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乙）民族、种族、语言
在整个19世纪中，历史的科学描述被一种概念损害了，此种概念来源于浪漫主义，或者至少是受到了浪漫主义的一定影响——这是一种从心理热情的意义来理解的“民族”的概念。假如早先在什么地方出现过一种新的宗教、新的装饰、新的建筑物、或者新的文字，那么，因此而发生的摆在研究者面前的问题便是——是哪一个民族出现此种现象的？问题的这种提法是西方精神和它的现代形式所特有的；但这种提法是绝对不正确的，因而它对事情的经过所做出的描写肯定不正确。
作为人在历史上得以起作用的绝对基本形式的“民族”、原始的家、原始的居住区、各民族的迁徙——所有这一切全都是1789年的“Nation（民族）”与1813年的“volk（民族）”所表达的动人心弦的观念的反映，这两个词分析到最后全来自英格兰及清教的自恃精神。但是这种观念所包含的强烈的热情将它保卫得非常好，让它未遭受批评。甚至敏锐的研究者也毫无机智地用它来将大量截然相反的东西混在一起加以讨论，结果，“民族”变成了一种确定的、假定已被非常好地理解的、全部历史都是由其创造的单位量。在当今，对我们而言，世界史的意义便是诸民族的历史——对希腊人及中国人而言，这并非不辨自明的，它也没有这种意义。其他所有东西，文化、语言、才华、宗教都是民族所创造的。国家是民族的形式。
本文的目的便是要推翻这种浪漫的观念。从冰期开始，居住在地球上的是人而非“民族”。首先，其命运决定于这样一件事实，便是亲子间的体质沿续、即血统的联结形成了自然的集体，这类集体表现出一种要在景色中生根的确定倾向。甚至游牧部落也将自己的行动局限于有限的范围内。因而，生活的、存在的宇宙的——植物性方面便有了绵延不绝的性质。我将这称为种族。部落、宗族、氏族、家族——所有这一切都是一种事实的不同名称，表示血统在大小范围的景色中由于生殖关系所造成的运行。
可是这些人在觉醒的意识中、在感受性与理性上也存在生活的小宇宙的——动物性的方面。我们又将一个人的醒觉意识对另一个人发生关系时所采取的形式称作语言，它开始仅是一种盲目的充满活力的表现，是作为一种感觉被人接受的，但渐渐地发展成为有意识的、依靠对符号的意义的共同理解的一种交往技术。
最终，任何一个种族都是一种单一的大团体，每一种语言都是一种联系许多个别人的伟大醒觉意识的有效形式。除非我们将这两方面一起来进行研究，常常相互比较，否则我们就会永远无法得到关于任何一方面的最终发现。
而且，假如我们忽略这样一个事实，也就是，人既是种族的组成者，又是语言的所有者；既是血统单位的产物，又是理解单位的成员；他既有不一样的命运，有不一样的存在的命运，又有不一样的醒觉存在的命运，忽略这些事实我们就永远无法了解人类的高级历史。也就是说，他种族方面的起源、发展及持续和他语言方面的起源、发展及持续绝对是互不依存的。种族是一种宇宙的与精神的东西，带着某种隐晦的周期性，同时在本质上它部分地被主要的天文关系所制约。
另外一方面，语言是因果的形式，它通过其手段的极性进行活动。我们探讨种族本能与语言精神。但它们并非两个相同世界。“时间”和“渴望”两个词的最深刻的意义属于种族；“空间”和“恐惧”的最深刻的意义则属于语言。然而由于“民族”的观念的覆盖，我们至今仍然看不到这一切。
因而，既有存在之流又有醒觉存在的连结。前者有体相，后者则建立在体系的基础上。自周围世界图景中人们可以看到种族是有意识的人们在感官知觉中的所有身体特性的凝结。在此，我们一方面必须记住，身体从小到老发展的同时在完成它成胎时所规定的特殊的内在形式；同时也要切记，抛开它的形式不论，身体又是永远向前不断更新的。因而，除了他的生存的生活意义之外，事实上并无什么身体的东西保留在人的身上，而关于生活的意义，我们所了解到的仅是在醒觉意识的世界中所呈现出来的。
