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表明中国劳工阶级还没有真正觉醒。《大英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史》的结尾落到中国人民的民族革命运动，指出太平天国是中国近代民族革命运动的“第一次”，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是这个革命的继续。号召全国青年奋起“参加现在之国民革命运动，使之早日实现”，以完成孙中山的遗愿。
第三，按照他所理解的“历史”概念，把过去的历史、现在的社会和社会的未来连结起来加以研究，他的《俄罗斯革命之过去、现在及将来》一文作了这种研究的尝试。
关于俄国革命的“过去”，他记述了从1825年尼古拉一世时期到1917年苏维埃建立90余年间的几大运动：十二月党人的改革运动、1861年的农奴制改革、1881年无政府党人刺杀亚历山大二世、1905年革命和1917年十月革命。
他一方面把这些事件看做俄国革命的整个过程，另一方面注意到俄国历次革命全与战争有关系：“经过一次战争，便发生一次危机”，也就起来一次革命。
关于“现在”，他除简要指出十月革命后俄国正在进行“大破坏”、“大建设”外，较多地写了俄国的国情：土地广大，民族混杂，农民占80%~85%等等。
这两方面的情况在同期发表的《俄罗斯革命的过去及现在》一文中补充了很多内容。
关于“未来”，他分析了俄国革命政府面临的国外资本主义势力和同样受到国外势力支持的国内旧沙俄势力的妨害，指出，这些干涉“全归失败”。布尔什维克党领导革命虽然屡经艰难困苦，他们的力量毕竟是一天比一天更强大。将来的胜利发展是不言而喻的。
他再次指出：
此次俄国革命，足以表示全世界人类共同的精神。他底办法，虽然不能认为终极的理想境界，但他是革命的组织，是改造必经的阶段，自由的花是经过革命的血染，才能发生的。
李大钊的历史研究无论在选题或是在研究方法上都大大地突出了历史为现实服务的价值。
这种研究倾向即使在注重史学功能的传统史学研究中也是不多见的，但和30年前应改革现实的需要去重新解释历史的康有为的历史研究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不过，在研究历史这一点上，李大钊与康有为则有着明显不同。这不同不仅表现在他们俩一个是带有许多传统色彩的资产阶级维新改革家，另一个是具有现代思想和科学世界观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而且还在于李大钊在史学理论方面形成了前人所没有的系统认识。
他的认识很大程度来源于包括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内的西方新史学思潮的影响，在中国同一时期出现的新史学思潮中处在领先的地位。这一认识分别体现在他发表的若干有关史学理论的文章中，并集中反映于他1924年5月作为商务印书馆的《百科小丛书》第51种出版的《史学要论》一书中。
《史学要论》分六个部分，系统地论述了历史、历史学、历史学的系统、史学与科学、史学与其他相关科学，以及史学对于人生的影响和意义等内容，是当时一部重要的史学理论方面的著作。
什么是历史？这个问题以前似乎很少有人问起过。李大钊认为，历史
是人类生活的行程，是人类生活的联续，是人类生活的变迁，是人类生活的传演，是有生命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进步的东西，是发展的东西，是周流变动的东西；他不是些陈编，不是些故纸，不是僵石，不是枯骨，不是死的东西，不是印成呆板的东西。我们所研究的，应该是活的历史，不是死的历史；活的历史，只能在人的生活里去得，不能在故纸堆里去寻。
这里，他第一次提出了“活历史”与“死历史”的区别。
在他看来，活的历史即真的历史，也就是那些实际存在的历史，李大钊将其称作“人类的生活并为其产物的文化”。
他强调这种生活和文化“是进步的，发展的，常常变动的”。所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历史就是社会的变革”。这样的历史是些“进展的行动的东西”，是“永远生动无已”的。
“死历史”是指那些典籍记载的“历史”，它们是“印版的，定规的”，是可以“任意始终于一定的范围内”的。
不过，既然实际存在的历史是活的，生动的，变动不已的，那么，记载的历史也应是“生动的，进步的，与时俱变的”，这便提出了历史要不断重做的问题。
李大钊认为，历史研究的真谛不在于记录过去发生的事，而在对历史事实进行“解喻”。他说：
只有充分的纪录，不算历史的真实；必有充分的解喻，才算历史的真实。
确切地说，“历史的真实”，含有二重意义：
