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认为我们上面的提醒是多余的，因为我们进入中医迎头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中医与解剖学的问题，你要拿出背叛自己的勇气，才能登上我们祖先曾经到达过的高峰。
医学是研究人体生命的科学，而要研究人体生命现象，就离不开解剖学。心脏在什么位置，肝脏起什么作用，肺叶又有什么功能，食物是如何消化的，甚至大小便是如何出来的，这一切都需要通过解剖学来得到。一般的规律是：解剖学越发达，对人体生命的认识就越准确，所建立的医学也就越高明，它达到分子的水平的时候，自然就会出现基因医学。因此即使在今天，我们也离不开尸体解剖，各医学院都有解剖课，修不够学分是不能毕业的。
中国古代有高度发达的医学，那就是中医学，但我们是否也有相配套的解剖学呢？这个问题经常困扰着研究者。
从社会生产方式而言，中国应该有丰富的解剖学。大约在公元前7000年左右（这只是一个约数，实际的时间可能更长），开天辟地的伏羲氏终老归西了，但他与女娲创造出来称为人的小动物却欣欣向荣，东一伙，西一伙，聚成无数个小团体，大者有几百人，小者也有十几个人。他们成天漫无目的地在高原上游荡，在茂密的草丛中寻找着可以食用的东西，有些是植物的根、茎、果实，还有可以捕到的所有动物。
其中一个部落的小头领特别聪明，发明了许多好用的工具，如犁头和犁柄，带着他的小团伙开始了农业生产。由于农业生产的产量比较稳定，不太受自然气候的影响，所以这个小部落开始人丁旺盛，由小渐大，他也从小头领变成了大统帅，此人就是大名鼎鼎的神农氏。
实际上，农业与养殖业一直是分不开的，早在原始农业出现之前，在漫长的半游牧生活中，中国人已经开始养殖业，驯化了一批家畜。原始农业产生之后，养殖业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有养殖业就有屠宰，人们从不断地屠宰和分割动物当中，早已对动物的内脏结构了如指掌，炒肝尖总要知道肝在什么部位，否则会将熘肚片当成肝尖来炒。
也许有人会说：宰杀动物与解剖人是两回事。其实不然，在远古时代，杀人与杀动物根本没有两样，这就是为什么在古代中国，落后的游牧民族经常入侵先进的中原地区，因为在这些民族看来，杀人与捕猎一只鹿、一只狼、一头野驴没有什么不同，所以在冷兵器时代，游牧民族的战斗力才会如此之高，往往打败许多所谓的先进民族。
实际上，世界许多民族的历史中都曾有过猎头的习俗，即将战俘的头颅砍下当战利品，甚至他们猎杀任何外部落的人作为口粮。上一个世纪，一位玻利维亚的老酋长曾介绍说：白种人烤熟之后，就像是成熟的香蕉，味道十分好。但斐济人却常抱怨白种人的肉太咸太粗糙。看来猎头习俗渊源流长。德国学者利普斯在《事物的起源》中曾描述过上个世纪印第安人的猎头习俗：
“这种习俗在以人头为战利品的希给罗——印第安人中，得到高度发展。只有杀死一个敌人并曾以矛染过敌人血的战士，才有制备这样战利品的特权。牺牲者的头发是细心分开的，从前额到颅切开，把头皮全部剥离头骨，仅留下眼睛和舌头，然后将其柔软部分用植物纤维缝在一起，嘴唇用竹片固定地连接起来。把这‘皮袋’放在水中加热，在达到沸点前取出。这时它们收缩为大约原大的三分之一……把热沙从颈部开口倒入，填满后的头又以热石使之铁化。”
中国人在远古的时候同样有过猎头习俗。考古挖掘证实，在邯郸涧沟龙山文化一处房基址发现过四颗人头，有砍伤痕迹与剥皮痕迹，显系砍死后又经剥皮，其作用是为了祭祀。
