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不赞同有儿女的人不管是那些不肯放过一切社交机会的美国妇女，还是那些害怕爱人抛弃自己的巴黎妇女，或是那“属于自己”的易卜生式的女主角，情形全都是一致的——她们都属于她们自己，她们都是不生育的。同样的事实及与其有关的相同的论点也可以在亚历山大里亚社会、罗马社会，自然也可以在任何一个其他文明化的社会中找到——在佛陀所长大成人的社会中更可以明显地找到。在希腊化文化和19世纪中，如同在老子时代及斫婆伽派的学说中一样，都存在一种关于无儿女的聪明的伦理，存在一种关于娜拉与娜娜的内心冲突的文学作品。“大家族”在维特时代还是一件非常高贵的景象，现在却变成一种地方性的现象了。大城市中一个多儿女的父亲成了一种讽刺画的主题；易卜生并未忽略这一点，而且将它表现在《爱的喜剧》一书中。
在这一水平上，所有文明都进入了一个接连几个世纪的惊人的人口减少的阶段。文化人类的整个金字塔不复存在了。它自顶端崩溃起，首先是世界城市，紧接着便是地方性的城市，最后是乡村本身，乡村的最好血液不自觉地倾注到许多市镇中去，但也只能一时支持它们罢了。最终，仅剩下原始的血液能够坚持活下去，但它的最强的与最有希望的因素却被消灭了。这种残余便是费拉类型。
假如有哪些东西曾经指出因果关系是与历史不相干的，那便是那人所熟知的远在日耳曼移民侵入之前便已自行完成的古典文明的“没落”。罗马帝国享尽了和平，它是富足的与高度发达的，它的组织是非常完善的，在它的皇帝之中有从涅尔瓦到嫣尔库斯·奥理略的一系列统治者，它们是其他文明的凯撒主义所不具有的。但人口快速地大量减少。奥古斯都关于婚姻与子女的凌厉的法律——其中的婚姻法让罗马社会感到沮丧甚至超过瓦鲁斯军团的败亡——成批的过继、不断地用野蛮人出身的兵士去填补因人口减少而日渐荒凉衰弊的乡村、涅尔瓦和图拉真施舍给穷困的父母的儿女的大量食物——任何事情都制止不了那一进程。开始是意大利、接下去是北非洲与高卢，最终是西班牙都变得空虚，变得荒凉了，而这些城市在早期皇帝们的统治下曾经是帝国中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
普林尼的名言名句——今天在国民经济问题上这句话常常被意味深长地引用——“说句实话，大地产毁灭了意大利也毁灭了各行省”，将事情的顺序搞颠倒了；假如农民未被吸收到城市里去，未放弃他们的土地（假如不是公开地，至少也是内心地），大地产是永远无法达到这种程度的。最终，可怕的真相在公元193年培尔丁纳克斯的命令中显露无遗，此命令允许意大利或各行省的每个人占有无人照料的土地，假如他耕种这块土地，那么它便成为其合法财产。研究历史的人只要认真地关注其他文明，便能随处找到相同的现象。人口减少的现象能够从埃及新帝国的背景中清晰地追溯出来，尤其是从第十九王朝以后。像阿门诺菲斯四世时铁尔埃尔阿玛尔那样的街道——宽50码，对于古代较为稠密的人口而言，是无法想象的。“航海民族的进攻好容易才被打败——他们占有领土的机会自然不及第4世纪时面向罗马世界的日耳曼人的希望更少。
最终利比亚人对三角洲的不断的渗入，在他们的领袖之一于公元前945年掌握权力时——便如同鄂多瓦在公元后476年掌握它一样——达到了顶峰。在阿轮迦王以后的政治上的佛教历史中也可以感到相同的倾向。假如玛雅人口于被西班牙征服之后的一个极短时期内实际消亡，并且他们的巨大的空城再次为丛林所吞没了，这不但证明了征服者的野蛮——单就此方面而论，假如面对的是一股年轻、多产的文化人类的自我更生的力量，野蛮行为便无法做到——并且证明了一种毫无疑问早在演进中的内部消亡。假如我们转而思考我们自己的文明，我们会发现，在大多数情况下，并非是革命根绝了法国贵族的古老家族，而是自从1815年以来就死亡了的，其不肯生育的状态蔓延到了资产阶级身上，1870年以后又蔓延到了农民身上，而大革命无异于重新塑造了农民。在英格兰，特别是在美国——尤其是在东部那些世系最好与最古老的州里——罗斯福所抨击的“种族自杀”的过程早已大规模地开始了。