一是说曾经遭遇过的事的纪录是正确的，一是说关于曾经遭遇的事的解喻是正确的。
因为“实在的事实，虽是一趟过去，不可复返的。但是吾人对于那个事实的解喻，是生动无已的；随时变迁的”。这种“生动无已”、“随时变迁”的事实才是“历史的事实”。又因为“解喻是活的”，可以不断进步的，所以历史的事实，亦是活的”，不断进步的。
这样说来，“历史的真实，亦只是暂时的，要时时定的，要时时变的；不是一成不变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一个历史事实，能有他的完满的历史；即没有一个历史事实，不要不断的改作。
这不是因为缺乏充分的历史材料，与特殊的天才；乃是因为历史的事实本身，便是一个新史产生者。一时代有一时代比较进步的历史观，一时代有一时代比较进步的知识；史观与知识不断的进步，人们对于历史事实的解喻自然要不断的变动。”
李大钊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
历史不是只纪过去事实的纪录，亦不是只纪过去的政治事实的纪录。历史是亘过去、现在、未来的整个的全人类生活。
确定了历史的概念之后，李大钊进一步解释历史学的概念。他认为：
史学的主要目的，本在专取历史的事实而整理之，记述之；嗣又更进一步，而为一般关于史的事实的之理论的研究，于已有的记述历史以外，建立历史的一般理论。
这种历史的一般理论，就是“历史学”，这是“今日的历史学”。
在李大钊看来，历史学的要义有三：第一，考察人类社会发达进化的状态，即人类社会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第二，在已发生的事件中寻究证据，证明人类生活事实“发展进化的真相”；第三，在微观史实考证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把人类生活事实“看作一个整个的，互为因果，互有连锁的东西”加以考察，“于全般的历史事实的中间，寻求一个普遍的理法，以明事实与事实间的相互的影响与感应。”
在解释历史学概念的同时，李大钊阐述了自己对历史学是否一门科学的问题的意见。
史学与科学的关系问题是20年代初史学界所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因为它是中国新史学建设中所面临的一个必须解答的重要问题。
针对一些人对史学是一门科学所持的怀疑态度，李大钊明确地指出：“史学之当为一种科学，在今日已无疑义，不过其发达尚在幼稚罢了。”
他认为：各种学问的发展，大抵都是“先注意个个特殊事实而确定之，记述之；渐进而注意到事实的相互关系，就个个情形理解之，说明之；再进而于理解说明个个事实以外，又从而概括之，推论之，构成一般关于其研究的系统的理论”。史学发展的过程也是如此。
目前中国的史学尚处在幼稚时期，“刚刚达到就各个事实而为解释说明的地步”，这不足以说明史学不能成为科学，因为，与其他门类的科学相比，史学的不足是程度上的，不是性质上的。它只说明史学的发展，“尚未达到与其他科学相等的地步，不能说史学的性质及观察点，与其他科学根本相异。”
他确认史学是一门科学，“历史科学”的概念是可以成立的。
关于历史学的系统，他认为：历史学在最广义的范围内，“可大别为二大部分：一是记述的历史；一是历史理论”。
记述的历史，又可分为个人史（即传记），氏族史，社团史，国民史，民族史，人类史六大部分。历史理论，复可分为个人经历论（即比较传记学），氏族经历论，社团经历论，国民经历论，民族经历论，人类经历论六大部分。历史理论是狭义的历史学。
在这里，李大钊特别强调历史不仅仅是社会的传记，“个人的生活，氏族的生活，种种社会集团的生活，民族的生活，乃至全人类的生活，都应该包括在历史的范围内”。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特殊的社会现象，史家可以自定其范围进行历史的研究。如，政治史，法律史，道德史，伦理史，宗教史，经济史，文学史，哲学史，美术史等等。
李大钊认为，记述历史与历史理论考察的方法不同，所研究的对象却是一样的。二者本有相辅相助的密切关系。“历史理论的系统如能成立，则就个个情形均能据一定的理法以为解释与说明，必能供给记述历史以不可缺的知识，使记述历史愈能成为科学的记述；反之，记述历史的研究果能愈益精确，必能供给历史理论以确实的基础，可以依据的材料，历史理论亦必因之而能愈有进步。二者共进，同臻于健全发达的地步，史学系统才能说是完成。”
李大钊指出：历史理论不等同于历史研究法。历史研究法是告诉人应依照何种次序去做史学研究，是史学的辅助学问。历史理论却不是一种辅助与预备的学问，而是构成广义的史学的最重要的部分。
任何学科都有与之相关的学科和学问。
