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又是城堡与教堂的对立：业绩与真理哪一个会持续下去呢？档案保管人的“资料”保存事实，圣经则保存真理。纪录与文献对于前者的意义，便是圣书注释与图书对于后者的意义。因而，除了祀拜建筑之外尚有一些并没有被装饰品所装饰而本身便是装饰的东西——这便是书。所有文化的青春时期的艺术历史应当从文字甚至碑铭之前的草书开始。在此，我们能看到哥特式风格或枚斋风格的最纯粹的本质。没有任何装饰具备文字形状或一页手稿所具有的内在精神；除了回教寺院墙壁上的可兰经文之外，阿拉伯风格在任何地方也没有如此完善。还有字首的伟大艺术，饰边图形的建筑，封面的雕塑！在一种库费文字的可兰经中，任何一页都有一幅绣帷的效果。一本哥特福音书便是一座小教堂。至于古典艺术；十分有意义的是：它并未用它的修饰去进行美化的唯一的东西便是文字与书卷——这是一种因为对持久的事物的坚决憎恶与对技巧不安于仅作技巧的轻视而引起的一种例外。在希腊或在印度，我们找不到与在埃及一样的那种碑铭艺术。好像没有人认为一页柏拉图手稿是一种圣迹或认为索丽克里戏剧的珍本应该珍藏在卫城里。
因为城市凌驾于乡村之上，因为市民加入了贵族与僧侣及市镇精神渴望获得最高权力，书写便由作为贵族声誉与永恒真理的使者变成了商业的与科学交际的手段。印度文化与古典文化反对矫揉造作，并从外来输入解决了实际需要；字母文字作为一种谦逊的日常工具慢慢地被它们接受。与此同时并具有相同意义的是，音符文字约在公元800年时传入了中国，西方在15世纪发明了印书术；因为让大多数人接触到这种持续与距离的象征，它们便最大限度地得到了充实。最终，各种文明采取了最后一个步骤，把它们的文字变成了实用的形式。正像我们已经看到的，约在公元前2000年时，埃及文明中字母文字的发明纯粹是一种技术革新。
同样，中国的奥古斯都的大臣李斯在公元前227年创造了中国的标准文字。最后，在我们自己中间——虽然我们还极少有人领会到这个事实的真正意义——一种新的书写文体出现了。因为发现了新朋友，埃及的文字就被证明为不是什么最后的与最完善的东西了，这就是我们的速记术，它不但意味着书写的简化，并且意味着一种新的与高度抽象的交往方式压倒了字母文字。事实上，在未来的几个世纪之内，速记类的文字形式可能完全将字母取而代之。
是不是能够如此早便去试写一部文化语言的形态学呢？当然，科学甚至尚未发现有这样一项任务。文化语言是历史的人的语言。其命运并非是在生物学的时间里得到实现的，而是随着绝对有限的人生的有机演化来实现的。文化语言是历史的语言，这句话的意思主要是讲，并没有一宗历史事件与一种政治制度不是部分地被它所使用的语言的精神所决定的，相反，历史不会影响那种语言的精神形式。拉丁文句子的结构也是罗马历次战争的另外一种后果，战争给罗马带来胜利，迫使整个民族从行政的角度去进行思考；德语的散文哪怕是今天还在缺乏确定的规范方面带有三十年战争的痕迹，还有，假如最古老的《圣经》并不是完全用希腊文写成的，而如曼第安教徒的圣书一样是以古叙利亚语形式写成的，那么早期基督教教义一定会获得一种别的式样。
但是，这句话的次要意思是说，世界历史依靠文字作为交往的主要方法——依赖到了一种研究者至今未想象到的程度。国家（按这个词的较高意义说）以通过书写进行沟通为前提；所有政治的形式都是绝对地被这样一种意义所决定的，即民族的政治的与历史的思想在任何一种情况下都是与宪章及公文，与签字，与政论家的作品有关的；立法方面的斗争就是对一种成文法或赞成或反对的斗争；宪法用整段整段的文字来替代物质的力量，并将书写提高到一种武器的高贵地位。言语属于现在，书写属于持续，但是同样地，口头的理解是与实际的经验连结在一起的，而书写却是与理论思维联系在一起的。一切晚期的内部政治史，大部分都能够追溯到这种对立。变化无穷的事实抗拒“文字”，而真理却需要文字——这便是世界历史的两极的对立，这种对立在所有文化的重大危机中都以这种形式或以那种形式出现。其中一极生活在现实中，而另一极却从表面上修饰作品；所有伟大的革命先都有一种文学。
在第10世纪，出现了一群西方的文化语言。有效的语言群体——也就是日耳曼语与罗马语的各种方言（包括僧侣的拉丁语）——在一种单一的精神影响下发展成为文字语言。认为从900年到1900年的德语、英语、意大利语、法语及西班牙语的发展具有不同的性质，就似从公元前1100年到帝国时期希腊语与古意大利语（包括埃特鲁里亚语）的历史具有不同的性质那样，这是难以行得通的。但是，是什么东西，不管语系或种族的扩展区域单独从文化的图景范围中获得了特殊的一致性呢？在公元前300年以后，希腊化语言与拉丁文都经历了哪些共同的变异——在发音与语风上，押韵上、文法上或者风格上？在公元1000年之后，有哪些东西出现在德语与意语中而未出现在意语与罗马尼亚语中呢？这些问题和别的类似的问题都还没有经过系统地研究。