就高级的人所能接受的关于种族的印象而论，他几乎全然仅限于那些出现在他眼前的光的世界中的东西，因而，对他而言，种族主要是一些可见的特性的总和。然而他也尚有不少残余的本能因素去观察非视觉的特性，如气味、动物的叫声、特别是人类的言语方式等。反之，在其他高级动物中，接受种族印象的能力绝对不是以视觉为主的。它们有较强的嗅觉能力，此外，动物还具有某些人类所完全无法了解的感觉方式。但是，仅有人与动物才能接受种族印象，植物却不能，不过，每个植物园的主人都明白，植物也有其种族。春天的花朵盼望着输粉或受粉，尽管它们显得绚烂壮丽，但无法吸引对方，甚至彼此无法看见，却必须求助于动物，它们的色彩与它们的香味仅为动物而存在，这种景象让我感到甚是可悲和可叹。
我将“语言”称为醒觉小宇宙的所有自由活动，是从它为别人表现出某种东西的角度来讨论的。植物无醒觉的存在，没有被感动的能力，因此也就无语言。相反，动物生活的醒觉意识全然是一种说话，不管其个别行动是否说什么，甚至有意识的动作或无意识的动作目的的方向也不尽相同，也是如此。一只孔雀开屏之时无疑地是在说话，但一只玩弄纺车的小猫也是无意识地通过其离奇而有趣的动作与我们说话。每个人都知道，一个人因为是否意识到自己被人看到，动作上便不相同；一个人往往突然地用全身的动作有意识地开始他的说话。
但是这种情形同时引起了两种语言之间很重要的差异——一种语言仅是为世界而表现的，是一种来自所有生活所固有的愿望的内部需要，要在见证面前实现自己，及对自己显示自己的存在；另一种语言是要让自己为确定的存在所了解。因而有表现语言，又有交往语言。前者仅采取醒觉存在的状态。后者是醒觉存在之间的一种联系。理解的意思是以自己对一种信号刺激的意义的感觉对信号刺激作出反应。因而，相互了解、进行“对话”、对一个“你”说话等等便意味着别人所感到的意思与自己所理解的意思相当。在见证面前的表现语言只证明了一个“我”的存在，但交往语言则假设有个“你”。“我”是说话的人，而“你”却意味着明白“我”的语言。对于原始的人，一棵树、一块石头、一片云都能够成为一个“你”。每一个神都是一个“你”。在神话故事中每种东西都能与人谈话，我们只要在自己激怒时或在诗兴大发时观察自己，便会明白即使在今天任何东西对我们而言都能够变成一个“你”。正因为有某个“你”，我们才知道有个“我”。因此，“我”指明了一个事实，便是有一种通向某些其他存在的桥梁。
然而不可能在宗教的与艺术的表现语言与纯粹的交往语言之间划定一条清晰的界线。在各个高级文化及其形式领域的分别发展中，情形也是如此，的确格外是如此。因为一方面，谁也无法在说话时不将一些与纯粹交往无关的、加重语气的某些重要特征加进其语言方式中去；另一方面，我们都知道，在戏剧中，诗人想要“说出”某些他在一种忠告中说得一样好或更加好的话，而且绘画内容的用意是教训、警告或改善——所有希腊正教礼拜堂中的连环画都符合严密的教义，而且具有让不认字的观众弄清宗教真理的公开目的；何甲斯的绘画替代了说教；甚至祈祷，也就是直接向神陈述，也可以用眼前让人懂得的礼拜仪式来替代。关于艺术目的在理论上的争论是依据这样一种假设，即艺术的表现语言绝不应该是一种交往语言，而且僧侣现象的产生是因为相信仅有僧侣才知道人神交往所用的语言。
