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此之后，在彼得堡的四周所发生的任何一件事便都被真正的俄罗斯看成是谎言、是毒药。对欧洲产生了一种真正与生俱来的憎恨，而“欧洲”便是俄罗斯之外的全部，包括雅典与罗马在内，正和枚斋世界当时认为古埃及与巴比伦是古代的、异端的、魔性的相似。阿克隆科夫在1863年曾写信给陀思妥耶夫斯基说：“俄罗斯人民解放精神的首要条件是，它应该倾尽全力、殚精竭虑地憎恨彼得堡。”莫斯科是神圣的，彼得堡却是撒旦的。一个流传非常广的民间故事将彼得大帝描写为基督的敌人。阿拉米的假晶现象正是如此，“它在自玛卡比时期的《但以理书》与《以诺书》到耶路撒冷毁灭之后的《约翰福音》、《巴鲁书》、《以斯拉第四书》等所有启示录里，都攻击基督的敌人安泰奥卡斯，攻击巴比伦偶像所崇拜的罗马，攻击精美与富丽的西方城市，攻击所有的古典文化。其所有作为：文雅的社会、精巧的艺术、阶级、异邦和它的文明化的外交、司法、行政等等，全是虚伪的、不干净的。
俄罗斯的与西方的虚无主义、犹太基督教的与晚期古典的虚无主义间的对立是非常明显的——前者是对于外来文化毒害本土中的、还没有诞生的文化的憎恶，后者却是对于自己固有文化的过度成长的厌恶。深刻的宗教情感、与生俱来的闪光、大觉醒时的战栗畏惧、形而上学的梦想及迷恋等等全都是属于一种历史的开始的，正像精神清彻的痛苦属于一种历史的结束一样。在此两种假晶现象中，它们混起来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说：“现在街道上与市场中的任何一个人都在考虑信仰的性质。”对于以得撒或耶路撒冷也能够如此说。1914年前的那些俄罗斯青年——肮脏、惨白、超脱、抑郁地藏在角落中、时常醉心在形而上学里，用信仰的眼光看待所有事物，哪怕表面谈论的题目是选举权、化学或妇女教育问题，也是这样——他们便是希腊化城市中的犹太人与早期基督教徒，对于他们，罗马人是以一种高傲的嘲弄与暗中害怕的混合的心情去看待的。
沙皇俄国没有资产阶级，一般地也没有真正的阶级制度，而像法兰克管辖地一样只有领主与农民。没有俄罗斯城镇。莫斯科只是一座环绕着一片广大市场的有堡垒的住处（克里姆林宫）。以后出现的并将其环绕在中间的模拟型城市，与俄罗斯本土上的别的城市同样是为了满足宫廷、政府与商人的需要并提供给他们利用的；但对城里的居民来说，在顶层的是一种传奇的体现、一个想要发现问题与冲突的知识阶层，在底层的是被赶出土地的农民和他们自己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所有形而上学的抑郁、忧虑与痛苦，他们永远怀恋着广阔的大地，强烈地憎恨基督的敌人引诱他们走进了没有感情的灰色世界。莫斯科并没有自己的精神。上层社会的精神来自西方，下层阶级从乡村带来了心灵。在这两个世界之间并未彼此了解，并未交往，也未宽恕。为了了解这一假晶现象的两个代言人及牺牲者，将陀思妥耶夫斯基当作是农民，将托尔斯泰当作是西方社会的人便够了。他们一个在心灵上绝对无法离开土地；另一个却是，虽然拼命努力，却永远无法接近它。
托尔斯泰代表的是过去的俄罗斯，陀思妥耶夫斯基代表的则是未来的俄罗斯。托尔斯泰的内心是与西方联系在一起的。虽然他自己并不承认，他是大彼得主义的伟大的代言人。西方并非永远无消极面的——断头台也是凡尔赛的一个亲生女儿——托尔斯泰虽然对欧洲生气，他却永远无法摆脱欧洲的束缚。因为恨欧洲，他便恨自己，所以他便成了布尔什维主义的祖先。这种精神的极端软弱无力及其1917年的革命，已经在他死后出版的《光在黑暗里发亮》一剧中得到承认了。如此的憎恨，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并不知道的。他的热爱生活的力量已经非常博大，对所有西方的事物同样也能够包容——他说：“我有两个祖国：俄罗斯与欧洲。”他已超越了大彼得主义与革命，他从其未来像从远方一样地回顾它们。其心灵是天生的、怀慕的、绝望的，但对这个未来则是肯定的。伊凡·卡拉玛佐夫对他的弟弟阿辽沙说：“我想去欧洲；我很清楚，我仅是去墓地，但是我也清楚，那墓地对我是珍贵的、十分珍贵的。
