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实词是那种使在照明空间中被感觉所认知的事物也将在沉思中被唤起的词，但动词却描写变化的类型，这种变化类型是不能被人看见的，是通过注意个别情况的特性、通过从中抽取概念，从变化万千的光的世界中提取出来的。“降落的石头”本是一种单位印象，然而我们首先将运动与被运动的东西分开，然后将“降落”作为其他无数多种多样的运动——下沉、蹒跚、绊倒、滑倒——中的一种加以区分。我们看不“见”那种区分，但我们“知道”它。逃和跑之间的区别，或者飞和飘之间的区别，全都超出了它们所产生的视觉印象，只有通过一种受过词的训练的意识才能充分了解个中的差别。然而，因为这种动词思考的关系，甚至生活本身也能被沉思活动接近了。
从留在醒觉意识中的生动的痕迹中，从生成之物的环境（单纯模仿性的姿势语言对其不过问、不考察）中，生活本身的东西——也就是，出现的一次性——无意识地被淹没了，而余下的，作为一种原因的结果（风飘、电闪、农民耕作），在纯粹外扩的描写中便被放入了符号体系的合理位置。一个人必须全身心埋头于主语和谓语、自动和它动、现在和完成等固定的确切性中，才能看出理解在这里如何完整无缺地掌握了意义及非心灵的实际。在实词中，一个人还能将心理的东西（观念）视为视觉物的副本，可是在动词中，某些无机的东西被用于替代了某些有机的东西。我们是活着的这件事实——也就是，我们在这一瞬间感知某些事物——最终成为某些被感知的事物的一种特性。被感知的东西在词的思维中沿续下去——现在时态的“是”。因而最终形成了思想的各个范畴，依据什么是固有的，什么不是固有的而分成很多等级；因而，时间作为一种空间、宿命作为一种原因、活的事物作为化学的或心理的机制而出现。数学思想、词法思想与教义思想的形式便是如此产生的。
通过这种方式来看，产生了那种在我们看来与人的本质似乎是无法分割的不一致性，但事实上它只是词的语言在其醒觉意识中起到了支配作用的一种表现。这种我你之间的交往工具，因其非常完善，从动物的感性领悟中形成了一种用词来进行的代替感觉的思考。没有意义的思考——所谓的“吹毛求疵”——便是用词的意义跟自己谈话。它是除了词的语言之外并没有语言来辅助的活动，而且随着语言的完备成为各种人类的生活习惯的特点。言语和说话，其严格的与无生气的分离令言语的吐露不可能包括所有真理，这在词的符号体系中有着特别深远的后果。
抽象思考在于运用一种有限的词的结构，而试图将生活的所有无限的内容包容进去。概念扼杀了存在，而且歪曲了醒觉的存在。很早之前，在语言历史还在壮年时期时，当理解为了保持自己对感觉的支配地位仍须进行斗争的时候，这种机械化对于生活是无关紧要的。然而现在，人从一种偶然地进行思考的存在变成了一种思考着的常在，而且任何一个思想体系的理想便是干脆要让生活服从理性的支配。因为仅承认已知的东西有效，而将现实的东西诋毁为虚伪与幻念，这种理想达到了理论上的目的。因为强令血统的呼声在共同伦理原则的面前保持沉默，这种理想达到了实践的目的。
逻辑学与伦理学都是智性的绝对与永恒真理的体系，相对应地，对历史而言，它们却并非真理。在思想领域之中，不管内心的眼怎样完全压倒了外在的眼，但在事实范围以内，对永恒真理的信念却仅是存在个人头脑中的一种微不足道与荒唐的舞台剧。一种思想的真实体系是绝对无法存在的，由于并没有什么这样的符号可以代替现实。渊博的与忠实的思想家们常常得出结论，认为所有认识都是先验地被它自己的形式所制约的，同时却永远达不到词意所指的东西——这也不同于技术，在技术中，概念本身是工具却非目的。这种不可知论也是与任何一个真正的哲人的直觉相符合的，也就是生活的抽象原则只有视作词藻、视作日常使用的陈腐箴言才是可以被接受的，生活便在这种词藻与箴言下面向前流动，好像它已一向这样流动过一样。最终，种族比语言更加强有力，因此在所有伟大名称之下，对生活产生过影响的是思想家，在于他们独特的人格，而不是他们那些变化多端的理论体系。
