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化西方的没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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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章 城市与民族 (丙)原始人、文化民族、费拉(1)

(丙)原始人、文化民族、费拉

最后——假如非常小心的话——我们有可能研究“民族”这个概念,并将有关民族形式的混乱状态整理好,这种混乱状态被现代的历史研究弄得比以前更紊乱了。没有一个词如民族这个词被用得更随便、更加不严谨,但又没有一个词比它需要经受更严格的批判。即使是十分谨慎的史学家也免不了这样的麻烦,就是将自己的理论基础阐明到一定程度后,回头又把民族、种族成分与言语团体完全等同起来。假如他们发现了一个民族的名称,它便不难也被当成一种语言的名称。假如他们找到了一块带着三个词的铭文,他们便可以自信地说他们已经确定了一种种族联系。假如有少数“语根”相吻合,那么,那遮盖在背景上的具有原始住处的原始民族的帷幕马上便被拉开了。现代的民族主义精神只是加强了这种“按民族进行思考”的倾向。

可是,希腊人、多里亚人或斯巴达人是否是一种民族呢?假如罗马人是一种民族,那么,我们又该如何看待拉丁人呢?我们将公元前400年前后一部分意大利居民称为“埃特鲁里亚人”,那又是怎样的一种单位呢?他们的“民族性”是否与巴斯克人与色雷斯人一样实际上是依照其语言构造来决定的呢?“美洲人”、“瑞士人”、“犹太人”、“布耳人”等词里含有怎样的种族上的意义呢?血统、言语、信仰、国家、图景——在这全部中,哪一个对民族的形成是具有决定性的呢?一般地说,血统与语言的各种关系仅是经由学术的方式确定的,普通人对它们完全并未意识到。“印欧体系”纯粹只是一种科学的概念,特别只是一种语言学上的概念。亚历山大大帝想将希腊人与波斯人融合成一体的企图彻底失败了,最近我们已经体验到盎格鲁-德意志的共同感情的真正力量。但“民族”是人所意识到的一种连结。在一般用法里,一个人将自己所属的许多团体中在精神上与他最接近的一个团体——带着感情地——称作他的“民族”。

然后他将这种概念的用途扩大至形形色色的集体中去,其实,这个概念是十分特定的,是从个人的经验中得来的。对凯撒而言,阿弗奈部落是一个“城社”;对我们而言,中国人是一个“民族”。因而,构成一个民族的是雅典人,并非希腊人,事实上仅有少数人像伊索格拉底才认为自己首先是希腊人。因而,兄弟二人一个能够将自己称为瑞士人,另一个同样有权将自己称为德国人。这些并非哲学的概念而是历史的事实。一个民族是一个个人的集合体,它觉得自己是一个单位。在这个意义上,斯巴达迪人认为自己是一个民族;公元前1100年时的“多里亚人”可能也如此,但公元前400年时的多里亚人肯定并未如此觉得。十字军的军人在参加克勒芒宣誓时真正变成了一个民族;摩门教人在1839年从密苏里被赶出来时也是一个民族;当玛美尔提尼人想要为他们自己取得一个避难的堡垒时也是如此。这种形成原则对雅各宾党人与海克索人难道就大不相同吗?有多少民族有可能是起源于首领的随从或者是起源于一群逃亡者呢?这样的团体能够变换种族,像作为蒙古人在小亚细亚出现的奥斯曼人;会变换语言,像西西里的诺曼人;会变换名称,像亚该亚人和丹奈人。哪里有共同的感情,哪里便有如这样的民族。

我们必须将民族的命运与它的名称区别开。后者常是我们唯一还能理解的东西;但是,我们是不是能从一个名称中正当地得出关于历史、家世、语言、甚或仅是关于被指认具有这个名称的人的任何结论呢?在这个问题上,历史研究者又一次地该受到责备,由于不问他有怎样的理论,实际上他已经将名称与具有名称的人之间的关系简单地像对待现在的人名一样去处理。我们对于这个领域中的未加研究的问题的数目是不是具有任何概念呢?首先,命名行动的本身在各种早期的团体中是十分重要的。由于有了一个名称,一群人便有意识地用一种神圣的高贵感来激励自己。

但在此,祀拜名称与战争名称可能同时存在;土地与传袭可能提供别的名称;部落名称可能与一个民族英雄的名称互相交换,例如奥斯曼人的情形;最后,数不清的外来的名称可能应用在一个集体的边疆,而在这个团体中只有一部分人听说过这些名称。假如只有这些名称流传下来,关于拥有这些名称的人的结论事实上便无法避免地会是错误的。法兰克人、阿勒曼人与萨克逊人的神圣的名称毫无疑问地代替了瓦鲁斯战争时期中的大群名称——但是,假如我们恰好不知道这个事实,那么,老早之前我们便会相信这里曾经发生过旧部落被新侵入者赶走或消灭的事情。“罗马人”与“奎莱提兹人”,“斯巴达人”与“拉栖第梦人”、“迦太基人”与“布匿人”等名称已经并存下来——在这里又有一种危险,即将一个民族看成两个民族。

我们将永远无法知道“皮拉斯斋人”、“亚该亚人”、“丹奈人”等名称之间有何关系,假如除了这些名称之外,我们什么也不知道,学者便会将每一个名称看作一个不同的民族,认为各自有完整的语言与种族因缘。不是曾经有人企图从“多立斯”这个地域名称中得出关于多里亚人迁徙行程的结论吗?一个民族是不是时常采用一块土地的名称并且将它接受下来呢?现代的普鲁士人便是如此,但是现代的帕西斯人、犹太人与土耳其人也是如此,而勃艮第与诺曼底的情形却相反。“希腊人”这个名称大约开始在公元前650年,所以无法与任何人口移动联系起来,洛林即罗特灵根的名称,得自一个完全不重要的君主,那和一种传袭的决定有关系,而与民族的迁徙无关。巴黎在1814年将德意志人称为阿勒曼,在1870年称为普鲁士人,在1914年称为波希——在其他场合下,这些名称或许被认为包括三种不同的民族。在东方,西欧人被叫做法兰克人,犹太人被叫做西班尼奥人——这件事实非常容易用历史事件来说明,可是一个语言学家仅由这些词中会得出什么呢?