任何一种文化在觉醒时都发现自己面前已有农民语言，也就是没有城市的乡村言语，它们是“永存的”，几乎与重大的历史事件不产生关系，它们作为不成文的方言，在晚期文化及文明中仍然继续向前发展，并且缓慢地发生一些几乎不可察觉的变化。今天，在这项上产生了两个原始等级的语言，作为具有文化而且本身便是文化的觉醒关系的最开始的表现。此外，在贵族与僧侣的圈子里，语言变成为文化语言，特别是，说话与城堡有关，而言语则与教堂有关。因此，在演化开始时，植物性便与动物分离开了，活东西的命运便与死东西的命运分离开了，理解的有机方面的命运便与机械方面的命运分离开了。由于图腾方面肯定血统与时间，而禁忌方面则否定它们。
我们到处都碰上，并且老早便遇到了各种死板的宗教语言，其不可变性保证了其神圣性，还有早已死去或对生活是陌生的、并受到人为的拘束的体系，它具有表达永恒真理所必须的严格的语汇。古吠陀文僵化成一种宗教语言，而梵文却成了学者的语言。古王国的埃及文永久变成了僧侣的语言，因而，在新帝国，宗教的信条是与赛里祭司团的赞歌及奥古斯都时代祈年团的赞诗一样地难懂。在阿拉伯的前文化时期，巴比伦文、希伯来文与阿维斯塔经文同时不再作为日常语言应用——可能在耶稣诞生前第2世纪——事实上，正是由于这个原故，犹太人与波斯人将这些文字用在其经文上而不用阿拉米文与培利维文。基督教会的哥特时代的拉丁文、巴罗克时代学者所用的人文主义者的拉丁文，俄罗斯的教会斯拉夫文，毋庸置疑地还有巴比伦的苏末文也具有相同的意义。
与之相反，说话的养成的地方是古代的城堡与法庭。活的文化语言是在此形成的。说话是言语的习惯、其方式——音调与语风的“好形式”，精巧的选词与表现方式。这些东西全部都是种族性的一种标志；它们并不是在修道院的密室中或文人的书房中学来的，而是在优雅的交际中和从活的范例中学来的。在贵族社会里，作为贵族的特征，荷马的语言也像十字军的古法语与霍亨斯陶芬的中古高地德语一样，是从乡村的日常谈话中建立起来的。当我们将伟大的史诗诗人、歌唱诗人与抒情诗人说成是语言的创造者之时，我们应该记住，他们在语言方面也如在别的方面一样是在贵族圈子中活动并开始受到训练的。文化因此而成熟的伟大业绩是种族的成就，而并不是行业的成就。
另一方面，僧侣的语言是从概念与结论开始的。它努力想去最大限度地改善词及句式的土语能量。结果便产生了学者语言与庙堂语言之间、智力的习语与社交的习语之间的有增无减的差别。柏罗提那和多马斯·阿奎那的表达方式之间，吠陀经和《米示纳篇》的表达方式之间有一种共同的成分，超出了各种语系的所有区划。西方所有成熟了的学者语言——德文、英文与法文一样将自己源自学者的拉丁文的明显标志带到现在——的起点便在此，术语与逻辑句式的所有方法论的起点因而也在此。这种“社会”理解方式与科学理解方式之间的对立直到晚期还在不断更新。法文的历史的重心肯定是在种族方面；也就是在谈话方面。
在凡尔赛宫廷里，在巴黎的沙龙中，阿瑟传奇的珍贵精神发展成为“对话”，为古典的谈话艺术，这种谈话艺术的权威是被所有西方公认的。爱奥尼亚——阿提卡语也是完全在僭主的大厅及宴会后的余兴中形成的，这个事实为希腊哲学带来了重大困难：因为这之后，再去用亚尔西巴德的语言讨论三段论法差不多便不可能了。另一方面，巴罗克时代的决定性时期的德语散文不具有让它达到卓越境界的中心点，因而即使现在它在风格上还介乎法文和拉丁文——宫廷语言和学者语言——之间，依照作者的直觉，将自己表现得好或表现得正确。我们的古典作家因其语言是起源于办公室或书房的，因他们在城堡与小朝廷里当过教师，确实具有个人的风格，别的人能够模仿这类风格，但无法创造出一种独特的能作所有人的标准的德语散文。
在这两种阶级语言之外，因城市的兴起又有了第三种阶级语言，也就是资产阶级的语言，它是真正的文字言语，理智而实用，是一种最严格意义上的散文。它轻微地摇摆在上层社会的表现方式和学者的表现方式之间，一方面往往是想出新的说法及趋时的词，另外一方面坚定地保持现有的观念储备。但在本质上，它具有一种商业的性质。面对着“人民”的没有历史、没有变化的语法（那是路德等人所采用的，曾经引起其浅薄的同时代人大加诋诽），这种语言感到自己是一种阶级标记。随着城市支配地位的最后胜利，市镇言语吸收了上流社会的言语与学者的言语。在大城市居民的上层出现了标准的、易于理解的实用的通用语言，那是其文明的产物与象征，对方言与诗同样厌恶——它是一种十分机械的、准确的、冷淡的东西，极少用手势来帮助表达。这些最后的无家的、无根底的语言，任何商人与脚夫都能够学习——迦太基与奥克萨斯河流域的希腊化语言、爪哇的中国话、上海的英语——为了理解它们，谈话并不重要的，是无意义的。假如我们要问是哪些东西真正创造了这种语言，我们认为那并不是一个种族或一种宗教的精神，而是经济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