亲爱的死者葬在那里，他们上面的任何一块墓石都诉说这样热烈的过去的一生，都诉说着对自己的成就、对自己所持的真理、对自己的战斗、对自己的学识这样狂热的信仰，所以我事先便知道我会扑到地上，去亲吻这些墓石，去为其啜泣。”与此相反，托尔斯泰本质上是一个理解力非常强的人，是一个“开明的”、“关心社会”的人。他在身边看到的全部都是一个晚期的、大城市市民的、西方形式的问题，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却甚至连什么是一个问题都不清楚。托尔斯泰是西方文明范围内及属于西方文明的。他站在彼得大帝与布尔什维主义的中间，他与他们一样都不想接近俄罗斯的土地。他们所攻击的事情在他们用来攻击的形式中重复出现，能够辨认出来。他们的这种攻击并非与生俱来的而是理智的。托尔斯泰对财产的恨则是一种经济学者的恨，他对社会的恨是一个社会改良家的恨，他对国家的恨是一位政治理论家的恨。所以他对西方的影响是巨大的——他在各方面都属于马克思、易卜生及左拉一派人物。
相反地，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属于那一派，除非是原始基督教中使徒一派。他的《恶魔》一书被俄罗斯的知识分子批评为反动。可是他本人并未意识到这类冲突——“保守”与“革命”都是西方的术语，对他而言是没有意义的。像他这样的心灵是能够看到所有我们所说的社会的事情之外的，所以对他说来，这个世界上的事情是非常不重要的，不值得加以改良。没有一种真正的宗教是将改良事实的世界作为自己的目标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任何一个原始的俄罗斯人一样，基本上感觉不到有这样一个世界，他生活在一个第二的、形而上学的彼岸的世界之中。一个心灵的烦恼与共产主义有何关系呢？一种宗教如果竟致于去干预社会问题，它便不成其为宗教了。可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之中的实际，哪怕是在现世的生活中，也是一种直接呈现给他的宗教创造。他的阿辽沙不顾所有文学批评，甚至连俄罗斯的也不顾。他关于基督生平的著作假如写出来了——他时常打算要写——肯定会成为原始基督教的福音书似的一本真正福音书；它们是彻底独立于古典与犹太文学形式之外的。在另外一方面，托尔斯泰是一位西方小说的名家——《安娜·卡列尼娜》赛过了所有敌手——他哪怕是穿上农民的服装，也还是一个文雅社会中的人物。
在此，开始与结局会面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个圣者，托尔斯泰仅是一个革命家。托尔斯泰是彼得大帝的真正继承人，从他，也只有从他才开始出现了布尔什维主义；布尔什维主义并非大彼得主义的对立面而是其终结，是社会的东西对于形而上学的东西的最后的凌辱，事实上是假晶现象的一种新形式。如果彼得堡的兴建是基督的敌人的第一个行动，那么彼得堡所形成的社会的自我毁灭便是第二个，这是农民的心灵一定能感到的。因为布尔什维克并非民族，甚至并非民族的一部分，而是这种大彼得社会的最低阶层，与其他阶层一样，同样是外来的、西方的，但不被其他阶层所承认，所以满怀被践踏的怨恨。
