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底逻辑教科书常提及一个怪论，在古希腊时即已有者。一个某甲地方底人说：“凡某甲地方底人所说底话，都是假底。”如果这一个某甲地方底人所说底这一命题是真底，这一命题即必须是假底，因为这一命题亦是一某甲地方底人所说底话。所以如果它是真底，则某甲地方底人所说底话，至少有这一句是真底。如果至少有这一句是真底，则“凡某甲地方底人所说底话都是假底”之命题，即是假底。从另一方面说，如果此命题是真底，则此命题即是假底。因为此命题亦是一个某甲地方底人所说底话，如果“凡某甲地方底人所说底话都是假底”是真底，则此命题既亦是一个某甲地方底人所说者，当然亦是假底。如此说，则此命题必须是假底，方能是真底，它若是真底，它即是假底。
有人以类似底辩论，批评实用论者及辩证唯物论者之真理论。实用论者说真理是相对底。有一部分批评者说：说“真理是相对底”这一个命题，应亦是真理，此真理是不是相对底？如此真理不是相对底，是绝对底，则至少有此一个真理不是相对底。如至少有此一个真理是相对底，则即不能说“真理是相对底”。如此一个真理亦是相对底，则此真理即有不是真理之可能，而“真理是相对底”之命题即可有不真之时，如“真理是相对底”可有不真之时，则真理即不必是相对底。
辩证唯物论者说，人的见解，是随着他的经济环境变底。人在什么经济环境之中，即有什么见解。有一部分批评者说“人的见解是随着人的经济环境变底”，亦是人的一见解，此见解是不是亦是随人的经济环境变底？人之所以有此见解，是不是亦是因为人在某种经济环境之中？如果不是，则至少此见解是不随着人的经济环境变底，如果至少此见解是不随着人的经济环境变底，则即不能说“人的见解是随着人的经济环境变底”。如果此见解亦是随着人的经济环境变者，亦是人在某种经济环境中而始有者，则人有此见解时所处之经济环境如变，人如不在此某种经济环境中，则此见解亦应随之而变。在另一种经济环境中，人或即不说“人的见解是随着人的经济环境变底”。如此说，则“人的见解是随着人的经济环境变底”，并不是最后底真理，如辩证唯物论者所相信者。
这些辩论都是怪论，其所以是怪者，因为这些辩论，都不“明层次”。某甲地方底人所说底话，是在一个层次中；对于某甲地方底人所说底话之批评，是在另一个层次中，可以说是在一个较高底层次中。一个命题所说，只及于它所说者，而不及于它自身。在上述辩论中，“某甲地方底人所说底话”并不包括“说‘某甲地方底人所说底话’之话”，虽此话亦是一某甲地方底人所说者。此某甲地方底人说此话时，他只说及他此话之所说者，而未说及此话。此话之所说者，是所有某甲地方底人所说之话，而不是此话。对于上述有一部分人对于实用论者及辩证唯物论者之批评，亦可如此批评之。
这种“明层次”底看法，往深处讲，是一套逻辑底理论，往浅处说，其实亦是我们平日所常用之看法。我们常看见有许多我们的同胞说，中国人如何如何。如有一约会，只有一人按时间到。此人于不耐烦时，常说“中国人不守时间”。按一方面说，此人既亦是中国人，他既守时间，则至少有一中国人是守时间底，既至少有一中国人是守时间底，即不能说“中国人不守时间”。但此人说此话时，他是暂时把他自己除外，把他自己放在一个较高底层次中。希特勒常说，他是日耳曼人的最高裁判者。凡中国人说中国人如何如何者，都是暂时以中国人的最高裁判者自居。裁判者当然不裁判其自己。
我们并不想对于逻辑中之层次论，有什么论列。所以上面说了许多关于逻辑底问题者，无非是想以此作引子。我们所想说之主要底意思是，不但逻辑中有层次论，即道德学中亦应有层次论。不但于讲逻辑时须讲层次，即于讲道德时，亦须讲层次。在中国哲学史中，因为讲道德学者之不明层次，引起了许多不必要底纠纷。在中国近来底历史中，因为讲道德者之不明层次，以致中国在许多方面，吃了许多不必要底亏。这是我们于本篇所要说明者。