李大钊认为，与史学有较近关系的学问大概有六类：第一类，言语学，文学；第二类，哲学，心理学，论理学，伦理学，美学，教育学，宗教学；第三类，政治学，经济学，法律学，社会学，统计学；第四类，人类学，人种学，土俗学，考古学，金石学，古书学，古文学书（古文书学？）；第五类，关于自然现象的诸种科学，及其应用诸科学（包含医学工学等）；第六类，地理学。其中与史学关系最为密切的学问是文学、哲学和社会学。他指出：
古者文史相通，一言历史，即联想到班马的文章，这是因为文史的发源，都源古代的神话与传说的原故。这些神话与传记的记载，即是古代的文学，亦是古代的历史；故文史不分。
因此，他认为在就史实进行科学的研究时，“与其要诗人狂热的情感，毋宁要科学家冷静的头脑”，而在记述历史时，则以历史文学家执笔最为合适。这样编成的历史，一方面是历史的文学，一方面是历史科学的资料。
他认为：史学是研究人生及其产物的文化的学问，哲学也是研究人生根本问题的学问。这使二者不能不有所接触。
史学与哲学在学问上的接触，集中在哲学史和历史哲学两方面。哲学史看起来是哲学的学科，其实亦在史学的范围内。而历史哲学是由总体的视角观察历史事实，依哲学的考察，对人生及为其产物的文化做根本的说明和深透的解释。
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历史哲学是哲学的一部分。历史哲学研究的问题当比在历史学上研究的问题更普遍，更渊深，更根本。
他进而从史学与哲学两个不同的立脚点详细论述了二者的关系，指出，以史学为主考察，史学对于哲学的关系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哲学为史学的研究对象；二是“哲学实为可以指导史的研究决定其一般倾向的历史观的一个主要的渊源”；三是“历史理论为寻得究竟的假设，与一般原理的阐明，不能不求助于历史哲学，有时尚不能不求助于一般哲学”；四是“史学研究法与一般论理学（含有认识论及一般方法论）或智识哲学有相关涉的地方”。以哲学为出发点考察，哲学对于史学的关系表现在六个方面：一、哲学系统中应列入历史事实；二、人生哲学、历史哲学尤须以史学研究的结果为基础；三、哲学可由历史的研究得来某种观察和思考的方法；四、要了解某一国或某一时代哲学与其国或其时代的社会情况一般人文的形态有密切关系，需要有一般的历史知识；五、为了解哲学家的学说或其人物的经历，则需要史学上的传记研究法；六、哲学史是历史研究的一种。
在李大钊看来，社会学和历史学一样，都以社会作为研究对象。
历史学是把人类社会的生活纵起来研究的学问，社会学是把人类社会的生活横起来研究的学问。
二者有相资相倚的关系。
最后，李大钊论及了史学的功能问题。
他指出：“凡是一种学问，或是一种知识，必于人生有用，才是真的学问，真的知识；否则不能说他是学问，或是知识。”他特别强调历史学对于人生态度上的影响，认为：“历史学是研究人类生活及其产物的文化的学问，自然要与人生有密切的关系；史学既能成为一种学问，一种知识，自然亦要于人生有用才是。”
在他看来，历史学对于人生的影响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史学能够陶炼人们的科学态度。科学的态度“一为尊疑，一为重据”，这二者都是史学家“宝贵的信条”。凡遇一种材料都要先怀疑，在找出确实的证据之后，才能置信。所以研究历史可以培养人的求真的科学态度。
第二，史学的研究可以加深人们对过去的了解，从而促进他们的合理的生活，给人一种脚踏实地的人生观。
第三，现代史学可以给人们一种“乐天努进”的人生观。“这种历史观，导引人们在历史中发见了我们的世界，发见了我们的自己，使我们自觉我们自己的权威，知道过去的历史，就是我们这样的人人共同造出来的，现在乃至将来的历史，亦还是如此”。
现代史学对人生的这些影响和作用，也正是李大钊作《史学要论》的主要原因。他说：
吾信历史中有我们的人生，有我们的世界，有我们自己，吾故以此小册为历史学作宣传，煽扬吾人对于历史学研究的兴趣，亦便是煽扬吾人向历史中寻找人生寻找世界寻找自己的兴趣。
《史学要论》可以说是李大钊系统论述历史学的一部著作，也是中国学者较早论述历史学理论的著作。书中对一些问题的论述代表了当时史学界所能达到的水平，为中国历史学理论的建设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同时也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开辟了道路。
正因如此，李大钊虽然没有把全副精力放到历史学的研究方面，他在当时史学界仍享有盛名，影响和促使许多爱好史学的青年走上研究历史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