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俄国道路
在李大钊进入北京大学的前一年，陈独秀应蔡元培的邀请，带着他的《新青年》杂志，到北京大学担任了文科学长。其后不久，已在北大任教或相继应聘进入北大的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胡适、周作人和在教育部工作的鲁迅等，先后参加了《新青年》的编辑工作。以陈独秀为中心，在北京大学形成了一个领导新文化运动的《新青年》同人团体。
1918年1月，也就是李大钊正式接任北大图书馆主任前后，他在陈独秀召集的《新青年》编辑会议上和这些人见了面。
鲁迅后来记下了他初次见到李大钊时的印象：总之，（李大钊）给我的印象是很好的：诚实，谦和，不多说话。《新青年》的同人中，虽然也很有喜欢明争暗斗、扶植自己势力的人，但他一直到后来，绝对的不是。”
《新青年》同人中每个人的经历、思想并不一致，但他们在中国文化应当更新这一点上有着共识。他们认为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是历代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皇权统治而造就的，它不仅不适应民国以来的政治变革的需要，反而成为社会进步、国家富强的绊脚石。
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时就清楚地表达了这一观念。
他指出：西方文明的特点是以战争、个人、法治和实利为本位，东方文明是以安息、家族、感情、虚文为本位。因此，西方人勇于斗争，中国人宽于忍让；西方人“举一切伦理、道德、政治、法律、社会之所向往、国家之所祈求，拥护个人之自由权利与幸福”，中国人尊家长、重阶级、尊元首、教忠孝，“损坏个人独立自尊之人格”，“窒碍个人意思之自由”，“剥夺个人法律上平等之权利”，“养成依赖性”，破坏个人的能力，造成社会中“种种卑劣不法惨酷衰微之象”；西方人各守自己的权利，不相侵犯，“以小人始，以君子终”，中国人表面上一团和气，内心中彼此愤恨忌妒，“以君子始，以小人终”。总之，“西方文明远在中国之上”，“无论政治学术道德文章，西洋的法子和中国的法子，绝对是两样”，中国若要进步，“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的新法子”。
陈独秀的上述观点实际上点明了当时人们在民族文化问题的思考中意识到的东西方文化孰优孰劣，如何对待近代以来中西文化冲突，以及未来中国文化向何处发展的问题。他把东西文化对立起来，要求以西方文化取代中国文化的态度，代表了追求新文化的人们中最为激进的一部分人的主张。
陈独秀的主张是一些持保守思想的人们所不能赞同的。在戊戌维新后不久就曾创办个人杂志，宣传西方科学，民国建立后担任由国内最大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发行的《东方杂志》主编的杜亚泉，从对比中西文明的角度，提出了“静的文明和动的文明”的概念。
在他看来，东西两种文明只有性质的差别，而无程度的差别。世界大战已经暴露了西洋文明的“破绽”，中国文明“正足以救西洋文明之弊，济西洋文明之穷”。不过就整体而言，东西方两种文明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
中国人的正确态度应当是采取调和的办法，一边“统整”中国固有文明，使其有系统的得以明确，有错误的得以修正。同时，“尽力输入西洋学说”，使其融和于中国传统文明，用中国文明之绳索，“一以贯之”。这既是救济中国之道，也是救济世界之道。
陈独秀和杜亚泉对于东西文明的论断也引起了李大钊的兴趣。尤其是杜亚泉的“静的文明”和“动的文明”说更得到了他的认同。然而，他对两种文明异同的看法，尤其是对中国人应对两种文明采取的态度的看法上却与杜亚泉大异其趣，并且与陈独秀亦有差异。
杜亚泉认为：文明的不同缘自社会的不同，社会的不同是因为社会由来之历史不同，而社会历史则分为民族和国家的形成演化史和社会所处的人文地理环境。
李大钊则把东西方文明不同的原因完全归结为自然地理环境。
他采用了大抵由西方和日本学者提出的以伊朗高原划分“南道文明”和“北道文明”即东西方两种文明的说法，解释道：南道文明即东方文明处于日照充足，自然条件较好的环境，故其文明表现为与自然和解，与同类和解；北道文明即西方文明处于日照时间短，自然条件差的环境，故其文明表现为与自然斗争，与同类斗争。由此，东方文明呈自然、安息、消极、依赖、苟安、因袭、保守、直觉、空想、艺术、精神、灵、向天、自然支配人间的特征；西方文明呈人为、战争、积极、独立、突进、创造、进步、理智、体验、科学、物质、肉、立地、人间征服自然的特征。东方民族由于自然条件好，故多为从事农业为生的定居生活；西方民族由于自然条件差，多迁徙生活，从事工商业者多。定居生活，家族繁衍，家族主义盛行，又因女子多于男子，而行一夫多妻制，从而成男尊女卑之习；迁徙生活，家族简单，个人主义盛行，男子多于女子，故行一夫一妻制，成尊重妇女之德。由此连带产生饮食、衣着、行旅、文化、日常生活习惯、思想、哲学、宗教、伦理、政治、法律诸多方面的不同。