先从中国哲学史说起。在中国哲学史中，道家有一套反对道德之言论。照道家的说法，人若作小不道德底事，其所作之事，固是不道德底；但人若作大不道德底事，则其所作以达此目的之事，即此事中之事，必须是道德底。人非作道德底事，不能达到大不道德底目的，不道德底事中之事，却是道德底。《庄子·肤箧》说：“跖之徒问于跖曰：‘盗亦有道乎？’跖曰：‘何适而无道耶？夫妄意室中之藏，圣也；人先，勇也；出后，义也；知可否，智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备而能成大盗者，未之有也。’”跖确须有仁、有义、有智、有勇，方能为“土匪头儿”。他确须行仁义等道德底事，方能率其徒众，以行盗劫之不道德底事。他行此等道德底事，是真行，并不是专假借其名，如侵略国从事侵略，而尚说是“自卫”。金圣叹说《水浒传》中底宋江是假仁假义。然无论他是否假仁假义，但他对于他的“众弟兄”之行为，不能不说是仁是义。从盗跖及宋江的行为看起来，我们似乎确可以说，人若作大不道德底事，则其所作以达此目的之事，即此事中之事，必须是道德底，而且非是道德底不可。若盗跖、宋江不行道德底事，则即坐不了其团体中的头把交椅。人必须作道德的事，方能达到大不道德底目的，此亦是一怪论。此怪论颇有似于上所说之怪论：一命题必须是假底，它方能是真底。
照上所说，道德底事，可以是不道德底，可以有不道德底道德。道家于此，即作一结论说：“由是观之，善人不得圣人之道不立；跖不得圣人之道不行。”所谓圣人之道，即是道德。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所以“圣人之道”害天下多而利天下少。所以他们主张“绝仁弃义”。所以他们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
有一时，有一班人，以为科学底发明，可以使盗贼有新工具，可以使战争有新工具，因之盗贼更加难防，战争更加残酷。此一班人遂作结论，以为须绝科学、废发明，然后可无盗贼、免战争。此等见解，与上述道家的见解，同是“开倒车底”。但科学及其发明，本是无所谓道德底或不道德底，所以如用之以达不道德底目的，不见得有什么奇怪。而道德底事本是道德底，而却可用之以达大不道德底目的，而且必须用之，方能达到大不道德底目的，此似乎是奇怪底，所以此说成为怪论。
此怪论之所以是怪底，亦由于不“明层次”。所谓一事之是道德底与否，皆是站在行此事者所属于之团体之观点说。我们说宋江对于他的“众弟兄”之行为是道德底，是站在梁山泊之团体之观点说。我们说宋江之“打家劫舍”是不道德底，是站在当时底国家之观点说。当时底国家，即梁山泊之团体所属于之团体也。盗跖所领导之团体中之人，如有入先、出后等行为，站在其团体之观点说，是道德底；但其团体所作之盗贼底行为，则站在其所属于之团体，即当时底国家之观点说，则是不道德底。一团体与其所属于之团体，不是在一层次之内。一团体，对于其所属之团体说，是在一较高底层次中；对于其所属于之团体说，是在一较低底层次中。对于一团体之较高层次中，如尚无团体之组织，即是说，一团体如不属于任何团体，则此团体之行为，无论其是如何底行为，皆无所谓道德底或不道德底。
例如国之行为，持国之主权高于一切之说者，即不承认国之行为可以是不道德底。因为持此说者，不承认在国之上，可有层次较高底团体组织也。有人以为人在未有社会组织以前，有所谓“天然状态”者。人在此状态中，可以随意行为，其行为无论是如何，皆无是道德底或不道德底可说。此天然状态虽实际上未必有，但若照持国家主权高于一切之说者所说，则就国之层次说，国是在天然状态之中。在此状态之中，一国之疆土权益，全凭其力维持。它能维持许久，它的疆土权益即有许久是它的。它一日不能维持，它的疆土权益，即立刻不是它的。它固可与别底国缔结所谓不侵犯条约、仲裁条约、互助公约等，但这些条约，随时可以撕毁。若一国撕毁了条约，与它立约底国家，如力不够，除了干瞪两眼之外，没有别底办法可想。
