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有着两千年封建专制历史的国家，其间出过大大小小的皇帝有好几百个。在这些封建皇帝的眼里，获取最高权力的真正目的并不是造福人民，而是可以为所欲为。因此，最高权力不过是最高欲望的满足。正是在这种贪婪的望指使下，皇帝及其对手们为了追求最高权力，可以不顾父子之情、母子之恩、兄弟之义、朋友之谊而大开杀戒。弑父弑兄、屠杀功臣已成为他们打败敌手，爬上或坐稳皇帝宝座，获取最高权力的重要手段。
这些看不见的“战争”，正是获取“皇权”的全部奥秘。“皇权战争”的另一种说法就是“帝王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有一位伟大的政治思想家、历史学家马基雅弗利，曾写过一本书叫《君主论》，这本书历来被所有想当皇帝的政客们视为“法宝”。《君主论》中说，对于想做或已经做了的君主，“目的总是证明手段正确”。不管你采用什么手段，“都会被认为是光明的，而且会受到人们的称颂”。深谙此道的拿破仑就说：“群众只为胜利者欢呼，真理是强权者的宣言。”
可见，君主是以夺取权力和保持权力为目的的，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就必须不择一切手段。诸如彻底屏弃道德，施展权术，甚至残暴狡诈、背信弃义，以至玩弄阴谋诡计，种种卑劣手段都无所不用其极。正如马克思所讲，“对于君主，作恶比行善更有利”，拿破仑的密友塔列郎也曾说过：“与人为善便是恶，作恶多端才是善。”
那么，作为君主，是不是就该做一个一味横征暴敛的“暴君”呢？
不是的，起码表面上不是。虽然每一个“有所作为”的君主，本质上都是暴君，但他们都有两副面孔，都知道必须用表面的“仁慈”来遮掩内心的残忍。因此，《君主论》中说，一个“聪明”的君主应该运用软硬兼施的统治方法，即暴力和欺骗、高压和怀柔、刽子手和牧师相结合的手法来维护自己的统治。他说一个君主应该效法狮子和狐狸，“因为狮子不能防止自己落入陷阱，而狐狸不能够抵御豺狼，因此一个君主必须是一个狐狸，以便认出那些陷阱，同时又是狮子，以便使豺狼恐惧”。
一个“聪明”的君主，不仅不必具备各种美德，因为美德对于君主来讲是极其有害的。但是，君主必须懂得表面上装成具备这些美德的样子，“要做到在人们看来是仁慈的、忠实的、合乎人情的、虔诚的与正直的，甚至，事实上也可以真这样做，但君一主一定要有这样一种思想准备，即一旦局势需要，就毫不迟疑地抛弃一切美德”。
两千多年前，我国就有一位思想家说出了与他同样深刻的话来，他就是法家代表人物韩非。韩非的法家思想归根到底是一种“帝王术”。他指出：君主必须有一套权术，不能相信任何人，尤其是身边的大臣。他说：“人主之患，在于信人，信人则制于人”（《备内》），“万乘之患，大臣大重”（《孤愤》）。因此，君主必须用各种手段来考察周围的大臣是否忠诚。
中国历代帝王中，真正在历史上留下足迹、有所建树的，无一不是残忍无比、心狠手黑的“暴君”，他们真正得到了韩非“帝王术”的精髓：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最出名的“暴君”，他读了韩非的书后，大受启发，遂灭六国，坑儒生，终定乾坤：再如历史上最被称道的“好皇帝”唐太宗李世民，其实他也是一个大大的“暴君”，他逼父亲，杀兄长，始得大唐江山；再说历史上唯一的女性皇帝武则天，按说女人该是心慈手软的，但武则天之残忍丝毫不亚于秦皇唐宗，她杀儿女、杀亲人、立酷刑，令天下男人都汗颜，都惊心；当然，还有汉高祖刘邦之杀韩信、朱元璋之诛杀功臣，等等，等等。然而，他们都成功了，他们都是中国历史上的杰出成功者。
但封建帝王恰恰又最喜欢用儒家的“德治”来装点门面，以欺骗老百姓，而暗地里真正为君主所采用的是法家的“暴政”，这就是我们常讲的“阳儒阴法”。这就是“帝王术”。
当然，也有些帝王一心想做“道德”皇帝，做“仁慈”君主，下不了狠心的，但结果是没有一个坐得住江山。最典型的例子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傻帽国君”宋襄公。宋楚两国交战，他下令做了一面大旗，上书“仁义”二字，要用“仁义”去打败楚国的刀枪。当楚军渡河过来时，有人建议乘他们渡到一半，即给予迎头痛击。而宋襄公指着头上飘扬的大旗说：“你难道没见到旗上的‘仁义’二字吗？人家过河还没过完，咱们就打人家，这算什么‘仁义’之师呢？”等楚兵全部渡了河，又有人建议乘楚军还没布好阵势就发起冲锋，宋襄公又瞪着眼睛大骂道：“人家还没布好阵就去攻打，这算仁义吗？”结果可想而知，宋军大败，那面“仁义”大旗，早已无影无踪。宋襄公的“仁义之师”只能给人留下历史的笑柄。再说，历史上那些断送祖宗江山的皇帝，大多都是些“性情中人”。比如楚汉相争的项羽、北宋的徽钦二宗、南陈的陈后主、北朝的齐后主、南唐的李后主等等，“儿女情长，英雄气短”，一腔妇人之仁，满腹优柔寡断，不亡江山，才是怪事。
“皇权战争”和“帝王术”是封建专制的本质和精华，它决定了王权对人权的任意侵犯，决定了中国老百姓的愚昧与奴性，因此，这也是我们中国人两千年来的大不幸。本书通过大量真实的历史案例来揭示帝王封建专制的本性，为人们认识历史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
吴光远
2009年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