李大钊的这些分析远比陈独秀、杜亚泉来得细致、全面。
和陈独秀抬高西方文明而贬低东方文明不同，李大钊提出：
东西文明，互有长短，不宜妄为轩轾于其间。
以余言之，宇宙大化之进行，全赖有二种之世界观，鼓驭而前，即静的与动的、保守与进步是也。东洋文明与西洋文明，实为世界进步之二大机轴，正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
陈独秀显然是采取“两分法”，而认为东西两种文明适成对立，取其一必废其一。李大钊则采取了“三分法”，认为：“东方文明既衰颓于静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于物质之下，为救世界之危机，非有第三新文明之崛起”。这“第三之文明”就是他在《甲寅》日刊初期即提出的“灵肉一致之文明，理想之文明，向上之文明”。
李大钊的第三种文明之说是他的调和论在文化观上的运用，在意境上与杜亚泉的文化调和说相近。然而杜亚泉的调和办法是在保持静的文明的基础上，以西方的科学手段来发展中国的经济；以西方人的“力行”精神来实现中国的传统道德。
对于杜亚泉来说，东方的基本生活态度和东方的道德价值观念都不要改变，只是用西方的物质文明手段来补充东方在相应方面的不足，而使中国人的生活在宁静和谐中加进富有。
李大钊则认为：从内容来看，中国文明之长仅仅在于它有一种对于生活的“沉静与安泰”的精神追求，从而给沉溺于“机械的生活”、“重视人生于无限争夺之域”的西方人对人生目的思考以启发。而这一点应当是西方人觉醒起来去考虑的事情。对于中国人自己来说，应该是去认识中国文明的种种缺点：厌世的人生观，惰性，不尊重个性，“阶级的精神”，轻视妇女，缺乏同情心，重视神权，“专制主义盛行”等等。
从情势来看，中国静的文明，精神的生活与西方动的文明，物质的生活相比较，实处于“屈败之势”。西方动的物质的生活已经渗入中国人的生活之中，并给中国人带来便利，但是以静的态度和观念实行动的生活、物质的生活，不免矛盾百出，“结果必蹈于自杀”。中国人应取的态度是“将从来之静止的观念、怠惰的态度，根本扫荡”，以与西方动的世界观相接近，与物质的生活相适应。
这样，李大钊同杜亚泉一样讲东西文明调和，而在实际追求新文明的道路选择上却得出了和陈独秀相近的结论。
对文明的二分观察法和两种文明只有对立而不应调和的观点，使陈独秀在中西文化对比中断然采取抛弃中国传统文化，完全接受西方文化的态度，尽管他的这种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矫枉过正，而且仅就他本人的思想来说，既不可能，实际上也没有做到“全盘西化”，就更不要说整个民族文化了。
而对文明的三分法和第三种文明应当在前两种文明调和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观点，则使李大钊在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都需要改造的意识中把目光进一步投向了俄国。
李大钊接受了美国政治学者和外交官芮恩施的观点，认为俄罗斯文明足以在东西文明之间担当起媒介之任。
他认为，就地理位置而言，俄国位于欧亚接壤之处，故其文明兼有东西两种文明的特质。综合起来看，亚洲人长于宗教，其政治为神权政治；欧洲人长于政治，其发展演变的结果，创造了近代自由民主国家。俄国国民既有接近亚洲人的尊奉神权和独裁君主的思想，也有接近欧洲人的向往人民权利的思想，从而，人道、自由观念“深中乎人心”。
但是，十月革命前的俄国人的生活只是“半为东洋的，半为西洋的”，还没有达到调和融会的境地。而经过十月革命的风云，俄国人冲破了神与专制君主的势力范围，“以人道、自由为基础，将统制一切之权力，全收于民众之手”，迷信的专制的束缚解除了，俄国人因此将能够创造出“兼东西文明特质、欧亚民族天才”的新文明，这将是“世界的新文明”，即是东方民族和西方民族都应当仿效的文明。
这种认识正是李大钊比陈独秀，以及中国其他知识分子都更早地和更为热情地宣传俄国十月革命，并由此转向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原因之一。
还是在李大钊离开南京北上的当天，上海《民国日报》刊出了俄国爆发大革命的消息。8个月后，李大钊发表了欢呼这场革命的文章《法俄革命之比较观》。这是一篇为俄国十月革命辩护的文章。
由于俄国十月革命中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推翻了二月革命后建立的联合政府，成立了工兵农代表苏维埃共和国，并且通过向德国妥协的方式，签订割地100万平方公里，赔款60亿马克的“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退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从而遭到了英法美日等协约国家的武装干涉。俄国内部前沙俄政府武装和反苏维埃势力也乘机在许多地区发动叛乱。这使新生的苏维埃共和国陷入严重的危机。对此，一些关注俄国形势的中国知识分子产生怀疑和担忧。