在清末，达尔文、赫胥黎的“天演论”，初传到中国来，一般人都以为这是一个“公例”，所谓“天演公例”。所谓“天演竞争，优胜劣败”，“弱肉强食”，成为一般人的口头禅，一般人的标语。他们对于所谓天演论，虽不见得有很深底了解，但凭这些标语，他们知道，一个国如果想在世界上站得住，非有力不可。他们知道，中国在经济方面，必须要富；在军备方面，必须要强。富强都是力，有力方不为“弱肉”，有力方不为强所食。他们并不说强侵弱、众暴寡，是不道德底行为，他们知道这是所谓天演。在所谓天演中，“有强权，无公理”。弱者被强者所食，照当时一般人所知之“天演公例”说，虽不必说是应该，但确可以说是活该。
所谓“天演公例”，是就事物之天然状态说者。就人说，所谓文明，本是人对于其所在之天然状态之改变。如果事实上有在天然状态中之人，则此种人是野蛮底。清末人本以为西洋人是野蛮底，其所以能蛮横者，纯靠其有蛮力。对于有蛮力者之蛮横，亦只可以蛮力应付之。所谓“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是也。所以清末人之知注重力，一部分是由于受当时人所知之天演论之影响，一部分是由于清末人看不起西洋人之所致。
民初人对于西洋，所知较多。他们知道西洋人并不是野蛮人。他们说：西洋人并不是专讲强权，不讲公理者。他们说：西洋人是讲平等、自由、博爱者。他们说：清末人只知西洋的物质文明，而不知其精神文明。有人并且说，达尔文的物竞论，现在已为苦鲁巴金的互助论所推翻了。照苦鲁巴金的说法，一种生物之能存在，并不是由于它们能竞争，而是由于它们能互助。在这个时候，上次世界大战，刚才结束。威尔逊的十四原则，虽未能见诸实行，而却为世人所赞赏。国际联盟已成立了，大部分底国家都签字在什么公约上，承认以后永不以武力为政治的工具了。这些事情，以及提倡所谓西洋精神文明者之言论，都使当时人，至少当时底中国人，有一种幻觉，以为以后世界上底秩序之维持，要靠法而不靠力。于是民初一般人，以为清末之富国强兵论是浅陋，是不彻底。他们不讲富强之策，只讲西洋底“精神文明”，讲纯粹科学、哲学、文学。清末人尚知注重国防，民初人则以为我们的国的完整，有什么条约可以维持。直到“九一八”的前夕，还有一位要人说，日本人如抢了我们的东北，我们固然是没有力量抵抗，但我们可以叫我们的邻居来帮助，他们是主张公道、主持正义底。我们可以说，清末人很有斗争精神，但民初人大半为一班和平论者所麻醉，清末人的斗争精神，差不多完全失去了。
上次欧洲大战以后，世界上是有一部分底人，知道欲求世界的永久底和平，必须改变国与国之间的天然状态，必须于国之层次之上另有一个较高层次底社会组织，以使国的行为亦为道德所制裁，法律所统治。所谓国际联盟本来即是这一类底组织。这种见解，本来是不错底，这种办法，本来是进步底。不过这种见解与办法，实际上只是一种空气。世界上有这种空气，不能不说是世界的进步，但空气毕竟只是空气。
世界上这一种空气，本来是使民初在中国底和平论所以抬头重要底原因之一，不过其另一重要底原因，是民初人之谈西洋文化者之不明层次。这班人高谈西洋人之“精神文明”，于不知不觉间，即以为，至少使人觉其以为，西洋人既有如此高底“精神文明”，其行为决不是不讲理、不讲法，而只讲力底。西洋人是主张自由、平等、博爱底，他们有底是侠义底精神、有底是同情心，路见不平，一定是拔刀相助底。还常有人特意以中国人之无同情心，与西洋人之富于同情心，作为对比。这一班高谈西洋“精神文明”底人，不觉得，至少他们没说出，这些话至多只有一部分是不错底。西洋人或者讲自由、平等、博爱，或者有侠义精神，或者富于同情心。但西洋底国，则决不是如此底。这并不是说西洋底人不讲逻辑，西洋底国特别不讲道德。实则是国对于国之关系，尚在所谓天然状态之中。国对于国之关系，既尚在所谓天然状态之中，则国对于国之行为，除了自私自利之外，没有别底目的。在社会底组织中，方有道德可说，在有道德可说底地方，自私自利是最大底罪恶。但在天然状态中，既没有社会底组织，是没有道德可说底。在没有道德可说底地方，自私自利是人之行为之唯一底目标。人对于人之关系，是在一层次中；国对于国之关系，是在另一层次中。对于一层次可说者，对于另一层次未必可说。如果一个英国人对于一个美国人赖了一块钱的账，我们说他的行为是不道德底，他亦觉得他的行为是可耻底。但英国对于美国赖了几十万万的账，我们不说它的行为是不道德底，它亦不觉得它的行为是可耻底。这即因为这些行为不是在一个层次中底，对于一层次可说者，对于另一层次未必可说。