所有存在之流都存在一种历史的烙印，醒觉存在的所有联系则具有宗教的烙印。我们所了解的那些在一种真正的宗教的或艺术的形式语言中、尤其是在任何一种文字的历史中（因为书写是用来阅读的词的语言）所固有的东西，对人类一般有音节语言的起源而言，毫无疑问也是适用的——实际上，原始的词肯定也有一种祀拜色彩（关于这些词的结构，我们现在是一无所知的）。但是另一方面，在种族与其他我们称之为生活（作为争夺权力的斗争）、历史（作为宿命）或今天称之为政治的事物之间也存在一种相应的联系。在一种攀缘植物上找寻附着点、让自己能够攀附树木、超越树木、窒息树木、以便其最后终能够扶摇直上，高出树巅之时，我们说这是一种政治本能性质的事情——或当飞到高处的百灵鸟发出歌声之时，我们说这是一种宗教世界感情性质的事情，此类说法也许显得过分地异想天开了。但是能够肯定，在这类事情中，存在与觉醒存在的发言、节奏与张力的发言形成了导向每一现代文明中的完善的政治形式与宗教形式的不间断的系统。
此处终于找到了两个陌生的词——“图腾”和“禁忌”，这两个词是人类学家在世界的两个绝然不同的部分中发现的，其应用原本非常有限，但已随之悄无声息地进入了研究工作的前景。这两个词愈是暧昧、愈是不明确，我们便愈觉得从中接触到了一种不仅仅是原始人所具有的根本的生活基础。目前，根据上述研究的结果，我们理解了这两个词的真正的意义。图腾与禁忌描写存在与觉醒存在、宿命与因果关系、种族与语言、时间与空间、渴望与恐惧、脉息与张力、以及政治与宗教的终极意义。生活的图腾方面是植物性的，是所有存在所固有的；禁忌的内容则是动物性的，是以一个世界中的一种存在的自由运动为根据的。我们的图腾器官是血液循环与生殖的器官，我们的禁忌器官是感觉与神经的器官。所有图腾的东西都具有体相，而所有禁忌的东西则都具有体系。在有关图腾的事物中存在属于同一生存流的存在所共有的感情。它无法被获得也无法被去掉；它是一种事实，是所有事实中的事实。另一方面，有关禁忌的事物是醒觉意识的各种联结的特征，它是可以后天习得的和获得的，因此，它被祀拜团体、哲学家的各种学派、艺术家的协会视为秘密而给予保护——它们各自具有属于自己的一种隐秘语言。
然而存在能够被视为不具有醒觉意识，反之则不然——便是有很多无语言的种族存在，但不存在无种族的语言。因此，所有种族的东西全都具有它自己的固有的表现，不依赖于任何一种醒觉意识，这是植物与动物所共有的。这种表现——不要跟表现语言混淆起来，表现语言是表现的一种积极性改变——不是为了见证而表现的，而仅是单纯的表现；它是体相。它不仅止于植物；在任何一种活的语言中（“活的”这个词是如此重要！）除了可习得的禁忌方面之外，我们也能看出一种完全无法被转移的、语言的旧容器无法传给外来的继承者的种族性质；它表现于旋律、节奏与重音中，表现于表达的色彩、口气及节拍中，表现于语风及说话时附带的姿势中。因此，我们必须区别语言与说话，前者本身是一些死符号，而后者则是运用这些符号时的活动。当我们无法直接听到与看到一种语言如何说出时，我们所能知道的仅是这种语言的骨头而非它的肉。
苏末文、哥特文、梵文和一切其他仅仅从原文与铭文中辨认出来的语言都是如此；我们将这些语言称作死语言并不是错的，因为它们所形成的人类社会已经消亡了。我们了解埃及语言，但却不了解埃及人的语言。我们大概了解奥古斯都时代的拉丁文字母的音义与词的意义，但是我们并不知道西塞罗在讲台上所发表的演说，更不知道赫西俄德和萨福如何诵读他们的诗句或在雅典的市场中人们的谈话是怎样的。假如在哥特时代拉丁文又变成了实际应用的语言，它仅是作为一种新的语言而出现的；这种哥特时代的拉丁文从它本身特有的节奏与语音（但我们的想象力今天还无法比旧拉丁文更容易再度攻克它们）的形成一直到侵入语义及句法的范围，没有花很长的时间。人文主义者的反哥特时代的拉丁文希望成为西塞罗式的拉丁文，但这决不是一种复兴。语言中的种族因素的整个意义能够通过比较尼采及蒙森的德文及狄德罗及拿破仑的法文，并通过观察伏尔泰和勒辛比勒辛和赫尔德林在语风上更加近似的情形来加以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