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得不回过头来，准确地理解：在一座城市从一个原始的埃及的、中国的或德国的村落——广阔土地上的一个小点——中产生的时候，到底意味着什么。在外貌上，或许没什么区别，但在精神上，它是如此的一个地方，此后，乡村便被它看成是、感到是、体验为其“四郊”，成为一种不同的及从属的东西。从此时起便有了两种生活，即城内的与城外的生活，农民与市民同样清楚地知道这一点。乡村的铁匠与城里的铁匠，乡长与市长，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中。乡村的人与城市的人本质上是不一样的。首先，他们感到了不一样，其次，他们被这种不一样所支配，最后，他们相互之间便一点也不了解了。现在，一个勃兰登堡的农民与一个西西里的农民较之他与一个柏林的市民还更接近些。从这种特殊性的调节的时刻起，城市就出现了，不言而喻，每种文化的整个醒觉意识便是以这种调节作为其基础的。
一种文化的每个青春时期事实上便是一种新的城市类型及市民精神的青春时期。前文化的人在这种他们与其无法发生任何内在关系的类型面前是深感不安的。在莱茵河与多瑙河流域，也像在斯特拉斯堡一样，日耳曼人经常定居于无人居住的罗马城门口。在克里特，征服者在被焚毁的城市像各尔尼亚与诺萨斯的废墟上建起了村落。西方前文化的教团，本笃会士特别是克吕尼派和泊里蒙司特拉坦兴派，像武士一样定居在自由的土地上；在早期哥特城市中进行建筑的是方济格会士及多米尼加会士。在此，新的心灵才觉醒。
可在那里尚有一种柔弱的忧郁感附在建筑中，好像附在整个方济格的艺术中一样——一个人在那新的、晶莹的、有意识的事物面前表现出一种近似于神秘的恐惧，因为那些事物还只是模糊地被一般人所接受。人类还缺乏不再当农民的勇气；第一个以真正大城市市民的成熟机警地生活的是耶稣会士。当统治者每年春天将他的朝廷从一个宫殿迁到另一个宫殿的时候，这便是一种征兆，说明了乡村还是绝对至上的，它还没有承认城市的地位。在埃及古王国，人口稠密的行政中心是“白城”（孟斐斯），可法老们的住处却是在不断地变换，就好像在苏末人的巴比伦与加洛林帝国的情形一样。古代中国周朝的统治者大约从公元前1160年起照例将他们的朝廷设在洛阳（现在的河南省），但直到公元前770年——相当于我们的16世纪——此处才被升格为永久性的帝王住处。
被土地束缚的感情、植物性的——宇宙的事物的感情，从没有像在古代的小市镇的建筑中表现得那么有力，这些小市镇仅是围绕一个市场或一个城堡或一个礼拜场所的几条街道罢了。如果说有什么地方能够表明任何一种宏伟风格的本身是植物性的，那么那个地方就是这里。多里斯式圆柱、埃及的金字塔、哥特式的教堂都是从地上生长出来的，它们是真挚的，有关宿命的，是无醒觉意识地存在着。爱奥尼亚式的圆柱、中国及巴罗克式的建筑却冷静地知道与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它们是自由的、安稳的，建立在地上的。在那里，因为脱离了土地的力量——甚至脚下的铺地材料也把与土地的联系割断了——存在变得愈来愈衰弱，感觉与理性变得愈来愈有力。人变成了才智之士，像游牧民一样“自由”，他变得像游牧民，却比游牧民更加狭隘、更加冷漠。“才智”是有理解力的醒觉意识的特定城市形式。所有艺术、宗教和科学慢慢地智性化了，它们对乡村而言是陌生的，对土地上的农民来说是无法理解的。随着文明而来的是危机时期。存在着的非常古老的根源在城市的石堆中干枯了。自由的才智——好一个决定命运的词！——像火焰一样，辉煌地升上天空，却又可怜地消失了。
城市的心灵采用了一种新语言，它极快地便与文化本身的语言等同起来。广阔的乡村和它的村落人类受了伤害；它无法再了解这种语言，它感到狼狈，缄默无言。一切真正的风格历史都是在城市中演绎的。以有形的形式的逻辑诉诸于眼睛的完全是城市的宿命及城里人的生活经验。最古老的哥特式风格依然是土地的产物，它掌握田庄及其居民与内容。但是文艺复兴的风格仅在文艺复兴的城市中风行，巴罗克风格仅在巴罗克城市中风行——至于那完全属于大城市的哥林斯圆柱或罗可可式便更不用说了。这种种风格可能悄悄地渗进了景色中；但是乡村本身却已经连一点点创造力也没有了——它仅有无声的厌恶。农民与他的住处本质上还是哥特式的，一直到现在还是哥特式的。希腊的乡村将几何风格保存了下来，埃及的农村则将古王国的形式保存了下来。
特别重要的是，城市的“面貌”的表现总是一段历史。实际上，这种“面貌”的表现几乎是文化自身的精神历史。最开始，我们有哥特的或其他早期文化的小小原型城市，它们差不多被湮没在景色中，它们依旧是一些拥挤于一座堡垒或神殿下的真正农舍，并且毫无精神变化地成为了市镇房屋，这意思只是说明，它们周围有了邻屋而不再有农场和牧场。早期文化中的各民族渐渐都变成为市镇民族，因而不仅有特定的中国式的、印度式的、阿波罗式的以及浮士德式的市镇形式，而且还有亚美尼亚式的与叙利亚式的、爱奥尼亚式的与埃特鲁里亚式的、德国式的、法国式的及英国式的市镇外貌。
