勿庸置疑，那可能让将来的世界语言从动物世界的一般有声言语之中分离出来的符号成为我所讲的“名称”——这是一种用以表示周围世界的某件事物的有声的影像，它让人感到是一种存在，并通过定名的行动而成为一种神力。关于各种最开始的名称是如何来的，这无需推测——这个时期中并没有一种我们能接触到的人类言语在这里能给我们以丝毫的根据。但是，与现代研究的看法相反，我认为决定性的转折并不是来自咽喉构造的变化，或来自声音形成的一种特殊性，或来自任何别的生理的因素——假如曾经发生过任何这类变化的话，它只会影响到种族的方面——它甚至不是通过现成的手段，比如把词变为句（H.保罗）去提高自我表现的能力，而是反映了人类的一种深刻的精神变化。因为名称的关系便产生了一种新的世界观。假如一般的言语是恐惧的产物，是醒觉意识面对事实时涌现出来的无法探测的恐怖心的产物，这种恐怖驱使所有动物渴望表明相互间的实在性与亲近性而聚集在一起——那么，第一个词，名称，便是一次巨大的跃进。名称从意识的意义与恐惧的源泉中同样得到滋养与推动。世界不但是存在着的，人们感到其中尚有一种秘密。
在表现语言与交往语言的较为一般的对象以上与以外，人给那谜样的事物以名称。兽类不知道什么谜。关于这种最开始的命名，人无法想得过于庄严与尊敬。仅说出名称是不够的，名称还应保密，由于其中有一种危险的力量。有了名称，便由禽兽的日常物理方面前进到了人的形而上的方面。这是人类心灵历史中最大的转折点。我们的认识论习惯于将言语与思想放在一起，假如我们仅考虑那些现在还能接触到的语言，这是非常正确的。但是我相信我们能够比这更深入一步，认为因为名称的关系，本来意义上的宗教、无形式的类似宗教的敬畏心中的确切的宗教就出现了。这种意义的宗教是指宗教思想。它是关于由感觉中解放出来了的创造性理解的新概念。我们用一种非常有意义的习语，说我们“考虑”、“思索”某件事情。因对命了名的事物的了解，一种高于所有感性存在的高级世界的形成便开始了——这里所说的“高级”，既指显明的象征性，又指头的地位，人们（经常极力清楚地）推测，头是思想的本源。这种世界将一个对象与一种解放的闪光给予原始的恐惧情感。所有晚期的哲学的、学术的与科学的思想都曾经而且仍然用这种最初的宗教思想当成自己的最深厚的基础。
我们必须将这些最开始的名称看作一种高度发展的声音语言及姿势语言的符号储存中的非常不同的、个别的因素，声音语言与姿势语言的丰富性是我们所无法想象的，由于这些手段已成为词的语言的隶属，并且它们的进一步发展有赖于它们与词的关系。但是当名称开始让交往技术变形并且心灵化的时候，有一件事情是能够相信的——那便是眼的优势压服了其他所有的感官。人的醒觉与明白是在照亮了的空间中的，其深层经验是朝着光源及光阻的一种放射，他设想其自我是光的中心。“看得着”或者“看不着”交相支配产生最开始的名称的理解状态。最开始的神力是否是在光的世界中以它的效果为人感觉到、听到、观察到而不是看到的东西呢？毫无疑问，很多名称，如同世界事物变化过程中标志着一种转折点的其他所有事物一样，必然会发展得不仅迅速而且又有力。
在整个光的世界之中，任何一件事物全都具有空间的位置与持续的性质，光的世界——在那些原因与结果、事物与性质，对象与主体的紧张关系之中！——非常快地便有了数不尽的名称而牢牢放在记忆中，原因是我们现在所称的“记忆”便是通过名称为理解储存定了名的东西的能力。在被人理解的视觉物的范围之上加上了命名的更加理智的范围，它与前者都有依照极性安排而且被因果原则所支配的纯粹外延的逻辑性质。所有词型比如格、代词与介词（它们自然出现得比较晚）都具有关于被定名的单位的原因结果的或者局部的意义；形容词与动词常常按照反义成对地出现；常常（像在德国非洲语言和文化专家卫斯忒曼所研究的非洲西部的E’we——埃维语言中）与一个词因为通过发音的高低便显示出大和小、远和近、被动和主动等等。之后，这些姿势语言的剩余全部变成了词的形式，比如，我们通过希腊文中的uakpbs（大）与ulkpbs（小）以及埃及文中表示不幸的u音就能看得非常清楚。源于这种一对对的正反词的相对立的思考形式构成了所有无机逻辑的基础，并将关于真理的任何一种科学发现变化为概念对比的一种运动，最常用的例子是将旧观点与新观点的概念对比成“误谬”与“真理”。
