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城市的心灵
大约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的中叶，两个对立的世界出现在爱琴海上。一个是迈锡尼世界，它在黑暗中摸索、怀着巨大的希望、沉醉于功绩与灾难、静静地走向自己成熟的未来；另一个则是克里特的米诺世界，它是愉快且满足地、舒适地安身于一种古文化的宝藏中，优美，光辉，将它的一切重大问题都远远抛在身后。
我们永远无法真正理解这种现在正成为研究兴趣中心的现象，除非我们认识到不同的两种心灵之间的深刻对立。当时的人一定已经深刻地感受到这种对立，但并没有“认识”这种对立。我在前面看到了泰麟兹及迈锡尼的居民面对那不可企及的诺萨斯的生活精神而表现出来的谦逊，看到了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诺萨斯人对于小首领们和他的随从的蔑视，看到了健康的野蛮人表现出的神密的优越感，就像日耳曼军人在年长的罗马贵族人面前表现出的优越感一样。
我们如何能够理解这种情形呢？两种文化中的人好几次相互面面相觑。我们知道有若干种“中介文化”，其中人类心灵的某些最重要的倾向自行显示出来了。
我们可以自信地说：诺萨斯与迈锡尼之间的关系，正像拜占廷宫廷和与它缔姻的德意志首领（如鄂图二世）之间的关系——武士与伯爵方面毫不掩饰的惊奇，而一种高雅的、多少有些显得黯然疲乏的文明对于德意志土地上的那种粗野的朝气却报之以轻蔑的惊异，这种朝气是瑟斐尔在其《危克哈特》一书中所曾描写过的。
在查理曼身上，明显地出现了一种开始醒觉的原始人类的精神与一种基于此的晚期智性相混合的情形。查理曼统治的某些特征让我们可以称其为法兰克斯坦的哈里发，可是在其另一方面，他仅仅是一个日耳曼部落的首领；二者的混合让他具有象征性，正像亚亨的宫廷礼拜堂的形式一样——并不是一个回教寺院，但也不是一个基督教教堂。同时，日耳曼—西方的前文化正在不断地发展，但发展得非常缓慢，并且这种发展史不易被人察觉，由于那种我们不恰当地将其称为加洛林文艺复兴的突然出现的光辉，其实是来自巴格达的一线光明。值得注意的是：查理大帝的时代是一个表面的插曲，就像偶然事故的结局一样，终局是没有结果的。公元900年之后，在一种新的严重的萧条之后，一件真正新的事件、一件具有一种宿命的效验并且具有可以保证持续的深度的事件开始了。可是在公元800年时，却是阿拉伯文明的太阳自东方的世界城市照到西方的乡村。正是如此，希腊化的阳光也传播至遥远的印度河流域。
建立在泰麟兹与迈锡尼山丘上的是在本质上属于日耳曼型的行宫和城堡。克里特的宫殿——它们并非国王的城堡，而是为一群男女祭司建立的巨大的祀拜建筑——装饰着大城市的、确实是晚期罗马的奢侈品。这些山丘脚下充满着自耕农和农奴的茅舍，可在克里特（各尔尼亚、哈基亚·屈里亚达），从市镇及别墅的挖掘中发现，当时的需要是属于高度文明的，建筑技术是具有长期经验的，习惯于让家具及壁饰具有最奢侈的风味，熟悉照明、上下水道、楼梯一类的问题。在前一种建筑中，房子的图形反映了一种严格的生活；而在后一种建筑中却表现出了一种精致的功利主义。