有一种斐狄亚斯的、一种伦勃朗的、一种路德的城市。这些城市的名称以及格兰那达、威尼斯及纽伦堡等名称的本身便能马上引起一些十分确切的意象，因为文化在宗教、艺术及知识中所产生的所有东西全都是在这类城市中产生的。导致十字军远征的仍是武士的城堡及农村的修道院的精神，但宗教改革却是市镇性的，是属于狭窄的街道与具有陡削山墙的房屋的。表现及歌唱血统的伟大史诗属于行宫及城堡，然而觉醒了的生活借以检验自己的戏剧是城市的诗歌，而闻名于世的小说则是用解放了的才智来纵览一切人类的事物，是以世界城市作为前提的。除了真正的民歌以外，仅有城市的抒情诗。除了“永恒的”农民艺术以外，仅有城市的绘画及建筑，它们具有一种快速的与转瞬即逝的历史。
这些石质面貌将市民本身的人性纳入了它们的光的世界，与市民一样，它们全是见解与才智——它们所说的形式语言何其响亮，与景色中的农村的嗫嚅语言多么不同！这便是大城市的轮廓，其屋顶与烟囱，地平线上的望楼与圆屋顶！看一下纽伦堡或佛罗伦萨，大马士革或莫斯科，北京或婆罗尼斯（印度古城），我们会得到一种怎样的语言。
鉴于我们并不知晓古典城市在南方的正午、在雾气蒙蒙和星光灿烂的夜间所呈现的外貌，我们对古典城市又知道些什么呢？街道，有笔直的，有弯曲的，有宽的，有窄的；房屋有低矮的，有高大的，有明的，有暗的，在所有西方城市中，正面对着街道，在所有东方城市中，背面的空墙、栏杆对着街道；广场及拐角的精神。既有死胡同也有林荫道，既有喷泉也有纪念碑，有教堂、庙宇或回教寺院，既有圆剧场也有火车站，既有市场也有市政厅！市郊也如此，既有整洁的花园别墅，也有杂乱的公寓、垃圾堆及份地；既有时髦区也有贫民窟，既有古典罗马的素布拉区，也有巴黎市外的圣泽门，既有古代的贝宜，也有近代的尼斯，既有布鲁日与罗腾堡之类的小市镇的风景，也有像巴比伦、登诺支铁特兰、罗马及伦敦之类的如同汪洋大海的房屋！所有这一切都有其历史，都是历史。由于一件主要的政治事件——市镇的面貌便变得错杂不同了。拿破仑给与波旁王朝的巴黎、俾斯麦给那可敬的小小的柏林以一种新的容貌。然而乡村却不受影响地站在一旁，怀着猜疑与激动。
在最初的时候，景色的形象独自支配了人类的眼界。它为其心灵提供形式，同它一起和谐共振。感情与森林的音响是同一节奏；草原与矮林在形状上、在序列上甚至在衣着上都是与景色相适应的。村落及其寂静的丘顶、晚炊、甘泉、疏篱及畜群都全然融合于而且镶嵌于景色之中。乡村的市镇衬托了乡村，它是乡村图景的一种强化。首先与乡村对抗、以其轮廓的线条来反对自然、否定所有自然的是晚期的城市。它盼望成为一种与自然不同而且高于自然的东西。这些高耸的山墙、巴罗克式的圆屋顶、尖阁及尖塔既不是也不愿意成为与自然有任何关联的东西。宏伟的大城市，也就是作为世界的城市接着开始建立起来，它除了自己之外无法容忍别的东西的存在并且要去消除乡村的图景。
一度谦逊地让自己适应那一图景的市镇现在力求让同一图景变得与它自己一样。在城外，大道、森林及牧场变为了公园，山岭变成旅行家的风景区；而在城内则出现了一种模仿性的自然，用喷泉替代池塘，用花坛、人工水池及修整过的篱垣代替草原、池沼与丛林，在村落中，草屋顶还似小土丘一样，街道还似田间的陇畔一样。然而大城市的图景则是一种高大的石质房屋之间的既深且长的峡谷，这些房屋布满了有色的尘埃及离奇的喧嚣，人们便居住在里面，这种情形是任何自然物所无法想象的。服装甚至面孔都是适应一种石料的背景的。白天，包罗万象、无奇不有的拥挤人群，晚上则有一种新的赛过月光的月光。举目无亲的乡下佬站在人行道上，不了解任何事物，也不了解任何人，被人视为一个喜剧中有用的典型及这个世界上日用面包的供应者。
然而，随之而来的是——这是最重要之处——假如我们没有认识到城市由于渐渐地脱离了乡村并最终会破产，而这种成为高级历史的进程及意义所普遍依从的决定性的形式，我们便根本无法理解政治与经济的历史。世界的历史便是城市的历史。
关于这点的一个显著的例子当然是古典世界。在古典世界中，关于存在的欧几里得式感觉将城市观念与它的缩小外扩的需要联系起来，因此日益强调把国家与个别城市的石质结构同等起来。然而，和这个例子很不一样的是，我们在每一种文化中（并且非常快地）发现了那种都市城市的类型。其名称直截了当地指出，这是一种以其精神及方法、目的及政治与经济上的决策支配乡村的城市。乡村及其居民是这种支配精神的工具与对象。乡村并不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也无人询问过它。在一切晚期文化的所有国家中，主要的党派、革命运动、凯撒主义、民主政治、议会，都是首都精神告诉乡村的一种形式，告诉它应该盼望什么，告诉它假如一旦发出号召应该如何去奋斗。古典的广场、西方的报纸主要是占统治地位的城市所拥有的智性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