针对这种情况，李大钊指出：
新文明之创造，新生命之诞生，其机运每肇基于艰难恐怖之中，征之历史，往往而是。方其艰难缔造之初，流俗惊焉，视此根本之颠覆，乃为非常之祸变，抑知人群演进之途辙，其最大之成功，固皆在最大牺牲、最大痛苦之后。
他认为：正如当年人们为法国革命深抱悲观，后因法国人民由革命而得自由幸福而显得多余，今天人们也大可不必为俄国革命悲观。
至于有人说当年法国革命追求自由比今天俄国革命追求面包目的高尚，且法国革命时爱国主义精神可以维系全国之人心，今日俄国人并无法国人那样的爱国心，因而其成功与否足令人怀疑，这是没有懂得法国革命与俄国革命有时代的和性质上的重大差别。
于是，他提出了一个为后来很多进步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接受的重要观点：
法兰西之革命是十八世纪末期之革命，是立于国家主义上之革命，是政治的革命而兼含社会的革命之意味者也。俄罗斯之革命是二十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之采色者也。
法国革命与爱国主义相依，俄国革命与人道主义并存；法国革命处于国家主义发达时代，其爱国精神“恒为战争之泉源”；俄国革命处于人道主义、世界主义萌发的时代，其“爱人的精神”“足为和平之曙光”。
李大钊对于俄国革命中新政权能否控制局面，还不能做出肯定的判断。因为当时仅仅控制全俄四分之一土地的苏维埃政权1918年9月才正式组成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11月才成立以列宁为首的领导全国军事、政治、经济的工农国防委员会；俄国国内以高尔察克和邓尼金为首的两股最大的叛乱武装直到1919年末才被彻底击溃。
李大钊发表上述见解时，通过日文、英文资料所能得到的对苏维埃政府有利的消息不会很多。他的信心主要的是建立在对俄罗斯文明尚未得到充分发展，从而有着“向上发展之余力”，以及作为亚欧间文明国家，俄罗斯文明兼具东西方文明特征，必将担负调和两种文明重任的信念。
李大钊是怀着对中国民族重新崛起的期望来认识俄罗斯文明的价值的。他在谈及东西文明问题时，虽然认识到一种文明发展到顶点之后，便会衰落而不再复起，在世界文明史上还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两次跃上世界文明的顶峰，但他希望中国做到这一点。
他的这种心态被后来的研究者说成是有着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并将其同李大钊强调俄国革命的国际主义作相反的对照。
实际上，李大钊的《东西文明之根本异点》和《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几乎在同时写作发表。
李大钊表现出的民族主义同他意识到的国际主义并不矛盾，正如传统儒家思想把“治国”和“平天下”看作是一件事情，他也把中国文明的再生和世界文明的更新看作是一件事情：中国文明的再生就是中国人抛弃东方的静止的因循的文明，而接受西方的动的创造的文明而调和造就一种新的灵肉一致的文明；世界文明的更新就是中国文明的更新加上西方文明的更新。
西方文明的更新就是西方人反省、抛弃其对物的过分追求和对精神的忽视，接受东方文明中有价值的部分，亦形成灵肉一致的文明。这种新的世界文明的内容和特征就是自由与人道，就是放弃侵略、奴役、强权、压迫的国际主义、世界主义。在李大钊看来，俄国革命正是要创造这样一种文明。
创造这样一种文明正是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的共同愿望。因此，法国革命引起的近代民主国家建立后，纷纷打着国家主义旗号彼此竞争并侵略弱小民族国家的时代已经走到尽头，俄国革命开创的以人道主义为旗帜，寻求人类和平、平等的时代已经萌生。且不说代表“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之显兆”的俄国革命自有其适应世界潮流和人类历史气运为其成功的有利条件，仅仅从这一事件显示给人们的自由、人道的新时代潮流来看，也已足可帮助中国人辨识出前进的方向。
中国人“惟有翘首以迎其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倾耳以迎其建于自由、人道上之新俄罗斯之消息”，而考虑怎么样做才能适应这个世界的新潮流，根本用不着抱丝毫的悲观
欢呼庶民的胜利
1918年11月11日，持续4年之久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英、法、美、意、日等组成的协约国一方打败德国、奥匈帝国、保加利亚、土耳其等组成的同盟国一方而告结束。
这件事也在中国引起很大反响，原因是中国政府于1917年8月提出的对德奥宣战案终于在战争结束前6天经新任总统徐世昌提交国会众、参两院获得通过。中国虽未出一兵一卒，毕竟也跻身于战胜国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