因而在这类文明中，我们处处能够看到，早期的地方性城市是空荡荡的，演化终结时的大城市也依然如此。在它们的大堆石料建筑中居住着很少的费拉人口，他们居住在那里就像石器时代的人居住在洞穴里和湖上屋宇中一样。撒马拉是在第10世纪时被废弃的；阿轮迦王的首都华氏城——当中国旅行家玄奘约在公元635年前往游历之时，是一处巨大的根本无人居住的房屋的废墟，而且甚至在科尔蒂斯时代，很多玛雅大城市一定也处于相同的情况之中。从波里比阿以后的一系列古典作家的著作中，我们能够读到关于古老、有名的城市，其中街道变成了空荡荡的线条、塌倒的架子，家畜在广场和校场上吃草，而圆形大剧场则变成了播种的田地，点辍着凸起的雕像与神首石柱。罗马在第5世纪时只拥有一个村落一样多的人口，但其皇宫依然是十分适合居住的。
这便是城市历史的终端，由原始的以物换物的中心发展为文化城市，最终发展成为世界城市，它首先是为了其壮丽的进化的需要，牺牲了它的创造者的血液及心灵，紧接着为了文明的精神而牺牲了这种生长的最后隆盛时期——如此命中注定地走向最终的自我毁灭。
假如早期的特点是城市诞生于乡村之中，而晚期的特点是城市与乡村作斗争，那么，文明时期的特点便是城市战胜乡村，因此，它让自己从土地的掌握中解放出来，但最终的结果是把文明导向毁灭。根基浅薄的、对宇宙事物不敏感的、顽固不化地委身于石料及智性精神的城市，发展出一种形式语言，将其本质的所有特征重现出来——不是一种生成与生长的语言，而是一种已成与完成的语言，自然能够变化，但无法进化。目前，主宰的并非宿命而是因果关系，并非活生生的方向而是广延。因而，一种文化的任一形式语言及其进化的历史都是与原来的地点区分不开的，而文明化了的形式却处处都如同在家一样，一旦出现便可以无止境地扩充。
相当准确的是，汉萨同盟的城市在北俄罗斯的商业中心的建筑是哥特式的，西班牙人在南美洲的建筑是巴罗克式的，然而即便是哥特式建筑的风格历史的最小章节，也不可能在西欧的范围之外演进，正如同雅典的或英国的戏剧，或赋格曲的艺术，或路德的或奥菲斯的宗教不可能被异文化的人们所传播，或在精神上被同化一样。可是亚历山大里亚学派与我们的浪漫主义的实质却是一种无区别的属于所有城里人的东西。浪漫主义标志着歌德用他广阔的见解称作是世界文学的开始——世界文学是处于领导地位的世界城市的文学，一种根植于本土的但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的地方性文学，为了维持其生存，到处在与它进行艰苦的斗争。威尼斯的国家，或腓特烈大帝的国家，或英国的议会（作为一种有效的现实）是无法重现的，可是“现代宪法”能被“介绍”到非洲或亚洲的所有国家中去，就如同古典的城市能在努米底亚人与古不列颠人中建立起来一样。
在埃及，通用的书写并非象形文字而是字母文字，这毫无疑问是文明时期的一种技术发明。因此，一般来说，它并非真正的文化语言，如同索福克里的希腊语，路得的德语一样，而是世界语言，如同通用希腊语、阿拉伯语、巴比伦语、英语一样，是一种世界城市中日常实用的产物，是任何人都能学会的。因而，在所有文明中，“现代”城市采取了越来越一律的形式。我们无论到何处，对我们而言，何处便是柏林、伦敦和纽约，就如同罗马的旅行家一样，他能在帕尔迈拉、或特里尔或太姆加德，或那扩充到印度河及阿拉尔湖的希腊化城市中找到他的圆柱建筑、他的带雕像的广场及他的庙宇一样。但那些以这样的方式传播出去的东西并非一种风格而是一种风味，并非真正的风习而是习癖，并非民族的服装而是时髦。这自然能让远方的民族不但接受一种文明的“永久的”好处，并且甚至于能够通过一种独立的形式将这些好处重新放射出去。这种“月光”文明的区域是南中国，特别是日本（它在汉朝末年，约公元220年时首先汉化了）；爪哇成了婆罗门文明的接替者；迦太基从巴比伦获得了它的形式。