因此，从词的语言的内部历史去看，它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在高度发展而无词的交往语言中出现了最初的名称——一种新的理解的单位。世界作为一种秘密而觉醒，这时开始了宗教的思想。第二阶段，一种完整的交往语言逐渐演化为文法的价值。姿势变成了句子，句子则将名称转变为词。更进一步，句子成为面对感觉的理解的大学校，同时，在句子的结构中，一种对抽象关系的日趋精细的意义感觉导致了许多词形变化，这种变化尤其表现在实词与动词、空间的词与时间的词上。这是文法的繁盛时期，这段时期，我们也许能够（虽然应该有所保留）估计为埃及与巴比伦文化诞生前的两千年。第三阶段的特征是词形变化的快速趋向衰微及同时出现的句法对文法的代替。人类醒觉意识的智性化的进展在这一时期非常大，以至于他不再需要词形变化的感觉支持，他还放弃了词的形式的旧华饰，而利用语风（不变词、词的位置、节奏）的最模糊的细小变化，自由而自信地进行交往。因为用词说话，理解控制了醒觉意识，今天它正从可感觉的语言机构的种种限制中解放自己，并朝着纯粹的智性机构前进。产生接触的是心理，而非感觉。
语言学历史是基于生物学的水准而成为这样的，因而是属于作为一种类型的人类的，在它的第三阶段中，高级文化的历史现在插入了一种全新的言语，一种远距离的言语——书写——这是一种具有巨大内在力量的发明，因而在词的语言的宿命中，再次出现了一次突然的决定性的转折。
埃及的书写语言于公元前3000年之前已处在一种迅速的文法解体的状态之中；同样，苏末的文学语言被称作eme-sal（妇女的语言）。中国的书写语言——它面对着中国的土话早已经单独形成一种语言——即使在最古老的著名的原文中也是一点也无词形变化的，只有最近的研究才认为它曾经有过词形变化。我们所知的印欧语系仅是处于一种彻底崩溃的状态中的。关于古吠陀经（大约在公元前1500年）的格，古典语言在一千年后仅保留了一些断片。从亚历山大大王时代起，在普通的希腊化希腊文的语尾变格中，没有了双数，也彻底没有了动词变位中的被动语态。
西方语言尽管具有各种各样的想象得到的起源——日耳曼语源自原始的语系、罗马语源自高度文明化的语系——但在同一方向进行修饰，将罗马字的格减少成为一个，英文的格在宗教改革之后变为了零。德语在19世纪初年肯定扔掉了属格，现在正在取消与格。我们只要将一篇艰涩而简洁的散文——像塔西佗或蒙森的散文——“倒译”为某种十分古老而富有词形变化的语言，我们便能够认识到，符号的技巧当时是如何化约成为思维的技巧的，后者仅需要将符号——简化了但非常富于意义——作为游戏中的棋子一样加以利用，以致仅有那种特殊的言语交际的内行才可以理解。因此，对于西欧人而言，神圣的中文原文永远是难以企及的禁书；关于其他文化语言的原始的词，情况也是如此——希腊文的与梵文的Atman（自性）和Braman（婆罗门）——表示了他们各自的文化的世界观，那是没有在那种文化中养育起来的人所无法理解的。
语言的外部历史对我们恰好失去了其最重要的部分。其青春时期深处于原始时代之中，在那时候（重复一下我们以前已说过的吧）我们应将“人类”想象成消失于土地广阔空间上的很多分散的非常小的群的形式。当彼此接触对他们成为习惯（最后成为自然）时，一种精神的变化就发生了，但是相应地，毋庸置疑地：这种接触首先是通过言语去发现，随后又通过言语去加以调节或加以排除的；同时，被人所住满的土地的印象第一次让醒觉意识达到了紧张的、聪明的机敏性的程度，在强大的压力下词的语言表面化了。因此，文法的诞生可能是与伟大的数的种族特点相联系的。
从此以后，除了已存的文法体系的新的派生词以外，便没有别的文法体系出现过了。关于这些真正的原始语言及其结构与声音，我们一无所知。我们后来看到的只是完整的与发展了的语言学体系，每个人用它，每个儿童学习它，好似那是一种十分自然的东西似的。我们觉得很难想象的是：事物可能曾经不是这个样子的；或许听见此类奇怪、难解的语言时会同时产生一种恐惧的战栗——像一种在历史时期中已被、现在还被文字所激起的敬畏一样。可是我们毕竟应考虑这样一种可能：在一段时间内，在没有言词交往的世界中，词的语言构成了一种贵族的特权，一种被嫉妒地保持着的阶级秘密。我们有数不清的例子——外交家与他们的法文、学者与他们的拉丁文，僧侣与他们的梵文——表示可能有过这种倾向。
纯种的人有一种自负，就是他们相互说起话来能让外人不能了解——这是一种对任何一个人而言共同的语言。与人发生“谈话之交”成为一种特权或自夸。因而，用文学语言与受过教育的人谈话，轻视方言等等也成了真正资产阶级的自负的特征。只有我们——生活在文明中的人，才让儿童学习书写就像学习走路一样平常——在所有以前的文化中，这是一种罕有的成就，只有少数人能指望。我相信，词的语言的情况一度也是如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