假如公元后3000年时的学者还利用现在关于名称、语言遗迹的研究方法及关于原始的家及迁徙等概念去进行工作,我们真无法想象他们会得到怎样的结果。例如,约在1300年时条顿的武士们赶走了异教徒的“普鲁士人”,而1870年这些人在流动中却突然出现在巴黎的大门口!罗马人在哥特人的压力下从台伯河流域迁徙到了下多瑙河!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也许定居在波兰,在那里说拉丁话吗?查理曼在威悉尔河打败了萨克逊人,他们因而迁徙到了德累斯登附近,他们的地方被汉诺威人占据了,按朝代的名称来看,汉诺威人的原始居住区又在泰晤士河!写下名称的历史但不写下民族的历史的历史家们忘记了名称也有其命运。因而,语言及其迁徙、变异、胜利及失败也是一样,即使要想证实存在过与它有关的民族也是不会有结果的。印欧语言研究工作特别犯了这种根本性的错误。

假如在历史时期中,‘普发尔次”与“喀拉布里亚”两个名称曾经搬来搬去,假如希伯来人曾经被从巴勒斯坦赶到华沙,波斯人被从底格里斯河赶到印度,那么,从埃特鲁里亚人的名称的历史及从勒漠诺斯岛上的所说的“替尔西尼”铭文之中,我们能得出怎样的结论呢?从法国人与海地黑人使用共同的语言来看,能不能说他们曾经组成过一个单一的原始民族呢?现在在布达佩斯与君士坦丁堡之间的地区,人们讲两种蒙古语、一种闪米特语、两种古典语和三种斯拉夫语,这些言语团体觉得其本质上都是民族。假如我们在此这里要构建一部迁徙史,方法上的错误会通过某些奇怪的结论显示出来。“多立斯”是一种方言的名称——这点我们是很清楚的,也是我们所知道的一切。毋庸置疑,这群方言中有少数很快地便传开了,但是这并不能证明使用它的人类族系的传布,甚至无法证明其存在。

因而,我们发现了现代历史思想中的独特观念。假如一个历史家碰上一个获得过某种成就的民族,他便觉得他应该替这个民族回答一个问题,便是:它由哪里来?有一个来处、有一个原始的家,这是一个民族的尊严所要求的。说一个民族被我们找到的地方便是它的家,这差不多是一种侮蔑性的臆断。四处遨游是原始人类所怀抱的传奇动机,但其被用在严肃的研究工作中也变成了一种纯粹的狂热。到底是不是中国人侵入了中国,或埃及人侵入了埃及,谁也不去研究,问题永远是,他们是在何时及从何处侵入的。认定闪米特人起源于斯堪的纳维亚或雅利安人起源于迦南,比放弃原始的家这个概念还要省力一些。

今天,关于所有早期人口都是高度流动的这件事实是毫无疑问的了。比方说,利比亚人问题的秘密便在这个事实当中。利比亚人或他们的祖先是讲哈姆语的,可是,即使是从古埃及的浮雕看来,他们都是白肤金发碧眼的人,因而,毫无疑问地是源出北欧的。可以确定的是,在小亚西亚,从公元前1300年以来至少有三个迁徙层,它们或许与“航海民族”在埃及的几次侵袭有关,在墨西哥文化中也有某些类似的情形表现出来。但是,关于这类移动的性质,我们一点也不清楚。不管怎样,现代历史家所喜欢描绘的迁徙是无疑的——被紧密推动的民族大群大群地穿过陆地,他们自己向前推进或被人推到某些地方,最后定居下来,并非民族本身的变化,而是我们对他们所形成的概念损害了我们对民族的性质的看法。现代意义的民族并不去流浪,而古代的流浪民族也肯定要先加以十分仔细的考察才能贴上流浪的标签,由于这种标签并不永远表示同一件事。

永远归于这类迁徙的动机是没有特色的,是符合发现它的时代的——这便是物质的需要。在正常情况下,饥饿会产生一种非常不同的力量,它当然只是迫使种族的人离开老家的最后一种动机——虽然能够理解,当这些人群突然遭到军事上的障碍时是常会感到饥饿的。毋庸置疑,在这种率直、强悍的人身上,那想在自由的空间移动的原始的、小宇宙的渴望,在其心灵深处作为爱冒险、爱勇敢、爱权力与掠夺的心情并作为对事业、屠杀、英雄的牺牲等差不多我们所无法理解的炽烈愿望涌现出来。毫无疑问,内部的斗争或对强者的报复的恐惧也常成为迁徙的动机,但这也是一种强悍的、果敢的动机。这类动机是有感染性的——“留在家里的人”便是一个懦夫。难道十字军或科尔蒂斯与比撒罗的远征或者我们现在的“疯狂的西方”开拓者的冒险也是由普通的身体上的饥饿所带来的吗?在历史上,我们发现,一小撮侵入广阔的土地的人,往往是由血统的呼声、由追求高级命运的渴望所驱使的。

而且,我们还应该考虑一下被侵入的国家的形势。其特征往往是多多少少地有改变的,但这些改变不只是因为外来移民的影响,而是越来越多地由于定居居民的本性的关系,他们最后在数量上是占有压倒的优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