将卡马雷斯的瓶子及光滑灰泥上的壁画与各种真正迈锡尼的东西相互比较一下吧——它们都是一种聪敏而空虚的工艺产品，而非什么沉重、笨拙却富有象征性的伟大深刻的艺术，比如迈锡尼艺术的产品日渐成熟的几何风格。总之，它并非一种风格而仅是一种趣味。在迈锡尼，住的是一种原始的种族，它是按土壤的效用及守卫的便利来选择住址的，而米诺的居民却住在商业中心，这可以非常清楚地从米诺斯岛的菲拉柯皮城观察出来，该城是为了出口黑曜石而建立起来的。一座迈锡尼的宫殿是一种希望，一座米诺的建筑却是一种结局。但是，公元800年前后的西方情形恰是如此——法兰克人与西哥特人的农场及领主的乡宅从法国境内的罗亚尔河一直延伸到西班牙境内的厄波罗河，而在其南边却有摩尔人的城堡、别墅及西班牙的哥多瓦与格兰那达的伊斯兰教寺院。
绝非偶然的是：这种米诺文化的奢侈的高峰与伟大的埃及革命时代、尤其是与海克索人时代（公元前1780—前1580年）在时间上恰恰同时出现。埃及的工匠当时或许曾经逃到那些战火未曾殃及的岛屿上去，甚至远至大陆的堡垒，就像拜占廷的学者们逃往意大利的情形一样。
由于大家公认，米诺文化是埃及文化的一部分，假如不是那在这方面具有决定性作用的一部分埃及艺术宝藏——也就是西三角洲上所产生的艺术宝藏——因潮湿的关系已经损失了的话，我们对于这一点是能够认识得更加充分的。我们所知道的埃及文化仅是指在南方的干燥土壤上繁荣昌盛的埃及文化，但人们早已确信，其发展中心应该是在别的什么地方。
要在晚期米诺艺术与早期迈锡尼艺术之间划一道严格的界线是办不到的。在整个埃及—克里特世界中，我们可以看到人们对于异邦的及原始的东西具有一种高度现代的好奇心，反过来，大陆堡垒中的军人国王却盗窃或收买克里特的艺术品，不管是在何处遇到的或如何遇到的，弄去赏玩或模仿——正像曾被认为是原始日耳曼的、曾被赏识为原始日耳曼的大迁徙的风格，其所有形式语言都好像是从东方借来的一样。他们利用俘虏来的或聘请来的工匠修建且装饰了他们的宫殿及坟墓。所以，迈锡尼的亚特鲁斯王的“宝屋”（坟墓）与拉温那地方的提奥德里克坟墓是完全相似的。
在这方面，拜占廷本身便是一个奇迹。此外，应该仔细地一层一层地来区分。公元326年，君士坦丁在被塞普提姆斯·塞弗茹斯毁灭的大城市的废墟上重建，创造了一座第一流的晚期古典世界都市，汇合了来自西方的古老的阿波罗精神与来自东方的年轻的枚斋精神。很久以后，在1096年，它成为一个晚期枚斋的世界都市，它在其晚秋时节碰上了精壮的来自布雍的高弗雷的十字军。针对高弗雷的十字军，聪明的公主安娜·昆尼娜曾经给以轻蔑的描写。作为古典西方的最东端，这座城市迷惑了哥特人；一千年之后，作为阿拉伯世界的最北端，它又迷惑了俄罗斯人。莫斯科的瓦西里·布刺申尼（1554年），俄罗斯前文化的先驱，是处于“两种风格之间”的，就像两千多年以前所罗门的寺院是介于世界都市巴比伦与早期基督教之间的情形一样。
最开始的人是一种到处流浪的动物，其醒觉意识在生活的道路上不断地缓慢成长，完全像个小宇宙一样，不受地点和家庭的奴役，它在感觉上是敏锐的、警觉的，总是警惕地驱除某些敌对的自然因素。最开始，因农业的关系产生了一种深刻的变化——由于农业是一件人为的事情，猎人与牧人与农业并无接触。挖土及耕地的人并非去掠夺自然，而是想去改变自然。“种植”的意思并非要去取得一些东西，而是想去生产一些东西。可是因为这种关系，人自己变成了植物——也就是变成了农民。
他生根于他所照料的土地之上，人们在乡村之中发现了一种心灵，一种新的土地束缚、一种新的感情自行出现了。敌对的自然变成了朋友；土地变成了家乡。在播种和生育、收获和死亡、孩子和谷粒间产生了一种深厚的感情。对于那和人类一起生长起来的丰饶的土地产生了类似在冥府祀拜中表现出的一种新的虔信。作为这种生活感情的完整表现，我们到处可以看到农庄的象征形态，屋子的布置、外形的任何一根线条，都将其居住者的血统告诉了我们。农民的住宅是定居的重要象征。其本身便是植物，将它的根深深地植在“自己的”土壤中。这是最神圣意义上的财产。仁慈的火灶、门户、地板及卧室诸神——维斯塔、宅纳司、腊司和皮奈提司——就像人自己一样牢固地被固定在住宅里。