一个家或一个人若受了抢劫，其邻居被发缨冠而救，是道德底行为，是义侠底行为。但这些行为是在有道德可说底地方始有。若在无道德可说底地方，这些行为是不会有，亦不必有底。凡是以个人的，或家的行为，比拟国的行为，就自古以至现在底国与国底情形说，都是不合适底。其不合适，即因为这些行为不是在同一层次之内。墨子所常用以“非攻”底理论，都可以说是不合适底。墨子所常用以“非攻”底理论是：一个人偷别人的东西，对吗？当然是不对底。一个人抢别人的东西，对吗？当然是更不对底。一家偷别家的东西，对吗？当然是不对底。一家抢别家的东西，对吗？当然是更不对底。如此说来，一国偷别国的东西，或抢别国的东西，当然亦是不对或更不对底了。这种论证，都是不合适底。我们说一个人或一个家的行为不对，是站在较人或家高一层次之社会组织上说底。但若说一国的行为不对，则必须站在较国高一层次之社会组织上说，而此组织是现在尚没有底，或虽有而是有名无实底。我们于上文说，凡是以个人的，或家的行为，比拟国的行为，就自古以至现在底国与国间底情形说，都是不合适底。我们说就自古以至现在国与国间底情形说，即是说自古以至现在，尚没有比国更高一层次底社会组织，或虽有而有名无实。我们并不说，世界上不应该有这种组织，在将来亦永没有这种组织。我们相信，世界上应该有这种组织，而且将来亦一定有这种组织。不过在这种组织尚没有底时候，或虽名有而实无有底时候，我们若持如上所述之辩论，在逻辑上说，是不合适底。我们若相信所谓道德底制裁，能对国的行为有多大效力，在行为方面，是要吃大亏底。
墨子虽持如上所述之辩论，但在行为方面，他却似乎并不相信他这种辩论能有多大效力。所以他虽非攻而却善守。他知道彼如以力来，我亦非以力拒不可。专说攻者是不道德底，是“空言无补”底。
民初以来，一般人对于这些道理不能说是完全不知，但可以说是没有很清楚底观念。有一班人似乎完全相信，我们的领土底、行政底完整，有条约及国际公法、国际舆论可以维持。他们似乎完全相信，别底国家决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来侵略我们。说一个国家决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即是一种错误底见解，因为专就韪不韪说，即是从道德方面说，而在所谓天然状态之中，国的行为是不能从道德方面说底。
我们承认所谓天然状态是野蛮底状态，我们亦承认在国之上需有，而且应有一种更高层次底社会组织，使国与国之关系，亦能脱离所谓天然状态。我们亦承认，现在世界上一部分人已有此种觉悟，而上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政治的趋势，亦于一个短底时期中，有照着这个方向走底模样。我们承认世界政治，如照着这个方向走，是进步底，如不照这个方向走，是退步底。不过我们需要注意，虽在一个短时期内，世界政治的趋势，有照着这个方向走底模样，然亦不过趋势而已，不过模样而已。即此趋势，即此模样，亦只于上次战后一个短时期内有之。我们可以说，世界上国对于国底关系，自古及今，始终是在所谓天然状态之中。我们可以说：“这是野蛮。”这话是可以说底。但不能因此即说，世界上底人亦均是野蛮人，人与人的关系，亦是在所谓天然状态之中。因国与国之关系是野蛮底，所以人亦是野蛮底，这是清末人的错误底推论。这种错误，可以说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因人与人之关系，已经是文明底，所以国与国之关系，亦已经是文明底，这是民初人的错误底推论。这种错误，可以说是“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他们所以有这些错误，都由于他们不“明层次”。
不过照清末人的错误错下去，中国还不至于吃亏。因为不管别国是否专靠力，我们先把自己的力充实起来，所谓先立于不败之地。而照民初人的错误错下去，中国要吃大亏，现在正在吃着这个大亏。