社会的政治、知识分子与那在本身便是社会一部分的听众面前先是采用浪漫的然后采用经济的隐语来卫护自由和改良的文学，都是大城市市民的及“文明的”。真正的俄罗斯人是一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门徒。虽然他未读过陀思妥耶夫斯基或者别人的作品，也许由于他无阅读能力，实质上他自己便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布尔什维克认为基督也与他们自己一样仅是一个社会的革命家，假如他们的理智不如此狭隘，他们是可以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身上看出他们的首要的敌人的。这次革命的动力并非知识分子的仇恨。是人们自己，他们并无仇恨，仅是感到有祛除疾病的需要，于是便在一次变革中消灭了旧的西方精神，并将在另外一次变革中毁掉后来的新的西方精神。由于这一没有城镇的人民念念不忘的是它自己的生活方式，它自己的宗教，它自己的历史。托尔斯泰的基督教是一种误解。他嘴上说的是基督，指的却是马克思。可是，今后千百年将是属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基督教的。
在假晶现象的范围之外，古典世界对于乡村的影响越是微弱，真正封建时代的所有形式便越加旺盛地冒出来。经院哲学、神秘主义、封建节操、行吟诗人、十字军精神等全在阿拉伯文化最开始几世纪中存在过，只要我们懂得如何去找，便能够从中找到。在塞普提姆斯·塞弗茹斯之后，军团便仅剩下一个空名了，可在整个东方世界，军团则被看得与公爵的仆从一样遍及各地。官吏是被任命的，但事实上任命能够达到授任伯爵，赐予采邑的程度。在西方，凯撒的称号落到了酋长的手里，而东方却将自己变成为一种早期的哈里发政权，与成熟了的哥特式封建国家十分相像。在萨珊帝国，在豪兰，在阿拉伯南部，一个纯粹的封建时期开始了。萨巴的一位国王沙米尔·犹哈利希的勋业便似罗兰或亚瑟的勋业一样，在阿拉伯英雄故事中变成不朽，称他通过波斯，一直远征至中国。
在公元前一千年中，马因王国与以色列国同时存在，其遗迹（能够与迈锡尼、泰麟兹相比）一直伸入了非洲。但这时封建时代正盛行在整个阿拉伯，甚至达到了阿比西尼亚的群山之中。在基督教的早期，阿克苏姆出现了巨大的、具有世间最大独石结构的城堡与陵墓。站在国王背后的有伯爵（Kail）与太守（Kabir）等封建贵族，这些臣属的忠顺通常存在问题，其巨大产业日益缩小了国王和家族的权力。阿拉伯南部与阿克苏姆之间的无休无止的基督徒与犹太人的战争实质上是一种骑士性的战争，经常变成一种以城堡作基础的贵族之间的私斗。海迈丹人——他们后来成了基督教徒——统治着萨巴。在其后面站着和罗马联盟的、基督教的阿克苏姆国，其在公元300年前后由白尼罗伸张到了索马里海岸与波斯湾，于525年推翻了犹太教的希姆雅尔人。1542年，在马利布设立了一个王公的议事机构，罗马帝国与萨珊帝国全向它派遣了使节。直到现在，国内到处尚存无数巨大城堡的遗址，在以色列时代，人们全相信它们是由神力造成的。哥丹要塞共有二十层高。
萨珊帝国的统治者是“狄堪”们，也就是地方贵族，可这些早期的东方“霍亨斯陶芬”的光辉的宫廷却在任何一方面对于继承戴克里先的拜占廷宫廷都是一个榜样。即使是很久之后，阿拔斯王朝在其新都巴格达也认为最好的就是大规模地模仿萨珊王朝的宫廷生活理想了。在阿拉伯北部，在加萨尼人与赖赫迈人的宫廷中产生了真正的抒情诗人与抒情诗；早期基督教神学家时的武士诗人是用“字、矛与剑”来进行决斗的。其中之一便是犹太人撒母尔，阿尔·阿布拉喀堡的主人，他对于希拉王为了贪图五套珍贵甲胄所进行的围攻曾以坚守著名。自800年起便非常繁荣、特别盛行在西班牙的晚期阿拉伯诗与这种抒情诗的关系，与乌兰德及艾兴多夫和瓦尔特·封·得尔·弗格尔外德的关系是相同的。