从华夏历史想象着手，回顾了华人身份认同形成及发展的思想和文化渊源，尤其是20世纪以来，世界急剧变化中的华人身份定位之变迁；并通过考证当代全球化浪潮下，中国与东亚邻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状况，剖析了儒家文明与西方现代性之间的关系。作者将传统文明的定位，放置于全球化与现代性的进程中，推敲文化想象与政治意识形态背后复杂的社会历史因缘，从而界定并拓展了民族性与地理研究的学术空间。
笔者以上“导言”旨在阐析、梳理全书各章主要思路，尤其是对构思独特、论点新颖之处，以书评格式，作一简明准确之扼要解读，希望能有助于读者审视全球化框架下的文化传统、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和审美趣味之变迁，从现代性、主体性和地方性三个层次，辩证把握当今全球化时代西方主流学术思潮之各种重要倾向以及跨国民族主义理论内涵，更好地理解本书意义。当然笔者所作评论，纯属一家之言，偏颇或失误之处，相信读者会自行研判。至于全球化研究的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无须笔者赘言。时至今日，随着全球化之发展，中国早已与世界密切相连。中国繁荣离不开世界，世界进步有赖于中国。这一真理已成人类共识。
值得一提的是，本书各章作者均为西方当代全球化与跨国民族主义研究名家，其中不乏笔者的师长或挚友。此外，鉴于全球化研究跨专业、多学科之特点，本书所选各章尽量涵盖移民、经济、文学、历史、人类学、城市化等领域，并兼顾各家之言：作者既包括全球化研究前辈先驱学者和主流大师，也有近年来在西方学术界异军突起、崭露头角，长于剑走偏锋的后起之秀，以博采众家之长；且作者有着不同文化、民族背景，包括美国和来自欧、亚的学者及华裔。最后，笔者自觉尚有必要对本书中文翻译具体事项，在此略作交代。
前人曾云，译事三难：信、达、雅。学术理论翻译更非易事。笔者早年在国内从事著述和翻译时，对此就颇有体会。此番修改本书各章译文，再次深有感触。英文原著中若干全球化术语，究竟应如何翻译，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并无定论。如“transnationalism”一词，国内大多译为“跨国主义”，但笔者自认应译为“跨国民族主义”，因其源出于“nationalism”（民族主义）；而“transnationalism”之本意，代表超越官方（国家）掌控的一种民间跨国思潮和行为。其他如“field study”、“China experts”等词，前者国内常译为“田野调查”；然“田野”二字在此，有违英文本意。但据说源于当年首先翻译此词者，常在农村参加“田野活动”之故。此说是否属实，无须考证。唯笔者相信时至今日，应做改动，译为“现场调查”或“实地考证”更加准确。至于后者，国内通称“中国问题专家”，但译为“中国事务专家”更妥。笔者自信为细心人，审编全书译稿时，曾与各章译者反复磋商，仔细修改，然仍觉译文尚有若干不尽如人意之处。至于错误及遗漏，恐怕更是在所难免。虽为此颇觉汗颜，但因条件有限，且耗时已久，无奈只有付印。在此唯有恭请国内学术界同仁及读者见谅。
本书立项于2011年夏。笔者时为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全球化研究系主任和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长江学者讲座教授，与南大外国语学院合作举办了“21世纪全球化研究的前景与视角”国际学术会议，随后即开始筹划此书。至于本书最终得以出版，当首推南大——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何成洲教授的鼎力相助。成洲兄不但与我共同研订编辑方案，遴选各章译者及审校部分译稿，更予以出版经费支持。若无成洲兄全力合作，本书实难问世。南京大学诸多同仁，尤其是王守仁、周宪、王明生、朱刚、杨金才等教授，均对本书出版热心相助，笔者在此深表谢意。对本书问世作出贡献的除上述同仁及各章译者外，尚有周思远、洪妍、郭艳娟、王小涛和芮雪等。尤值一提的是南京大学出版社施敏博士。对于笔者若干近乎苛求之修改与编写细节，施敏博士作为本书责任编辑，始终全力支持，笔者特在此致谢。
本书版权在此附带说明：第一、二、三、五、七、九和十四章为英文原著作者无偿相赠，其余各章为与原出版社洽商购获。笔者任教之美国西方学院（Occidental College）布朗人文基金赞助了部分版权税，笔者在此一并致谢。
尹晓煌
二〇一四年三月三日晨三时
三稿于洛杉矶“难得糊涂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