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营规模、经营范围的扩大，晋商为了集中资本和改善经营管理，从独资经营，到贷金制、朋伙制，再到后来逐渐演变为股份制。在乾隆、嘉庆年间，晋商的股份制经营方式逐渐成熟。晋商的股份制，当时称为股俸制，有正本、副本之分和银股、身股之别。所谓正本，即股东的合约投资，每股几千两到数两白银不等，按股分红，但不计股息；副本又称护本，有两种：一是财东除正本外存放于字号内的资本；另一种是东家、经理及顶身股的伙计在结账期，把其所得的红利中的一部分存于号内，不分红，只得利息，这种股份又称作“统事”或“获本”。在副本中，财东的存款占了很大比例，甚至“统事”就是财东的特殊存款。陈其田在《山西票庄考略》中说：“一家票庄，不止一个统事。大德通有三个统事，从前的日升昌的统事有二百万两之多。”银股是财东出资并按一定的单位额度分配股利的股份合作形式，银股越多则分红越多。身股又称顶生意，即不出资本而以人力获得一定数量的股份，按份额可参加分红。劳动力作为资本而顶股是晋商的一大创造。新职工入号大约经过三个账期，即12～15年，只要工作勤奋，没有过失，就可以“顶生意”，即顶股。顶股办法一般由大掌柜向财东推荐，经财东认可，即可将其名字录入“万金账”，叫做“人身股”。商号主要职工的人身股股份的多少由财东根据职工任职时间、能力、贡献决定。银股和身股的区别，即是俗称的“出资者为银股，出力者为身股”。
一般来说，银股、身股每股的数额不一。如百川通票号的原始资本为16万两，分成10股，每股为1.6万两；宝丰隆票号资本为26万两，分成13个银股，每股为2万两。投资者所出资本数不足一股时，按厘计算，十厘为一股。对于身股，一般经理可顶一股，伙友最初不过二厘，以后每遇账期可增一二厘，增至一股为止。此外银股可以继承，即所有者可以享有永久利益，但同时要对字号负无限责任。在字号增加或减少股东时，银股数目会发生相应变化，而身股只参加分红，不承担赔偿责任，但一般不能继承。顶身股者死后，各商号一般给以一定优惠，即在一定时间内照旧参加分红，称“故身股”，一般经理故后可享受8年，一般伙友则根据所顶股份多少，享受年限从2～5年不等。一个商号中银股和身股的相对份额也不是不变的，如大德通票号在1889年（光绪十五年）时，资本股和身股共二十九分七厘，其中乔在中堂等资本股二十分，马培德等23名职工人身股为九分七厘，到了1908年时，资本股和人身股共计四十三分九厘五毫，其中资本股仍为二十股，而人身达到二十三分九厘五毫，已超过了资本股，顶股职工增加到57人。
在晋商普遍实行的名为东伙制的股份制中，持有股份的投资者即东家往往多达数人、数十人。一个商号的资本是否雄厚，与东家的数量和投资额是成正比的。平遥的蔚泰厚票号在1879年（光绪五年）时，以足银5 000两为银股一俸，总资本达11.8万两，而蔚盛长票号入股2万两，再加上侯氏家族的个人投资，就占总资本的2/3.如果没有大的股东，那么商号就只有依靠吸收众多的中小投资者的股份来充实自身的资本。从太谷志成信票号1873年（同治十二年）的合约来看，共计股东21家，名下本银3.4万两，按每2 000两作为银股一俸，共计银股17俸，其中投入1 000两的有11家，投入2 000两的有8家，投入3 000和4 000两的各有1家。俗话说，聚沙成塔，正是广泛吸收各股东投资，志成信票号才得以开业。
除了正股、副股外，为防止因市场风险、信用风险而发生亏赔倒账，损及资本的现象发生，晋商设计了一种预提“护本”的办法，即在账期分红时，不能只顾分红，不管未来有无风险，需从红利中预提一定数额，建立风险基金，专款专储，一旦发生损失以其作为补偿，这种提款叫护本，也叫“撇除疲账”或“预提倒账”。此外，为扩大企业资本金，还有“倍股”、“厚成”等资本来源；所谓“倍股”是在账期分红时，按股东份额比例，提留一部分红利，充做扩大经营的资金来源；所谓“厚成”是在年终结算时，将应收账款、现存商品以及其他资产，予以折扣，从而使企业的实际资产超过账面资产。还有一种也是旨在扩充资本金的“公座厚利”制度，与倍股不同的是，它是在职工身股和财东银股未分配之前就提取一部分利润。此外，山西票号在经营中重视人才，为了笼络人才，为使经理职员能殚心竭力地经营，就普遍采取了分红制度，甚至是大比例分红。陈其田在《山西票庄考略》中认为，“清代票庄如此发达，分红制度是个很重要的因素”。大德通票号1908年时获利达74.3545万两，每股分红达1.7万两，每股倍本2 000两，占分红的1/8，公存有1 000两；到了1925年时，大德通票号每股分红仍达8 000两之多。
基于以上的资本金管理，就形成了晋商在票号经营中特有的资产负债管理方法。与同一时期的钱庄相比，就资本金而言，钱庄的资本很少超过60 000两，有的只有30 000两，拥有巨额资本的钱庄为数很少。而票号则拥有数十万甚至是上百万的资本金。如侯氏四联号的蔚丰厚、蔚泰厚、新泰厚、蔚盛长四家在1879年时的资本金就达524 260两之多。
评析
股份制作为一种先进的企业制度，可以迅速地实现资本集中，即将生产经营所需资本划分为若干股份，由出资人认股，出资人可以根据自己的资金实力认购一股或若干股。这样，较大的投资额化整为零，使更多的人有能力投资，大大加快了投资速度，也分散了个人独资的投资风险。一般认为，山西商人与几乎同一时代的意大利商人在商业经营中都采用股份制，但与意大利商人的股份制是为分散远洋航海贸易的风险不同，山西商人更多的是为了扩大生产规模和充实资本金。
晋商在资本管理中，还创造性地发明了“公座厚利”、“预提护本”等制度，以增加商号的流动资金和风险基金，避免分光吃光的短期行为。但是我们也发现在票号获利剧增、资本总额扩充很快的情况下，与大比例的分红相比，“倍股”还是少多了。在票号利润多用来分红的情况下，若出现经营危机，靠数量有限的“倍股”、“护本”是难以应付的。所以正确处理企业利润分红与资本积累的比例关系，对于企业的长远发展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案例撰稿人陶宏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