这所有的都是一种醒觉意识的形式，现在敏锐到了十分过分的地步，不受宇宙力量的缓和或限制，纯粹是理智的及外扩的，可是正因为这样，它能够有一种巨大的产量，让它们的最终风光差不多到达整个地球上并在其中发生着作用。中国文明的形式的片断也许会在斯堪的纳维亚的本质建筑中被发现，巴比伦的度量衡也许会在南洋被发现，古典的钱币也许会在南非洲被发现，埃及及印度的影响也许会在印加族的土地上被发现。
然而，当此种扩张的过程超越所有边界时，文明内在形式的发展也正以一种惊人的一贯性在自我完成。应该清楚地分辨出三个阶段——自文化中解脱，纯种文明形式的产生，及最后的僵化。对我们而言，这种发展目前已经开始了，依我看，作为西方的最后民族的德国是命中注定要承担起这一伟大的任务的。在此一阶段中，所有关于生活——阿波罗式的、枚斋式的或浮士德式的生活——的问题已经被极认真地考虑到了，已经达到了知与不知的一种最终的、明显的境界。人们已不再为观念而斗争或者进行关于观念的斗争。那最终的观念——文明本身的观念——已被制定成纲要；作为问题的技术与经济已经被提出来，等待处理。但这只是一件大工作的开始；假如必须要进一步深入开展下去，这种种形式必须应用于地球上的整个生存中去。仅有完成了这一步，而文明不但在形状上并且在质量上确切地建成时，才开始形式的僵化。在各种文化中，风格是自我完成过程的节奏。
但文明化的风格（假如我们能够用这个词的话）是作为完成状态的表现而出现的。它——尤其是在埃及与中国——达到了一种至善至美的状态，而且将这种完善状态给予一种此时在精神上无法改变的生活的所有声息，给予它的仪式与举止，正像给予它的艺术实践的十分精致的、过分雕琢的形式一样。关于追求一种形式理想的意义的历史，现在不是一个问题了，但是有一种确实的与简易的肤浅的适应性反复设法从目前基本稳定的语言中制造出新的琐碎的艺术问题及解决办法。中国与日本的绘画（如我们所了解的）及印度的建筑的所有“历史”便是属于这一类的。正如哥特式风格的真正历史与这种假历史有分别一样，十字军的武士也有别于中国清朝的官吏——方成的状态有别于已成的状态。前者是历史，而后者却早已战胜了历史。我指的是“早已”，因为这样的文明的历史只是表面的，就如同它们的大城市一样，面貌经常改变，但绝未改变其真相。这些城市并无心灵。它们仅仅是乡村石化形式。
在此，什么是被消灭了的呢？什么又是残存下来的呢？日耳曼各民族在匈奴的压力下逐渐占据了罗马人的图景，因此阻止了古典世界作为一个“中国的”边陲国家而生存下去，这仅是偶然的。“航海民族”的行动（甚至其细节都与日耳曼人的行动相似）自公元前1400年以来便与埃及文明对抗，只在克里特的岛屿区域中获得了成功——他们由海盗船队伴同侵袭利比亚与腓尼基海岸的伟大远征的确失败了，正像匈奴入侵中国的失败一样。因此，古典文明是在充满生机活力的时刻中断的唯一例子。但日耳曼人仅摧毁了上层的形式，用他们自己的还处于前文化的生活去替代它。“永恒的”那一层却永远未被达到。它隐匿起来，被一种新的形式语言全部遮露着，它继续存在于整个后来的历史的地下，今天在南法国、南意大利和北西班牙，还可以发现其零星残余。在这些国家，民间天主教从下面染上了一种晚期古典的色彩，让它与西欧上层的教会天主教大不相同。南意大利的宗教节日表现出古典的（甚至前古典的）祀拜，在此方面，一般能够发现这样的神祗（圣徒），在对他们的祀拜中，在天主教名目之后能看出古典的素质来。
但是，在此，图景中出现了另外一种因素，这种因素具有其本身的意义。我们面临着必须加以考虑的种族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