甲骨文中的“囟”字就当头颅讲，一般是指战俘的头颅，如“……用危方囟于妣庚”（《类纂》明续669），意思是说：用危方（商代一个部族名）敌人的头颅来祭祀老母；“羌方囟其用，王受又”（《类纂》甲506），意思是：用羌方（商代一部族名）人的头颅来祭祀。
西周金文中也有大量关于战争中猎获敌首的记载，例如出土的《多友鼎》记载：“凡（以）公车折首二百又□又五人，执讯廿又三人，孚戎车百乘一十又七乘……”文中“执讯”乃捕获敌人俘虏之意，“折首”者，斩首也，砍头也。
当然，古代祭祀并不是将头颅当作唯一的祭品，随祭祀内容不同，人的五脏都可以作为祭品的。甲骨文也有类似的记载，如“羌百……”（《类纂》续2?29?3），的意思是肢解，“羌”指羌方的战俘。一次肢解上百人，真是残忍之极。但在肢解的过程中，古人对人体生命构造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直到中国封建社会时期，周边一些落后的少数民族尚有此习俗，《魏书?獠》记载说：“獠者，盖南蛮之别种……其俗畏鬼神，尤尚淫祠。所杀之人，美须髯者必剥其面皮，笼之于竹，及燥，号之曰‘鬼’，鼓舞祀之，以求福利。”
杀俘虏以祭祀的历史现象，持续了近千年，在这样漫长的历史中，即使不是有意去积累，人体解剖的知识也相当丰富。甲骨文的心字说明，中国人不但知道心的确切形状，而且知道心与血液循环有关，甚至知道有几条血管出入心脏，故有“心有七窍”、“心有四支”之说。
很可能中国古代的解剖学成就要远胜于今天，《灵柩?经脉》曰：“夫八尺之士，其死可解剖而视之。脏之坚脆，腑之大小，谷之多少，脉之长短，气之多少，十二经络多血少气，皆有大数。”当代的解剖学有一些就无法证明，比如关于“气”的问题，我们不知道“气”究竟是什么，可是在这则记载中，当时的人却不但知道“气”是什么，更知道“气”有多少。经络我们也无法证实，但文中却明确记载，经过解剖可以知道经络的长短，真是不可思议。可见中国的解剖学十分发达，但它的解剖方法、手段肯定与今天不同，它能解剖到我们今天无法证实的东西，而且这些东西可以量化，即“皆有大数”。
不但如此，中医古代的外科手术也相当发达。相传黄帝手下有一名医，叫俞跗，此人能依据五脏腧穴，割裂皮肤，解开肌肉，将人体的经脉调理顺畅（不知道他是怎么看见经络的），他还能打开颅骨治疗里面的疾病，甚至可以培炼病人的精气。至于疏理膈膜，冲洗五脏六腑，更是小菜一碟。
还有一位名医叫伯高，更是一位解剖学专家，他曾仔细测量过人体各部位骨骼标准尺度，并以此计算经脉的长短。最有意思的是，他还向黄帝详细讲述了人体各消化器官的大小、长短、部位和容量，他提出的消化道与食管长度的比例数同现代解剖学得出的结论基本相等。
人类社会的文明发展有它自己的脉络，新知识总是在旧知识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看看物理学的发展吧，我们从平面几何，发展到立体几何、解析几何，从牛顿的经典力学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波尔的量子力学，哪一次的进步不是站在历史的肩头？久而久之，我们形成了一种思维，认为违背这一规律的知识都值得怀疑。然而，当我们以这种思维来看待中医理论的时候，我们内心的冲突将无法表述。
如上所述，中国古代有极为发达的解剖学，这是不容置疑的客观事实。如果在此基础上发展起一套医学理论，那是合情合理的。然而怪就怪在，我们的祖先居然将自己辛苦得来的知识弃之不用，他们建立起来的医学竟然与解剖学没有必然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