在现在底世界中，人是文明底，而国是野蛮底。野蛮底国却是文明底人所组织者。我们若“明层次”，则知此话，并无矛盾，亦非怪论。人与人应该互助，一国内之人，对其同国之人固应互助，即对异国之人，亦应互助。但国与国则不互助而斗争，其有互助者，乃因互助于其自己有利而行之，并非以互助为一种道德而行之。在人与人之关系中，“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是不应该底，但在国与国之关系中，这却是一个最稳当底办法。
还有一点，可附带说者，共产党人讲阶级斗争，有些人以为共产党人既讲斗争，则其党中之人，必皆红胡子、绿眼睛、杀人不眨眼者。这种见解亦是错误底，其错误亦由于不“明层次”。共产党所说者乃“阶级”斗争，并不是人与人斗争。我们不能从其主张“阶级”斗争，而推其亦主张人与人斗争。
各阶级虽是不同底阶级，但是俱在一社会中者，所以各阶级之行为，可以有是道德底或是不道德底可说。我们常听见资本家从道德方面，说无产阶级不好；无产阶级从道德方面，说资本家不对。无论他们所说是错或不错，但这些话是可说底。这是阶级与阶级间之关系与国与国间之关系之不同底地方。
有人以为，现在国与国间之斗争，完全是因为现在世界是在资本主义底经济制度之下之故。一国的资本家为赚钱而生产。他想赚钱，他即不得不大量生产、大量推销。如此他即不得不争取殖民地、争取资源。殖民地是资本家所用原料的来源，亦即是资本家所出货物的销场。资本家取殖民地的原料，制成货物，再销于殖民地，在这中间资本家即赚了钱。他赚钱即是殖民地受剥削。资本家既争取殖民地，所以此国与彼国的资本家之间即有了冲突。此国与彼国的政权，都在资本家手里，所以此国与彼国的资本家若有了冲突，此国与彼国亦即有了冲突。有冲突，即有斗争。所以国际之有斗争，乃资本家之罪恶。若果全世界上皆经过一种社会革命，将资本主义底经济制度推翻，在新底社会制度中，生产是为大众公用，而不是为私人赚钱，则夺市场夺资源之斗争，自然停止，而国与国间亦自然没有斗争了。
此说我们不能不承认其有理由，但亦不能不说它把事情看得太简单。就过去说，国与国间底斗争，或民族与民族间底斗争，是向来即有底，而资本主义底经济制度，只有近来始有。就将来说，假使有一国或民族，已行了社会主义，其中固然是已没有资本家专为他个人自己赚钱打算，但此国或民族仍可以其自己为本位剥削别底民族，以为他自己整个底国或民族的利益，此即所谓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即是以此主义为号召者。德国仅是以此主义为号召，实是“挂羊头，卖狗肉”，它国内并没有行社会主义。我们可以说，德国并没有行此主义。但专就此主义说，在理论上此主义并无不通之处。
苏联虽以真正底社会主义相号召，而其所行者却似即是国家社会主义。我们说它“似”即是，因为苏联尚没有剥削别底民族的行为。我们说似即“是”，因为它的行为，亦是以保全它自己的利益为目标。它行了社会主义，但同时它的行为是以国为本位底。所以我们说，它所行者，似乎“是”国家社会主义。我们并不以为苏联于此有什么不对底地方。在大家都以国为本位，“无法无天”底世界中，一国若不以保全其自己的利益为目标，没有别人替它保全它的利益。
有人说：苏联是赤色底帝国主义。这是不对底，因为苏联尚没有剥削别底民族的行为。但赤色帝国主义的名词，并不含有矛盾。一个在国内行社会主义底国或民族，对外行侵略以为其全国或全民族的利益，理论上及实际上均并无不可。如希腊人在本民族内所行之政治社会制度，是很民治主义底、社会主义底，而对于别底民族，却可直以之为奴隶。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且有一套理论，以说明其应该。这即是一个前例。
总之，在国之上尚没有一个较高层次底社会组织之时，无论哪个国或民族，都须以其自己为本位，“竞争生存”。不然，它是一定不能存在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