这是任何一种文化的先决条件，文化本身也是依次从一种故乡景色之中生长起来的，它不断地变化并加强人与土地的亲密关系。茅舍对农民的关系犹如市镇对文化人类的关系。像任何个别的房子都有其仁慈的神灵一样，任何市镇也有其守护神或圣徒。市镇也是一种植物性的存在，它与农民一样是远离游牧状态及纯粹小宇宙状态的。因而，一种高级的形式语言的发展往往是与一种图景联系在一起的。艺术与宗教都无法改变其生长的场所；只有在拥有大城市的文明中，我们才重新轻视这类根源，把自己从这类根源中解脱出来。作为文明的人，作为智性的游牧民，他又重新彻底成为小宇宙的，彻底成为无家的；他在智性上是自由的，就如猎人及牧人在感觉上是自由的一样。“哪儿好，那儿便是家”这句话在文化发生之前与之后都是正确的。在还没有进入青春期的大迁徙过程中，想在南方找到一个家并去孕育其未来文化的是一种日耳曼式的渴望——一种贞洁的但已是母性的渴望。今天，在这种文化终结时，无根底的智性却在所有图景及思想的可能性中驰骋。但在这些极限之内，有一段时间，那时，一个人愿意为一小块土地付出生命的代价。
所有伟大的文化都是市镇文化，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此前谁也没有认识到这一点。第二时代的高级人类是一种被市镇所束缚的动物。世界历史是市民的历史，这便是“世界历史”的真正标准，这种标准把它十分鲜明地与人的历史区分开来。民族、国家、政治、宗教、各种艺术和各种科学都依赖于人类的一种重要现象，那就是以市镇作为基础。因为各种文化的所有思想家自己都生活在市镇中（虽然他们的身体可能住在乡村），他们一点也不觉得市镇是一种多么奇怪的东西。要获得这种感觉，我们必须毫无保留地假设自己是个被奇迹所震动的原始人，他第一次看到嵌在景色中的这堆木石，其中有用石头围成的街道，有用石头铺成的广场——这是一个形状何等奇怪而又何等奇怪地挤满了人的住处！
可是真正的奇迹却是一个市镇的心灵的诞生。一种完全新型的群众心灵——其终极的基础是我们永远看不到的——突然从它的文化的一般精神中长出来了。它一旦觉醒起来，便为自己形成了一种能够看见的实体。从那些各有自己的历史的一群乡村的农田与茅舍中出现了一个整体。它生存着、生活着、生长着而且获得了一种面貌与一种内在的形式及历史。自此之后，除了个别的房屋、寺院、教堂与宫殿以外，市镇形象本身也变成了一个单位，它客观地表现出形式语言及在整个生活中文化相伴的风格文化历史。
区别市镇与乡村的不是规模的大小而是一种心灵的存在，这是不言而喻的。不但在原始的情况下，例如非洲中部的情况，并且在文化晚期的情况下——中国、印度及工业化的欧洲及美洲——我们发现有许多非常大的居住区，但是不能称做城市。它们是景色的中心；它们本身却没有内在地形成一个世界。它们无心灵。任何一种原始的居民全是作为农民及土地的儿子而生活的——“城市”这个存在物对他们而言是不存在的。在外表上从乡村发展起来的东西非城市而是市场，它只是农村生活利益的一个汇合点罢了。在此，没有独立生存的问题。一个市场中的居民可能是一个工匠，也可能是一个商人，可他是作为一个农民去进行生活与思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