第二个具有重要意义的转折点是文法的应用。当前，名称之外有句子，词号之外还有词的关系，随后，沉思就成为人的醒觉意识的具有决定性的特征——沉思是基于词的关系来进行思考的思考，它是随着对具有词作为标志的事物的知觉而出现的。交往语言在真正的“名称”出现以前是不是已经包括了有效的“句子”，这是一个非常难回答的问题。句子，按这个词的当前意义，是在这类语言中按照自己的条件、自己的阶段发展起来的，然而事先必须有名称存在。句子仅在随同其诞生同时出现智性变化时才能成为概念关系。我们应该进一步假设，在高度发展的无词语言之中，特性与特征接二连三地在接续的实践过程中变成了词的形式，并且在其位置上变成了日渐牢固的结构，这便是我们目前使用的语言的原始形式。所以，所有词的语言的内部构造是基于古老的结构的基础之上的，为了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它无需仰仗词的储备及其命运。
实际上，情况恰好相反。原始的个别名称由于句法的变化而变成了一种词的体系，这类词的特性并非由于它的原来的意义而是由于它的文法的意义而得来的。名称是作为一种新的与完全独立的东西而出现的。可词类却是作为句子的元素而出现的，从这之后，醒觉意识的内容便凶猛地流进了词的世界，它们呼吁在词的世界中获得标明及表现，最终甚至于在这种或那种式样上“都”变成了一种词，能够在思维过程中采用。
从这之后，句子便起决定性的作用了——我们说话是用句子而不是用词。经常有人试图为两者下定义，但从未成功。按照芬克的意见，词的形成是一种心理的分析活动，句子的形成却是一种心理的综合活动，前者先于后者。作为印象而被接受的同一现实的理解各不相同，因而词能够从非常不一致的观点中获得解释，这是能够证明的。然而按照惯常的定义，一个句子是一种思想的语言表现，是表现说话者心灵中几种观念的联系的一种象征（保罗如此说）。依我而言，从句子的内容去解释它的性质是极不可能的。事实仅是我们将那些相对最大的机械单位称为使用的“句子”，将那些相对最小的单位称为“词”。文法规则在这个范围内是有效的。但当我们从理论转到实践时，我们看到，惯常使用的语言并不是这样一种机械结构；它不遵循规则而遵循节奏。因而，把要转达的事情依照句子排列起来的方式先验地包含了一种种族特性。塔西佗与拿破仑所说的句子不同于西塞罗与尼采所说的句子。
英国人依照句法排列自己的材料，这与德国人所使用的方法不一致。并非观念与思想而是思考，是生活的种类、血统，在原始的、古典的、中国的与西方的言语团体中确定了句子单位的类型，随后便确定了词对句的机械关系。文法与句法的界限应当放在言语的机械方面停顿之处和说话的有机方面开始的地方——用法、惯例、一个人用以表现自己的方式的体相方面。另一个界限在词的机械结构变为声音形成与表现的有机因素的地方。我们甚至根据英文“th”发音的方式来识别移民的子女——这是土地的一种种族特质。只有在这个范围内的东西才能够正当地称其为“语言”，它具有体系，是一种技术工具，并且能够被发明、被改善、被改变及变陈旧；相反，发音与表现是属于种族的。只要听见一个我们所认识的人的发音，无需面对他，我们便能识别他，不但如此，我们还可以识别一个异族的成员，即使他能够说绝对没有错误的德文。巨大的声音变异，像加洛林时代的古代高地德语与哥特时代晚期的中古高地语，是存在地域界限的，并且它们仅影响语言的说出，并不影响句子和词语的内部形式。
我刚才说过，词是句子中相对来说最小的机械单位。一种人种习惯这些单位的方式最能代表其思考特征。对于班图黑人，一件他所看见的东西首当其冲是属于很多种理解范畴的。表示这个东西的词语相应地包括一个核心或语根与很多单音节的字首。当他谈到田野中的一位妇女的时候，他大概是这样说的：“活的、一个、大的、老的、女的、外面的、人”；在这里共有七个音节，但它表示一种单一的、头脑清晰的但在我们认为非常陌生的理解行动。在有些语言中，词几乎是与句子具有相同的广度的。
文法的表示逐渐代替了身体的或声音的表情，这种代替就这样变成了句子形成中的具有决定性的因素，但它从没有完成。并不存在纯粹的词的语言。以词说话的活动愈来愈准确，这是因为通过词的声音，唤起了我们的意义的感觉，它又通过词组的声音进一步引起了关系的感觉。我们对于语言的训练，让我们从这一简省的叙述的形式中，不但能够了解到光的事物与光的关系，并且也能够了解到思维的事物与思维的关系。词只被命名，并未被确切地运用，听者必须去感知说者的意思。只有这才等于言语，因而，容貌与声调对于了解现代言语起到了比大家所公认的还大得多的作用。实词符号能够设想为甚至在很多动物中也存在，可动词符号决不存在。这种历史多少导致了词的言语形成的终止，这种历史的最后一件大事就是动词的产生。这从一开始便假设了一种十分高度的抽象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